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逐渐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印光法师痛心疾首。

1936年，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人士启建护国息灾法会，此时法师尚在掩关，圆瑛法师恭请法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法师护国心殷，利生愿切，欣然允诺，以70岁高龄带一侍者，自行来沪，每天开示大众常达数小时，闻法者莫不欢喜信受。

印光法师在法会中开示道：“现在绥远战事甚急，灾祸极惨，我忠勇之战士，及亲爱之同胞，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言念及此，心胆俱碎。今晨圆瑛法师，向余说此事，令劝大家发心救济。集腋成裘，原不在多寡，有衣助衣，有钱助钱，功德无量，定得善果。要知助人即助己，救人即救己，因果昭彰，丝毫不爽。若己有灾难，无人为助，能称念圣号，佛菩萨于冥冥中，亦必加以佑护焉。余乃一贫僧，绝无积蓄，有在家弟子布施者，皆作印刷经书用。今挪出一千圆，以为援绥倡。能赈人灾，方能息己灾。”

法会期间，法师听说抗战中的绥远灾情严重，即对众发表以当时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等香仪，计2000多元尽数捐去。

1937年的一天，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里找印光法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是印光法师当即拒绝了。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的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就这样不卑不亢地给对方一个软钉子，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物。

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法师如此不客气地对待日寇军官，日寇如果恼羞成怒，兽性发作，法师可能会当场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傍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

1937年农历八月初三，在给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复信中，法师更是义愤填膺，满怀爱国热忱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并谴责汉奸助纣为虐的无耻卖国行径，字字真切，语词沉痛之至：

“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

法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挥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的当局政府权贵们深恶痛绝。他在答复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说道：

“若不论好歹，惟取其不夭，则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与夫杀父杀母之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至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