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中的珍宝-阿姜查·须跋多传  第六章 当西方遇见东方

　　●楔子

　　大城，或译作阿瑜陀耶，建都于十四世纪中期，并且发展成为暹罗（编者注：暹罗，泰国的古称）的首都，至一七六七年被缅甸洗劫灭亡。在那个陆路旅行比海路还安全的时代，大城——这座坐落在湄南河河洲的城市，很自然地成为转口港，为那些避开马六甲海峡的东方商旅提供一个理想的货物集散地。在这两百多年期间，大城成为亚洲最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人口上百万，多过当时的伦敦。在这里有超过五百座佛寺，许多佛塔都铺上金叶，闪闪发亮，仿佛是天上的光环，令前来的商旅为之目眩。

　　大约在十七世纪中叶，大城的居民开始接触西方来的洋人。从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到来的商旅就在城外建立各自的社区。大城的国王经常雇用这些洋人当保镖。在当地暹罗人的眼中，这些白种人似乎是一种吃人的妖怪：整身毛茸茸，散发着恶心的体臭，性子火爆而行为粗俗，嗜肉、精力旺盛；可是这些家伙同时又拥有过人的专长，特别是作战的技术。这些妖怪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的牧师和教徒也一起来到这里，可是当地人满足于自己的传统，这些外来的宗教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传统上，暹罗人都把心灵的净化等同于出离世俗欲望，这些西方来的宗教对他们而言生活奢华，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标准。而且他们也看到这些西方传教士粗俗地竞相毁谤，言行不一。因此当地人很礼貌地拒绝了这些外来宗教。

　　可是，在纳雷王朝（1656-1688）时，暹罗人那为人称道的忍耐性格被逼到了极限。当时有个希腊冒险家，C·华尔康（Constantine Faulkon）做了摩诃泰（Mahatthai）——外贸与外交部长，地位仅次于国王。华尔康后来皈依天主教，并与法国勾结，阴谋安插一个信天主教的王子继承王位。企图把大城变成天主教国家，成为法国路易十四的附属国。

　　无论如何，他的阴谋无法得逞，一六八八年纳雷老王逝世之际，保守势力的崛起压倒了外来势力，法国的如意算盘落空，而华尔康也被处死。

　　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暹罗人一直对西方人保持恐惧、反感和猜疑。可是，十九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势力与威望横扫欧亚，使得西方人的形象发生变化。西方代表了权威、现代化，一个必须尝试适应的新社会秩序。

　　当周遭所有的国家都沦落为欧洲的殖民地时，暹罗的独立地位也岌岌可危。这时，蒙固王(1804－1868，即拉玛四世，1851年登基）改变了以往暹罗统治者的政治方针，开始同西方的学者及传教士建立友善的关系。他相信像暹罗这样一个小国要保持独立，唯有崛起成为西方一样的国家，赢得它们的尊重，才能免于落入列强的殖民。另外，当时的暹罗在法国的YIN威之下，被吞并了东部的部分领土，亦加强了他这种西方优越的观点。

　　他引进西方的穿着和制服，并且研究天文，以科学方法准确地预测日蚀，挑战了在当时从未受过质疑的占星家的权威地位。此外，他也改革佛教，尝试将佛教导向更理性和“科学化”，避免受西方传教士的藐视。

　　蒙固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朱拉隆宫极端倚重西方专家，尝试建立一个现代化管理模式的中央集权政府。他也把王室成员与精英送到西方——主要是英国深造。

　　当隆波成年时，西方文化已经占了主导地位。昂贵的进口服装、汽车、日用品和食物，都是富裕的精英阶级所追求的地位象征。

　　一九三二年，暹罗改制成为西方民主形式的君主立宪国。然而随即便发生了影响重大的事件：新政府很快地被军人独裁统治取代，法西斯主义成了潮流——军人统治国家比混乱的政治辩论更受欢迎；军队制服轻易便俘获人们的喜爱。披汶元帅通过法律规定，所有的男人早上出门上班前必须戴帽子和吻妻子的脸颊。国家名从暹罗改称泰国，沙文主义被伪装成爱国主义来鼓吹。这个时期的佛教，在官方的支持下趋向形式化和仪式化，真正的目标和理念反而被忽略了，这成了泰国佛教后来的发展特色。

