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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石刻概述（二）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刘卫东
五、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11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拟分述于下：
1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一，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它们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2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列于下：
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悼亡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墁，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墁刻鱼鳖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神道碑》，通县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壁书写。明清两代传教士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七、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三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明清兴旺，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此不赘举。会馆碑是北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200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象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研究明清科举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就是现存北京孔庙中的198通进士题名碑，其中明代77通，清118通，另有元代几通，共记载了5000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1584)的《户部题名碑》、万历十九年(1591)《太常寺正官题名碑》、崇祯七年(1634)《顺天府儒学题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1730)《御史题名碑》和道光三年(1823)《满道题名碑》等。这些碑刻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职官制、文化与政治的重要史料。
3墓志类。明清的墓志形式差别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汉白玉或青石质地。一般明代墓志中太监志较多，清代墓志中规格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志数量较大，北京地区大约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监《赵政墓志》、《钱义墓志》、《房能墓志》、《刘忠墓志》等。其他如明广宁伯墓志》、《明武定侯墓志》、《明沅怀王墓志》、《明遂平公主墓志》等，民间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志有《洪承畴夫妻合葬志》、《四川总督苗大生夫妻合葬墓志》、纳兰性德家族墓志等。
4塔铭及与塔铭相关的石刻。即指在塔身上镶嵌的塔铭及相关石刻。门头沟的潭柘寺、戒台寺都有塔院。明清时期的僧塔不少上刻高僧法讳。如房山谷积山明代罗汉塔地宫壁刻《明敕赐谷积东庵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碑》、海淀区五塔寺明建金刚宝座塔周身所刻藏梵文经咒等。
5经幢与坟幢。正如前文所述，元代以后经幢较少见，如石景山区法海寺明《楞严经幢》、《大方广佛华严经幢》，今北海天王殿前东西矗立的清制经幢。坟幢如房山谷积山上的《明太监马公幢》等。
6造像题记。此期的佛造像及题记大多为明代遗物。如门头沟石佛村的二十几尊造像及部分题记，石景山八大处翠微山麓的造像三尊并题记。
7买地券及镇墓券。买地券又称券NB064、墓NB064。一般系子女为亡去的父母买地安葬的凭据，用以告谓鬼神。一式二份，两块券石的接缝处骑缝刻咒语。买地券亦分石质与砖质二种。北京地区发现得较少。如西城区出土《明王赞墓券》，海淀区出土《明王佑茔券》，宣武区出土《萧公买地券》，丰台区出土《清匡士亮买地券》等。
8刻经。北京的刻经始于隋代，即房山石经，一直到明末。海淀区摩诃庵金刚殿内墙壁上至今仍镶嵌着明代重临集刻的三十二体《金刚经》，共为六十石。另外还有儒经与道经，今存国子监中的清刻《十三经》刻石，清代官订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全部模勒上石，共有190座碑形石刻。道教经有宣武区白云观后人模刻的元赵孟NB047《道德经》刻石。
9石刻法帖。有明一代，帖学大兴，帝王的好尚，文人墨客的追随，使得后代留下大量的法帖刻石。由于刻石是为了捶拓，所以在选石上很有讲究，大多使用青石板材。今明代刻帖鲜见遗存，仅保留下清代的帖石为多。著名的法帖有清康熙《懋勤殿法帖》，乾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清成亲王永NB065《诒晋斋法帖》。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私刻，如清刘塘《清爱堂帖》、邵瑛《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李鹤年《敬和堂法帖》、冯恕《蕴真堂法帖》及不知名所刻的《滥竽斋帖》、《藏庵帖》等。
