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敦煌藏经洞被开启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藏卷多为外国探险家所得，散在国外的，以分藏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处的数量最多，我国国内所藏数量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这四大家所藏，占整个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而我国各地散藏的卷子迄今尚无确切数目可知。近几年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地方收藏的敦煌文献被陆续整理发表，已经出版图录本的，计有《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六种。这些文献的发表，对敦煌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六种地方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共计1729号（件），并附录收藏的传世写经、日本古写经等132号（件）。

　　为敦煌文献定名和编制目录，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目录，可以说是一把开启敦煌宝藏的钥匙。就六家散藏敦煌遗书而言，各卷所附之《叙录》，代表了现阶段最新、最高的研究水平。其中世俗文献部分，得到了较好的定名，留存问题较少。但是，由于敦煌文献绝大部分都是佛教文献（占90％以上），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这类文献的定名问题上，或多或少留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些文献定名存在不少瑕疵。笔者对六家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尚未定名及定名有误的佛教文献作了进一步研究，希望通过定题这一基础工作揭示更多资料的研究价值，方便广大的研究者。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佛教文献定题

　　序 言

　　敦煌藏经洞被开启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藏卷多为外国探险家所得，散在国外的，以分藏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处的数量最多，我国国内所藏数量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1，这四大家所藏，占整个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而我国各地散藏的卷子迄今尚无确切数目可知。近几年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地方收藏的敦煌文献被陆续整理发表，已经出版图录本的，计有《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3、《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4、《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5、《甘肃藏敦煌文献》6、《浙藏敦煌文献》7六种。这些文献的发表，对敦煌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六种地方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共计1729号（件），并附录收藏的传世写经、日本古写经等132号（件）8。与四大家之收藏相比，这六种地方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数量确实不算多。但是，其收藏的一些卷子的价值，却不让四大家专美于前。比如，甘肃博物馆所藏《法句经卷下》，末题“升平十二年沙弥净明（朱笔）／咸安三年十月廿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墨笔）”。升平十二年为即晋太和三年，公元368年，咸安三年为晋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实为国内藏品中最早之写卷，堪称国内古卷之首。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后凉麟嘉五年（393）所写《维摩诘经》、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神龟元年（518）所写《维摩诘经》等等，都是年代早、抄写精的上品。《浙藏敦煌文献》中收录的《黄仕强传》、《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首尾完整，而且抄写精善，字迹清晰，是现存同类写卷中最好的一种。敦煌博物馆所藏《六祖坛经》，则更是学术界公认的《敦煌坛经》中最好的写本。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历代法宝记》，也是极具校勘价值的一个抄件，可补充其他抄本之不足。《甘肃藏敦煌文献》所刊布的疑伪经等世俗佛教文献，尤其是《大慈如来告疏》、《佛图棠所化经》等，乃是北朝时期敦煌佛教向世俗化转变的有力证据。凡此种种，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为敦煌文献定名和编制目录，是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工作。目录，可以说是一把开启敦煌宝藏的钥匙。除斯坦因、沙畹、伯希和、奥登堡、孟列夫等外国学者之外，我国著名的前辈学者王重民、陈垣、向达、姜亮夫、刘铭恕等先生在这个工作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今之黄永武、施萍婷、方广锠、荣新江等先生，也在前人基础上，将敦煌文献定名、考辨、编目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就六家散藏敦煌遗书而言，各卷所附之《叙录》，代表了现阶段最新、最高的研究水平。其中世俗文献部分，得到了较好的定名，留存问题较少。但是，由于敦煌文献绝大部分都是佛教文献（占90％以上），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这类文献的定名问题上，或多或少留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些文献定名存在不少瑕疵。以《浙藏敦煌文献》为例，有的拟题不确（如浙敦196忏悔歌辞，其实是《和菩萨戒文》），有的拟题有误（如浙敦100佛经残片，其实是道经残片），更多的是能定而未定。而这些能定而未定的资料，恰好最能反映这些文献的独特价值。如浙敦176（浙博151）佛经残片，其实是《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陀罗尼》的释文，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文献，对研究唐·不空的译经和梵文悉昙字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因此，有必要对六家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尚未定名及定名有误的佛教文献作进一步研究，希望通过这一基础工作能够揭示更多资料的研究价值，方便广大的研究者。现将体例说明如下：

　　一、本课题研究范围是六家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尚未定名或定名不确切的佛教文献。非佛教文献部分，一概不涉及。个别佛教文献定名不恰当，已由其他学者指出过的，此次不再重复。

　　二、佛教文献的比定，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为对照本。《大正藏》未收的，参考日本《卍续藏经》。二者均未收的，如果有敦煌写本可以参照，则参照相关写本。

　　三、写本可以确定在《大正藏》或者《卍续藏经》中的，不再引用原文，直接说明是什么文献，并注明相关页码行数。写本残缺不全的，则依据《大正藏》等加以还原，以资比较说明。

　　四、因本文研究重点不在文字，加之电脑字库的限制，录文时，除特殊需要外，敦煌抄卷中常见的一些俗字写法，及“草”头与“竹”头、“巾”旁与“心”旁等部首混用的情况，均改为通行写法。原卷抄写错误者，一般不作改正，以存其本。如需改定，在误字后面加圆括号。

　　五、因没有条件考察原卷，本文无法对诸遗书的真伪、年代加以判断，所以仅依据相关图版考察其文献内容。

　　六、定名遵循“能定则定、难定存疑”的原则，对没有确切参照资料的文献，一概存疑，以留俟高明。

　　七、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CBETA发布的《大正藏》第1至55册以及第85册电子文本进行文献检索。

　　限于学力，考辨或有不当之处，恳望方家斧正。

　　2003年3月2日

　　（本系列论文发表于黄征主编《敦煌学研究》第1、2卷）

　　1原名北京图书馆，其前身为满清之京师图书馆。

　　2《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年。

　　5《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7《浙藏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8具体情况如下：上博80号（件），附录11号（件）。北大246号（件），附录77号（件）。津艺336号（件）、附录14号（件）。上图187号（件），附录9号（件）。浙敦201号（件），附录3号（件）。甘肃共计679号（件）、附录17号（件）：敦研383号（件），其中附录5件。酒博18号（件），其中附录1件。甘图32号（件），其中附录1件。西北师大19号（件）。永博8号（件）、其中附录4件。中医学院3号（件）。张博1号（件）。甘博138号（件），其中附录6号（件）。敦博82号（件）。定博9号（件）。高博3号（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