　　在乌汶的乡下，人们对西方的印象来自好莱坞电影。流动电影公司在村子的寺院里撑起荧幕和播音器，在幕后现场配音，以当地口音的寮语播出电影。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就是这样子迷倒观众们的。乌汶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洋人的模样，既令人兴奋又震撼。

　　当新出家的隆波在当地乡下一间寺院学习时，一群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外国战俘被送来，监禁在市中心。他们是当时日本占领军的囚犯和人质，被用来钳制盟军的轰炸。当地人偷带香蕉进去给他们。

　　接下来是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河内比曼谷还要接近乌汶，这再一次凸显乌汶的战略地位。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有两万名年轻的美军驻扎在乌汶城市北部的空军基地。大批穿着军装——黑皮肤、棕皮肤还有白皮肤的军人，昂首阔步地揽着穿迷你裙的妓女，在那些低级趣味，名为花花公子之类的酒吧内狂欢豪饮。或者到“佛教村庄”去让精神松懈一番。在他们的头顶上，每几分钟就有一架装满炸药的F4型轰炸机呼啸而过，飞去寮国、柬埔寨和越南执行任务。

　　不过，美国大兵并不是当时唯一在泰国的西方年轻人。同一个时期，在巴蓬寺东边稻田里工作的村民，开始不时看到新的景象——身材高大、皮肤白晳，一头长发，背上背着肿瘤般邋遢的背包，穿着T恤衫和褪色蓝牛仔裤的年轻人，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在牛径上。这些年轻人就是参访隆波的西方寻道潮流中的开路先锋，也是目前有上百个比丘与美琪的西方僧团的最早期成员。

　　●超越言语

　　“隆波，只有几个西方弟子会说泰语，您又不会说他们的语言。请问您是怎样教导他们的呢？”这是七十年代初期，当西方的弟子急遽增加之后，隆波最常面对的问题。他会尝试解释，他的佛法教导不是某种哲学，重点是得到解脱。直接指出苦的经验，还有它们的原因，这比运用语言文字来得重要。

　　偶尔，为了澄清这点，隆波会把热水瓶里的水倒进杯子里，说：“我们泰国人叫它‘热水’，寮语叫‘南火’，英语则叫‘hot water’。这些只是名字。如果你把手指放进去，没有语言可以真正表达你的感受。可是，任何国家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感受。”

　　在另一个场合，有个访客看到所有这些外国比丘，问隆波是否会说英语、法语、德语或日语。隆波一一说不。发问者感到很困惑：“那这些外国比丘怎样学习？”隆波以典型的反问方式回答：“居士啊，你家里养牲畜吗？你有猫狗吗？有牛或水牛吗？哦，都有。那么你会说猫话吗？狗话呢？水牛话？什么？不会！你怎么和它们沟通呢？”

　　隆波接着总结：“一点也不难。就像训练水牛一样，如果你不断操控牛索，它们很快就知道怎样做。”

　　对泰国人而言，水牛是迟钝和愚痴的象征。把人拿来跟水牛相比较是一种侮辱，有谁当面叫人水牛的话，那通常是他非常生气或者是想找碴儿打架。对于普遍过度崇拜西方知识的泰国人来说，隆波把西方人比作水牛很滑稽。西方的技术、物质、专业是那么地先进，而这些西方知识分子却自动放弃了人们所羡慕的一切，选择到森林里过苦行僧的生活，不能了解当地人的语言，吃粗糙的食物，一如泰国比丘几百年来所做的一样，奋力追求平静与智慧。

　　这多么令人迷惑、兴奋，而且更重要的是鼓舞！西方比丘看来强壮有权威。许多访客离开巴蓬寺时想，或许佛教有些什么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吧，否则，如果佛教真落伍的话，西方人怎么可能那么虔诚呢？