10建筑附属刻铭及其他。包括石匾、额、门窗石雕石刻等。最早的为金元时遗存，如白云观某斋的“斋”字残石；明洪武六年“平则门”；门头沟沿河城《永胜门》匾，沿河城敌台上的“沿”字号石匾；明定陵明楼石额(见图二)，房山谷积山院内的明代梵文壁藏刻石；明真觉寺金刚宝座梵藏大经咒，西城区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前牌楼坊间梵文六字真言石刻等。明清时期北京的石雕石刻事业既积累了以往的经验，又形成了更大的规模。房山的大石窝，是北京地区最大的采石加工基地，明代以来逐渐形成规模，北京以南河北的曲阳，素有石雕之乡的美誉，两地互为表里。此地采石机械、石雕工匠云集，既产石材，又从事雕刻，兼及绘事。所出石材既要满足石雕石刻的需求，又要供应皇宫、陵寝、寺庙建筑、园囿别墅的建材。明代亦曾在大石窝石材产地设官监办。
明清二代石刻的风格较为接近，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定都于北京，呈现一统江山的王者气派，帝王风范显示得特别充分，而且定型化、规格化、等级化。为众人所熟知的名胜古迹中的碑碣、石刻、石雕，均体型庞大，高耸挺拔，厚重敦实，造型规范，图案纹饰、年代区分明显，等级分明，用料讲究，刻工精细。如北京石刻博物馆存明《隆福寺创建碑》，螭首龟趺，通高达6m以上；清《普胜寺创建碑》、《普胜寺重修碑》双卧式碑，均高3m以上，宽近4m；大兴清《德寿寺双碑》，高7m以上。即使是帖石，也是工程浩大，连篇累牍。等级分明，主要表现在雕刻纹饰上，不论是碑首、碑身、碑座、碑侧、海墁，如果有龙的图案，那么此文物或多或少肯定与皇家有一定联系。如果是螭首，则其下必定是龟趺或雕龙方座。如果是素方座，则其碑身及碑首纹饰图案也极简单。帝王之碑，一般体量较大，尺寸规格要求较严，即使是内容不多的谕祭碑、诰封碑，也不会节省半分石材，书丹多为规矩的馆阁体。而民间百姓的碑，体量较小，以实用为主，图案比较活泼，如祥云瑞草、灵芝花卉、梅兰竹菊、子孙万代、瓜瓞绵延等。有的碑刻纹饰简单或素面，文字、刻工也较简易，而接近手写，甚至常常出现错别字。另外，清朝的北京因为是满族的统治，政府的怀柔政策，常有二体(满汉合壁)、四体(满蒙汉藏合璧)书刻的联楹、匾额及碑刻，是清代所特有的现象。时代上的区分，也反映在碑刻的细节之处。明清时间跨度不大，但各朝有各朝的特点，甚至某个皇帝、太后的好尚都直接反映到碑刻的形制上。额题由早期的圭形过渡到长方形，龟趺由写实到抽象化，碑面四框由简单的线条繁琐到雕龙、刻凤、团莲花、百子图等。规制也从大小不定到有一定标准，且不能僭越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抓住这些特征，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六、北京地区民国时期的石刻民国时当封建社会之后，新旧交替之际，中西文化不断撞击。西方文化思潮逐渐渗透，旧学思想仍在继续。社会上一部分人在努力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适应新生事物。一部分人仍在尊孔读经，弘扬国粹。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石刻，脱离了帝制封建的阴影，摆脱了等级规矩的羁束，大胆放开地去创作。但由于当时社会不太稳定，国力尚不富强，且文人们的重点也早不在于此。所以无大体量的石刻，极具艺术性的石刻较少，大规模耗资的石雕石刻工程也不多。因此，此期石刻有以下特点：
1摆脱封建束缚，更现文人气质。调查时常能看到民间百姓的墓碑上面雕龙刻凤，即使体量不大之碑，螭首浮雕也很讲究。如北大未名湖畔的《王国维墓碑》，《培根女学校匾》也大胆地使用云龙纹作边框。石景山八大处四照谷林长民书摩崖石刻，系作者游山题刻，笔随意转，率性而为。由登山开始，随上随题，最后将落款留在最高处，体现了一种当代文人的气质。受西方的影响，此期还出现了方尖碑，如《孙中山先生奉安纪念碑》、《刘和珍君碑》、《高君宇碑》、《石评梅碑》等。
2选材下料非常大胆，再不墨守成规。在海淀区征集的《王妙如女士墓志》，边长近1m，字大径寸，体现墓主人家的一种殷实家境和子女孝顺之心。同样是海淀区出土的
由当时的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书写的《康心孚先生之墓碑》、《陕西城固康母杨夫人之墓碑》，系选用今天常用的建材石料墨玉。以墨玉制碑，以前很少见。
3立碑书篆，更加注重书法。如上文所述二物，前者为隶书，后者为大书法家所书行楷。八大处新发现的“燕玉”刻石，字体有浓重的魏碑韵味，又有颜字的功底。而同地发现的《庄子·秋水篇·濠梁问答》摩崖，呈现了草隶的风格。《行健会帖》，选刻历代书家墨迹上石，其中包括唐太宗、宋徽宗及乾隆皇帝等人的书法。说明当时文人书家的好尚。
4石刻所反映的内容，有许多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或稍纵即逝的史实。如兴学碑、改庙建学碑、改学建祠碑、榜示捕盗刻石等。《金韵梅大夫之碑》碑阴有当时教育部长颁发的奖状。《四行储蓄会匾》、《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碑》、《增设汽灯茶棚碑》、《成立京城内外农圃研究所始末记》，都记载或证实了当时的史实，另外如修缮与修建的刻石、碑刻，如天宁寺、五塔寺、智化寺、白塔寺、第一助产学校等碑刻。
5当时的历史和人物，在石刻中都有所反映。中山公园今存的《美国前总统哈定墓碑》，西城区原地质部图书馆址仍存的《赵亚增碑》，海淀区出土的《民国交通总长潘复墓志》，石景山慈善寺冯玉祥书摩崖刻石，门头沟区城子今仍存的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周自齐墓前的华表、牌楼等建筑，坊心额题“周氏墓道”及“控山带河奠灵城，镇燕绍鲁衍华初”联语及《周自齐墓志铭》等石刻。另有《张文襄(之洞)公祠堂碑铭》、李慈铭《极乐寺看海棠记》等。
民国毕竟是革命与变革的时代，时间不长，动乱不断，虽距今不远，但石刻不丰。
总之，北京地区的石刻，既多且繁，疏密有度，遍布北京的城郊各地。北京市属18个区县石刻分布总趋势是：城内比较集中，郊区比较分散，西部多于东部，北部少于南部。北京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战争动乱，自然灾害，政治风云等，石刻文物是屡建屡毁，屡毁屡修。“文革”时期，损毁的石刻不在少数。建国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开发，“酸雨”逐渐成为石刻的天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京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陆续不断有新的石刻文物被发现，使原有石刻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石刻文物。迄今为止，现存已知的石刻总数应在近3万件。这些珍贵的石刻遗存，是我们研究、弘扬北京历史文化的极为宝贵的史料。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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