周裕锴：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第一章 第四节 白话崇拜的谬见

　　禅宗语言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语言？在语言学界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提到禅宗语言，马上会联想到生动活泼的白话，会联想到活生生的语料库。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才会在语料选择上倾向于选择较早的白话禅籍，如《祖堂集》，而自动排除宋代后出的记载和阐释祖师公案的并不那么地道的禅籍。

　　于是，在汉语史研究中形成这样一个现象：为了有别于传统的训诂学重先秦两汉雅言的偏向，现代的语言学有意着力于研究唐宋以来的俗语；或者说，研究古代汉语的主要致力于传统文言文，研究近代汉语的则集中精力研治白话文和口语 近代汉语 并不等于 近代史时期的汉语 ，而是指从晚唐五代至清初的汉语， 近代汉语 是语言学上的范畴，不是历史学上的范畴。参见方一新《20世纪近代汉语研究概说》，《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1期。，不惜矫枉过正。《祖堂集》的语言由于被视为白话系统，所以得到学者们的青睐。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研究的真空地带：即不雅不俗、又雅又俗的相当一部分宋元禅籍语言在长时间无人理会。比如《祖庭事苑》里面解释的词语，有 摩竭掩室 、 毗耶杜口 、 椎击妙喜 、 透法身 之类的，既不见于传统训诂学著作，也不见于现代白话词典，甚至佛教辞典也不收。这就造成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纵使我们具有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双重知识，仍然有可能读不懂禅籍。禅籍中这种不雅不俗的特殊语言，其实是一种具有递相沿袭性的承载宗教思想的特殊 行业语 ，即所谓 禅语 。如果纯粹按照考察白话口语的态度来对待禅语，那么很容易出现方枘圆凿、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

　　事实上，在近代汉语的研究中有一种 白话崇拜 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很容易导致对禅籍中貌似白话而实为典故的词语的误解。比如寒山，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都被看作王梵志似的白话诗人，而实际上，正如宋人王应麟所说： 寒山子诗，如施家两儿事，出《列子》，羊公鹤事，出《世说》。如子张、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猎广博，非但释子语也。 （《困学纪闻》卷十八）据项楚《寒山诗注》的考证，很多看似明白如话的句子，竟也有若干典故或来历蕴藏在其中，比如寒山诗 奈何当奈何，托体归山隐 ，日本宫内省本、入矢义高的《寒山》和入谷仙介的《寒山》 托体 二字都作 脱体 。本来 脱体 二字是禅宗常用语，有白话色彩，但是这首诗的上下文是说死后归葬坟山的事，因此寒山这句诗实际上是从陶渊明《挽歌诗》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化出的，所以应当作 托体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可见，即使是寒山这样的所谓白话诗人，其实也采用了相当多有典故出处的词语。此外，被语言学家视为白话经典的《祖堂集》，其中佛教典故（内典）和世俗典故（外典）也随处可见，比如卷二《菩提达摩禅师》： 古人求法，敲骨取髓，刾血图像，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如此，我何惜焉？ 就用了四个佛教典故，而且其措辞造句都与一般白话不同。爱使用典故成语，这是汉语的一个基本特征，禅语也不例外，忽视这一特征，在解释禅籍词语的时候就往往会出错误，甚至闹笑话。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禅宗语言是复杂的合成体，文言文、白话文、汉译佛典文等等糅合在一起，很难分开。据梁晓虹《 句双纸 （禅林句集）与日本近代禅学》（《中国禅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4年）一文介绍，在日本禅林流行《句双纸》（禅林句集）一类的小册子，是为了有助于禅门初学者学习禅林偈颂、语句，练习写诗作文，或为方便入室参禅而编纂的一种实用的工具书。其中所收录的句子，既有方语俗词、熟语，也有诗句、古典语句。这种性质的册子，在中国禅林也同样存在。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个祖师的语录仿佛句句是大白话，殊不知这些白话也像杜甫、韩愈作诗一样 无一字无来处 ，是一种书面白话，或者说是一种 白话典故 。谭伟的论文《从用典看禅宗语言的复杂性》（《汉语史研究集刊》，第9辑），正是提醒研究者注意，禅语并非单纯的白话，其中用典的地方也相当多。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在禅籍语言的丛林里迷失方向。

　　因此，除了继续研究禅籍的白话之外，如何探讨禅籍里包含的其他语言现象，如行话、典故和熟语，如何研究禅语对宋元理学和诗学的影响，由此总结出特殊 行业语 与普通语言的互动规律，其间大有可为。还有，汉译佛典语言与禅籍语言之间有哪些联系和区别？早期禅籍里的活语言在后期禅籍里是否还保持着鲜活性？白话形态的语言是否也有被文字的传承凝定为僵化的死语言的可能？早期禅籍和后期禅籍文字异同中是否体现出一种宗教的、文化的书写策略？这些现象都有待进一步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