　　隆波教授西方弟子的基本方法——他特别强调这点：没有什么秘密。他带领西方弟子，示范给他们如何做。他本身就是个榜样，因此不需要灌输一大堆知识。“虽然有许多西方弟子跟我一起生活，但我并没有给予他们很多正规的教导，我主要带领他们修行。如果你做好事，就会有好的结果；做坏事的话，就得到坏的结果。我让他们有机会自己看到这点。当他们诚心修行时，就会得到好的成果，如此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信心。他们不是来这里读书，而是来真正修行，舍弃心中的不善，让善生起。”

　　来这里参学佛法和过寺院生活的西方人没有泰国文化的约制。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拥有“初心”，他们开放、好问的态度令隆波感到新鲜振奋。作为学生，他们没有隆波认为泰国弟子的严重障碍——学而不思的态度。不过他们的开放也有缺点：西方人很容易陷入疑惑的沼泽中。泰国比丘通常会诚心诚意地投入修行，对老师与传统怀有绝对的信心，西方人则经常为疑惑所困扰。

　　隆波说：“一旦你让他们问完，这些西方人就清楚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可是在开始阶段他们的确很折磨人。无论在哪里，跟谁在一起，他们就是不断地发问。唔，其实他们不知道答案的话，也无所谓呀！他们一直问到没有东西问为止，不然不会停下来——他们充满了热忱。”

　　●第一个西方弟子

　　一九六九年，巴蓬寺有个在东北部行脚，叫宋迈（Sommai）的比丘，带了一位比他高出整个头的老朋友一起回来。这位乍到的比丘高六尺三寸，有着金黄的头发，一个三角形的鼻子，还有一双澈蓝的眼睛。即使是寺内最自制的比丘，也无法不悄悄地望上他一眼。他的名字叫苏美多。

　　因为十年前的朝鲜战争，两人穿着满是绉痕的白色海军制服第一次相遇。现在，他们又很凑巧地穿着土黄色的僧袍再次碰面。他们是在湄公河岸旁，阿姜苏美多最近出家的寺院遇上的。两个人叙述了离别后彼此的际遇。阿姜苏美多告诉宋迈，朝鲜战争后他如何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考取了亚洲研究的硕士学位，毕业后随和平军到婆罗洲当英文教师。之后在曼谷法政大学待了一阵子，在附近的大界寺（Wat Mahadhatu)学习禅修。此时，他在韩国种下的学佛因缘成熟了——他决定出家。

　　现在，经过了好几个月的禅修，阿姜苏美多开始对寺院的生活有些厌倦，觉得自己需要比较全面的修行。而宋迈比丘对巴蓬寺的介绍来得正是时候，很让他鼓舞。阿姜苏美多的戒师很慈悲地允许他离开。于是，两个比丘就一路行脚前往乌汶，感到“仿佛是被磁铁吸引了一般”。

　　这个磁场继续吸引着阿姜苏美多。最后他在这里待了十年，期间成为西方僧团联系的核心，并创建了国际森林寺。随后到英国南部的奇切斯特，在那里开办了巴蓬寺九个海外分院的第一间。

　　有人问隆波，他与西方人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因缘，为什么使那么多西方人成为弟子？隆波回答，他对西方的认识止于出家前看过的西部牛仔片。“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小时候有一次和朋友去看一部牛仔片，戏中有个角色是个抽烟的大块头，他个子高大得慑住了我。哗！怎么可能有那么高大的人？那个形象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所以很多西方人到来吧。要说因缘，这就是因缘。苏美多来到时，他就像电影中的牛仔——那么长的鼻子！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心里在想：‘这个比丘是个洋人。’我告诉他，我曾经在影片里看过他。”

　　“这就是因缘。这就是为什么我有那么多西洋的亲朋好友。我甚至不会说英语，可是他们还是来了。我尝试根据我所知道的法来教导他们。虽然他们不知道泰国的风俗习惯，这点并不重要。我不刻意要怎样，事情自然发生了。我只是协助他们——这是关键。”

　　当阿姜苏美多要求成为弟子时，隆波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苏美多必须融入泰国比丘僧团，不能期望任何优待。

　　阿姜苏美多说：在泰国的其他寺院，作为西方比丘意味着我可以得到一切最好的。我可以不必做比丘应该做的工作或者其他杂务：“嗯，现在我正在禅修，没有时间扫地。让其他人去做吧，我是个精进的禅修者。”

　　可是当我抵达巴蓬寺时，人们说：“他是美国人，不能吃我们的食物。”隆波说：“他得学习适应。”

　　我不喜欢分配到的禅修茅蓬，要求换另外一间时，隆波回应：“不行！”

　　整个修行的方式是你必须遵守规矩。当我问隆波是否可以不必参与他的开示，因为根本听不懂时。他只是笑着说我必须和其他人行动一致。

　　巴蓬寺的道风和阿姜苏美多所熟悉的其他道场很不一样。以前住过的寺院，他单独一人住，在自己的茅蓬经行静坐，一心专注于禅修。唯一的外界接触是每天跟老师的小参。在一段时间里，这种修行模式为他带来利益，可是不久他就开始疑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能支撑多久，因为他觉得他的出家生活缺乏毗奈耶的训练。

　　阿姜苏美多说：巴蓬寺强调集体活动，依照规矩一起工作、一起用餐等等。我知道如果要过比丘生活，就需要接受僧伽教育。这是之前我待过的禅修中心所缺乏的。隆波给予一个生活环境让我修行，在寺院的传统中修习明觉心。我知道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纪律和约束。

　　对于任何形式的权威，我都有一股极端冲动的抗拒。在海军的四年里，更养成对权威与阶级的反感。而加州伯克莱大学的那几年，基本上我过着自扫门前雪的生活。这是来泰国之前的情形。完全没有要服从任何人，或生活在任何形式纪律之下的想法。可是在巴蓬寺，很多时候都不赞成，也不喜欢，在没有任何权力的情况下，我必须依照传统过活。我对拥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有很强的意识，可是对服务别人就没有什么概念。当侍者似乎是承认你比较卑下。所以我认为寺院生活对于修习服务和奉献僧众有很大的帮助。

　　吸引我的是，隆波是一个思想那么自由奔放的人，可是同时持戒却又那么精严。实在是个令人迷思的矛盾。在加利福尼亚，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做任何你想做的。在我的文化背景里，道德约束和纪律，所有的这些条规和传统——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听起来就像是受到恶魔的镇压，你被贬得那么低下。

　　所以我对巴蓬寺这所规矩严峻寺院的第一个反应是压制感。可我对隆波的感观则是：他的行为虽然总是在戒律的框架内，但却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不是来自喜欢做什么，而是内心的自由。在观察他时，我开始着眼于如何应用毗尼，目的不是为了压抑或隔绝自己，而是为了自由。这就像是个机智的难题：你要如何遵守看起来很约束和出离的规制，而又利用它们来达到自由？

　　我可以看到隆波的心没有极限。通常执着戒条令人担心重重，失去自信，可是隆波却容光焕发。很明显，他不是那种守着一大堆戒，然后忧虑自己是否清净的人，他是从修行中得到自由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阿姜苏美多到来后，隆波询问了他的禅修过程。对于他的方法，隆波只是咕哝一声表示正确，只要他从中受用，就允许他继续使用。对此阿姜苏美多深为感动，并得到肯定，方法不是重点。很明显的，隆波的教学不限制于某些特定的法门，而是包含一个完整的训练系统，提供一个环境或条件，只要是正统的修行方法就能得到成果。这正是阿姜苏美多所需要的。

　　阿姜苏美多说道：你必须追寻和你相应的老师。我之前待过其他地方，但没有特别契机的。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有个老师，我是个相当独立的人。可是对于隆波，我直觉我们之间有着某种感应相契。巴蓬寺的教学法是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在这里你可以反观你的行为、异议等。你开始看到在这种环境中自然会生起的意见、观念、成见、执着。隆波再三强调需要省思事物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点最受用，如果你像我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和顽固的话，那你真的需要开放思想。在这方面，我认为隆波的教法就清楚和直接多了。

　　由于之前已经很抑制，我实在需要某些方法坦诚和清晰地面对自己，而不是再继续抑制真正的感觉，强迫这颗心进入更深细的境界。隆波对个别比丘的需求也非常清楚，所以能因病施药，不会僵硬地用一个法门套在所有的人身上。他觉察到，你必须评估自己需要什么。我是这样看他的，他也这样影响我，就好像他架设了一个背景荧幕，播放着我的生命，让我能够从中反省。

　　尽管阿姜苏美多欣赏巴蓬寺的教学风格，可是要融入还真不容易。除了显而易见的语言、文化、气候、饮食之类让他饱尝挫折和艰辛外，很讽刺性的，他开始对出家律感到疑惑。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开始绘制出一幅视野融通无碍的景象，却又对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觉得不耐烦。在他看来，为了实践毗尼，就得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吹毛求疵，无端指摘。

　　“即使我可以掌握语言，听毗奈耶的诵念仍然是那么的烦恼枯燥。你会听到如果一个比丘袈裟某条裂缝距离摺边有多少寸的话，他就必须在拂晓前缝补好。我不断在思考：‘这不是我出家的目的！’我陷入这些微细繁琐的律文中，试着算出我袈裟上的裂缝是否离摺边有四寸，我是否必须在黎明前把它缝上。那些比丘甚至对敷地坐卧的布——坐衣的边都争论不休！来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跟有着不同性情、烦恼、个性的人，还有与某些当时看来没有我那么发心的人相处时，令我感到沮丧。”

　　毗奈耶制定了弟子应该如何服侍师长的义务，其中一项是师长托钵回来后替他洗足。在巴蓬寺，隆波托钵回来时，有二三十个出家人在斋堂的洗足浅池前等待，急着替他洗脚或抹脚表达敬意。开始时，阿姜苏美多感到整件事很荒谬。每天，当那些出家人准备替隆波洗足时，他就气得“冒烟”。就是这类仪式使得他和僧团格格不入。

　　他觉得愤怒不满，“可是接下来我聆听自己然后思考：‘这是一种不愉悦的心态。有什么真的那么令人沮丧吗？他们并没有强迫我这样做。一切都没问题，三十个人去洗一个人的脚并没有犯错啊，这又不是不道德的行为，况且他们还蛮享受呢。或许他们喜欢这样做，嗯，可能这样做也很好吧。或者我也应该这样做。’结果第二天，有三十一个人冲着去洗隆波的脚。一切都没问题。感觉真好——我里面讨厌的东西息灭了。”

　　虽然佛陀把毁谤或称誉等称为“世间法“，可是即使最厌离和发心的求道者亦难以免离。刚到巴蓬寺的日子里，阿姜苏美多受到诸多的赞叹。在佛教的传统里，为了修道自愿出离欲乐是受人尊重的善行。阿姜苏美多为了出家而做出的牺牲激励了寺内的同修和信众。离开美国而披上袈裟，他不但放弃了泰国东北部乡下农民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还选择了泰国最严峻刻苦的森林道场来修行。

　　保守的东北部人，他们的福利与安全感主要维系于传统文化。对于阿姜苏美多能够离乡背井，那么投入地适应新的气候、语言，还有最难得的——食物，而感到敬佩。他们因他修行的精进与投入而振奋。作为寺院唯一的西方人，无论到哪里，他都成了隆波之外最受瞩目的焦点。

　　另一方面，泰国人似乎天生就适合禅修，修持念住轻易上手。在他们眼中，阿姜苏美多充满热忱，形式上模仿修行，可是以他们的标准来说，他同时又是那么地笨拙迟钝，这令他们困扰。不过这些最多成为他们私下关切的笑料，只是有些调侃倒是含着敌意、害怕、妒嫉和怨恨。阿姜苏美多对于这些关注多少有些偏执和享受，同时感到不自然：

　　他们会问：“你几岁了”？我回答：“三十三”。接着他们会惊讶：“真的？我们还以为你已经六十多了！”

　　接下来他们会批评我走路的方式：“你走路的方式不对，走路时没有正念。”

　　他们会说：“正确放下你的僧袋。像这样拿，折好，然后把它放在你身旁。”我会收下这些僧袋然后放下，不加以重视。

　　我吃饭的方式、走路的方式、讲话的方式，一切都成了被批评和笑话的对象。可是，某些东西让我待下来和忍耐过关。我学会如何遵从传统和戒律，在这上花了我好几年的光阴，真的！因为强烈的抗拒感一直存在。不管怎样，几年下来，我开始明白毗奈耶中的智慧，我的平等心增长了。

　　●棒喝

　　几年之后，隆波对阿姜苏美多的态度开始改变。看到弟子的信心增长了，还受到那么多的赞叹，他开始以严厉的方式对待阿姜苏美多。阿姜苏美多记得：最初的几年隆波对我赞叹有加，以加强我的自尊心。这令我感激，因为我是那种倾向于自贬的人，这种持续的正面态度对我大有帮助，他那么地尊重和欣赏使我勇猛精进。过了几年，情况改变了。他看到我变坚强了，就开始对我有所批判，偶尔也当众羞辱我，不过此时我已经有能力反观了。

　　有时隆波会对挤满整个大殿的在家信徒公布我那些不雅的行为，比如我用手笨拙吃饭的方式。他会模仿我捏饭团，弄得一片狼藉，然后塞进嘴巴和鼻子里的模样。整个大殿会轰动起来，在家、出家众都笑翻天了。我愤怒而尴尬地坐在那里。

　　有一次，一个沙弥误拿了我的大衣给隆波。隆波笑了起来，立刻说他知道是谁的，因为大衣沾有“洋臊”味。我听到隆波这么说，心中当然相当忿怒，不过基于对他的尊敬，我没有显露出来。他问我感觉是否还好，我回应是。可是他可以看到我双耳都红了。

　　他对时机的拿捏总是分毫不差，所以我还可以应付过去，从羞辱侮弄中观察自己情绪的反应。如果刚来到此他就这样对待我，那我肯定待不下去。我看不出一个显著的系统，但可以感受到他在协助你，强迫你观照自己的情绪。在这点上，我一向都信任他。他总是充满幽默感，眼睛老是闪耀着，带着点恶作剧的意味。所以我也就一路走下来了。

　　阿姜苏美多早期在巴蓬寺最深刻的记忆，通常是这些场合：心中乌云密布时，突然瞥见那令烦恼生起的欲望和执着，当下一切云消雾散。阿姜苏美多认为，作为老师，隆波最卓越的才华是擅长创造情境，在学生心中制造一个危机，或者非常善巧地引导学生，把注意力带到当下内心的情况中，使学生能够洞见烦恼的根源。对隆波的信心使他心无成见。老师在适当时机的一个微笑或是一句激励，可以让大半天的挫折和恼怒变得可笑而微不足道。一个尖锐的问题或训斥可以把他从自纵的沉迷中喝醒：

　　“隆波是个非常现实的人，所以会用日常生活的细节作为内观。在寺院生活里，他不喜欢用突发事件或极端的修行来启悟你，虽然他对这一套非常拿手。他知道所有的作息安排，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适应，然后就惯性地遵守或敷衍应付。他清楚了解这点，所以经常用这类机锋来激活和震撼你。”

　　刚开始修行时，阿姜苏美多最大的烦恼是嗔心。他说起旱季下午打扫落叶的时段是那么令人劳累。某一天，他在艳阳下埋头工作，汗水渗透全身。记得当时，他的念力正被怒气，以及自以为是的正义感逐渐消耗掉：“我不要再干这杂活儿了！我来这里是为了开悟，而不是扫地！”

　　就在这时，隆波上前来问道：“痛苦在哪里？是在巴蓬寺受苦吗？”

　　我当下领悟到自己总是抱怨和批判，一直以来这种态度形成障碍，使我没有对大家的任何需要做出奉献和服务。另一次，我内心异常抗拒通宵坐禅修行，我一定是不经意把这心思流露了出来。晚课过后，隆波提醒大众留下来禅修至破晓，并说道：“除了苏美多，他可以回去休息。”他给我一个满满的微笑，让我觉得自己有够愚笨。当然，我只好坐通宵。

　　大多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你陷入了某些问题无法自拔，便会在因缘即将成熟时来到跟前，给你点化，让你突然觉悟到自己的执着。有天晚上，我们在小佛殿里诵波罗提木叉，隆波的朋友阿姜恰鲁埃正好到访。通常诵完波罗提木叉之后，我们会喝杯热饮，然后到大殿和在家居士一起聚合。可是那晚他和阿姜恰鲁埃坐在一起讲笑话讲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被迫坐在那儿听。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感到很不耐烦。我在等他告诉我们解散，去大殿，可是他却继续胡扯，不时看看我。

　　我有顽固和坚持到底的个性，火就越来越大并按捺不住情绪。已经过了中夜，他们还兴致勃勃的讲着，像学生般地欢笑。我认为自己的反对理直气壮，况且他们谈的不是什么戒律修行之类的严肃话题。我心里不断说：“多么浪费时间！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并充满了愤慨和嗔恨。

　　他知道我这固执和死硬的倾向，所以继续谈天到凌晨两三点。最后我投降了，放下一切——放下所有的嗔心和抗拒。这时内心感到一阵波浪式的喜悦和轻松，所有的痛消失了。我处在喜悦的境界中，觉得即使他永远继续下去我也会很欢喜。他觉察到了这点，就宣布解散。

　　●开示佛法

　　由于阿姜苏美多的知名度，加上他的泰语越来越熟练，巴蓬寺的信徒很自然地渴望听他弘法。阿姜苏美多到这里四年之后，隆波认为是时候给他一项新的训练——开示佛法了。一个晚上，在探访另一间寺院时，隆波给了阿姜苏美多一个意外。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隆波要他给予前来欢迎他们的在家人开示佛法。他愣住了，想到要登上法座，对着一大群听众，以自己还不是很熟练的语言即席讲演佛法，心里就打退堂鼓。于是他很礼貌但坚决地回拒了。可是，基于对隆波的信心，并且了解到这样做只不过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挑战，他改变了想法。所以当隆波“邀请”他在下个斋戒日说法时，他默然答应。

　　阿姜苏美多很清楚地知道，隆波认为说法不应该预先计划如何开示，可是他没有把握。那时他正好在读一本关于佛教宇宙观的书，当中把不同的心理状态对应不同的生命形态来诠释。于是他为即将到来的演讲做了一些笔记。

　　斋戒日很快来临了，阿姜苏美多做了一场佛法开示。虽然他会用的词汇相当少，口齿不流利，不过一切看来还顺利。他松了一口气，并且颇为自得。隔天，比丘与在家人们前来向他致意，称赞他的开示。他内心期望着将会沐浴在老师温暖的赞叹中。可是当他去隆波的茅舍顶礼时，被倒了一盆冷水，寒到心窝里头。以平静的声调，隆波说：“再也不要这样搞了。”

　　阿姜苏美多觉悟到，隆波从他的眼中知道，他上台前预先思考过如何演讲，所以虽然那是一场理性、有趣和增长知识的课程，但不是佛法开示，只是思想和辩聪。重点不在于那是一场“好的演讲”。

　　要养成开示佛法的正确态度，一个比丘还需要有够厚的脸皮。有一晚，隆波要阿姜苏美多开示三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他已说尽最初的题目，开始扯远找话题。他重复说过的，然后漫无边际地自言自语。他可以看到听众们厌倦、烦躁、打瞌睡、离席。只剩几个虔诚的老妇女从头至尾坐在那儿，闭着双眼，仿佛是旷野中盘根错节的老树。

　　过后，阿姜苏美多反省道：“这对我是个珍贵的经验。我开始领悟到隆波要我做什么——观察这个自我：形象、自尊、主见、抱怨、懒散、想受关注、对满足的渴望、对娱乐的追求以及得到肯定的欲望。”

　　四年来，阿姜苏美多是巴蓬寺唯一的西方比丘。直到一九七一年，两个美国比丘在这里度过雨安居。其中一个是伯恩斯医生( Dr．Douglas Burns)，是位在曼谷执业的心理医生，他打算在这里度安居时短期出家。另一个是杰·康菲尔( Jack Kornfield)，法名苏诺( Sunno)。到过缅甸和泰国各处的道场参学，回国后还俗，成为美国内观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老师。两个人在巴蓬寺待的时间不久，可是对寺院后来的发展却都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度过短暂的出家生涯之后，伯恩斯回到曼谷，向任何有兴趣出家的西方人，介绍他们跟随隆波生活。来到乌汶的第一代西方弟子中有好几个就是他介绍过来的。

　　在隆波座下参学的几个月里，康菲尔详尽地纪录下他所受的指导。这就是后来一纸风行的《教法片断》(Fragments of a Teaching and Notes from a Session of Questions and Answers)。再后来，康菲尔在美国日渐出名，他不断提及隆波，向西方人推介他。当康菲尔与还俗了的保罗·布里特（Paul Breiter，法名法拉般若，Varapanno）合著的《平静的林湖》（Still Forest Pool）——隆波的法语集出版之后，西方世界对隆波也就更加熟悉了。

　　隆波的摄受力和感动激励西方弟子的教化能力很快就广为流传。不过，如果巴蓬寺因为隆波而成为泰国最出名的丛林的话，那么西方求道者之所以会发长远心，开始出家生涯，阿姜苏美多的存在可以算是决定性的因素。阿姜苏美多在没有西方人陪伴的情况下度过好几年苦行生活，并且很明显地从这修行中得到许多受用。他是个榜样，证明了这是可以做到的事。他是翻译员、师兄，而且，虽然他抗拒这个过程，但也越来越像个老师。

　　法拉般若比丘来到巴蓬寺时，隆波刚好外出几天。他与阿姜苏美多的相遇，对他留下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森林中宁静的晚上，坐在门廊边，我觉得这个地方超越了世间的苦和混乱——越南战争、美国还有世界各处那些无意义的生活，我从欧洲走到亚洲来，一路上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多么诚心地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可是却一无所获。在这里，这个人似乎找到了。看来其他人也完全可能做得到。”

　　一九七二年，包括比丘和沙弥，西方僧团共有六人。隆波决定让他们去金刚光明洞度雨安居，那个分院距离巴蓬寺一百公里以北，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山上，可以俯视东北部乡下平原。远离了隆波教导的指引，性格的冲突引发了痛苦，令阿姜苏美多搞到焦头烂额。

　　他回忆到：开始时，我对要承担这个责任感到不满。从个人角度而言，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与西方僧众共处。我已经适应了与泰国比丘相处，习惯了这种文化和模式。可是西方僧团的人数不断增加，伯恩斯医生和康菲尔一直鼓励人们前来。

　　西方僧团在金刚光明洞度过恐怖的安居之后，我开溜了。去东南部的一间寺院过雨季，然后去了印度。在印度时，我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心开意解的体验。我不断思念隆波，对他的恩惠深深感激，还对我怎么可以不告而别感到惭愧。我决定回去服务，很理想化地“将自己交付给隆波，做任何他要我做的事”。

　　我们刚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蕉园建了一间令人畏惧的寺院，没有人愿意去住。我可以去那里过迦絺那功德衣节，我比那儿所有的树都高。因为对自己有浪漫的想法，所以在印度时，我决定接过蕉园寺。当然，隆波拒绝送我去那里。到了年末，巴蓬寺住了整班西方人，隆波要我回去担任翻译。

　　基本上我信任隆波，因为他是那个把我推上凭一己之力无法达到的境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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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姜查尊者佛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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