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史传观照佛教人间性之体现――以高僧史传为例
　　毕慧玉（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200234）
　　提要：佛教史传是佛教在现实社会中价值和意义的体现。本文从佛教史传的角度，尤以高僧史传为例，探寻佛教人间性的体现和发展。高僧代表了佛教的社会形象，历代高僧大德或精修佛法，探索真理；或建宗立派，利他济众；或爱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或才学淹贯，贡献于中国文化；或清净自心，有功于人类心灵文化。诸如此类，都表现出佛教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入世精神和人间性格。佛教的未来发展终归取决于人，人成即佛成。
　　关键词：人间佛教 高僧史传
　　20世纪初叶，中国佛教界发起了人间佛教运动。最初由太虚大师等高僧提出，而后成为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主要潮流。这是传统佛教因适应社会时代变迁而兴起的一种复兴运动，其实质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佛教原典精神进行新的诠释与实践，以促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和人间化。万里《社会变迁与台湾人间佛教的发展——从比较宗教学的多元视角着眼》 一文认为：传统佛教和现代人间佛教基本理念最大差异之处体现在：传统佛教的慈悲渡世，是要求有缘者和信仰者向佛祖靠拢；人间佛教的救世度人则是僧侣走出山林、走出寺院、走进人间，积极救世渡人。此言不虚，不过换个角度想，佛教其实何尝离开过人间。释迦摩尼诞生时自行七步后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修行本起经卷上》）接下来一句是“三界皆苦，吾当安之。” （《修行本起经卷上》）又说“当度三界生老病死，令至无为。”（《普曜经卷第四》）“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释：这正说明了人生的真价，表露了人性的尊严，我们要有自发的精神，做天地间第一等人；我们要以自奋的勇力，做天地间第一等事。 可见，佛教本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和人间性格。这一点我们尽可以从佛教史尤其是高僧史传中得到验证。
　　从佛教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历史看，佛教从来就是一种深入人间、正视人生、重视生命的宗教。这在佛教史学中有着全面的反映。据严耀中《试论佛教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文史类专题）：佛教史学有着宗教的与历史的双重功能，佛教史学既然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连接二者的纽带；同时历史学记载的是现实中人活动的轨迹，而宗教追求的是天国里的永恒，于是佛教史学也就成了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纽带，这两条纽带所圈拢出来的空间，足以在中土开辟出人间佛教的境界。
　　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既是佛教教义的继承者、阐释者，同时也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其对佛教教义的接受和领会脱不掉本土文化的烙印，比如儒家入世精神对佛教教义的影响，这又必然首先体现在高僧大德的言语行动中。另一方面，高僧大德又是联系永恒天国和现实人生的纽带。佛教借助其超人间性的一面，比如对永恒天国的渲染，激发信仰者的追求欲望，满足人类终极关怀的需求。而超人间力量又可以体现在某些具体作法，比如：身结印契、口诵真言、心作观想、念佛菩萨名号以及诵经、摩顶、禅定、供养、回向等。或可体现在非人格化对象上，如佛的手印、坛场、舍利等。 而诸如此类佛教超人间信仰的实践者就是佛教的高僧大德。事实上“作为‘三宝’之一的僧宝是住持和弘扬佛教的主体，代表了佛教的社会形象，佛教因他们的嘉德懿行而大放异彩。” 佛教人物史传包括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赞宁《大宋高僧传》，明如惺《大明高僧传》等等。还有正史中涉及佛教历史的记载和议论，如上文严耀中先生提到《魏书?释老志》、《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及《晋书?艺术传》里佛图澄、鸠摩罗什、僧涉、昙霍等一些僧侣的传记等等，都是关于佛教的重要记载。另外一些祖师传、往生录以及地方性的僧传也都丰富了僧传文化。通过对高僧史传的解读，我们可以从历代高僧大德的实践中，窥见佛教人间性的体现与发展，也可观照当代社会中个体的作为和人间佛教的发展。
　　纵观高僧史传，古往今来无数高僧大德或于乱世救民于水火，或于治世精研佛典，或于没世救国图强，至三十年代太虚大师面对佛教的内外交困提出“人生佛教”思想，即以皈依三宝、奉行五戒十善的人乘为基础，结合报答四恩、修学四无量心、四摄六度的菩萨行，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八十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继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人间佛教”的主张，即“一个思想”、“三个传统”，即“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继承发扬佛教的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综观史传，历代高僧大德在佛法的指引下实际上已经在实践着这些思想。
　　（一） 精修佛法，探索真理。
　　佛教初入中国是在汉魏六朝时期，作为一种完全陌生的域外之教，最初甚至只是作为一种异地方术被看待，直至交融本土文化，形成自具特色的宗说教论，离不开一批先行者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国内最早的僧人来自西域和天竺，如安世高精研佛法，广说姻缘；康僧会诚感舍利，传法东吴。他们都以高深的造诣，超然物外的姿态在华夏宣说三生因果之事。六朝时期译经事业更加昌盛，经典、戒律、论藏被广泛地翻译、传播，其中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最为巨擘。他抛弃荣华，出家修行，传法东土，用力译经，先后有《小品》、《金刚波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等等，共三十五部三百多卷，为佛法的传扬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东土的信士也披荆斩棘，西行求法。东晋高僧法显于晋隆安三年与几位同学从长安出发西行，据《高僧传》卷第三载其“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有热风恶鬼，过之必死。” 历尽艰险，终取得真经而归，译出《摩诃僧祗律》、《方等泥洹经》等近百万言。此一时期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人也凭借对佛法的精修和宏扬，为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做出不朽的贡献。
　　译经事业在隋唐时继续发展，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全部被翻译，李唐一代佛典翻译总数达372部、2159卷，分量空前。玄奘西行求法，备尝艰辛，面对“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的困境，依然发出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鉴真东渡，百折不挠，开创律宗，佛法远播。义净从广州出发经海路抵印度，学法近二十载，带回百余部经典，并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异域风情、僧侣制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宋代随着雕刻技术的昌明，译经事业又获得新的辉煌。在西域高僧和东土大德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各个时期、各种派别的经典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土，为此后中国佛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 建宗立派，利他济众。
　　六朝时期的师说宗论，经过佛门大师的继承改造，产生了天台宗、三论宗、及三阶教等。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佛教派别，其创立者就是东晋高僧智顗。智顗用《法华经》“会三归一”的方法来接纳儒家思想，使天台宗呈现出“儒佛合一”的中国化景象。智顗认为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木、金、水、土、火”，和五经“《礼》、《乐》、《诗》、《书》、《易》”与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是一致的。智顗援儒入佛，“佛教儒学化”，是天台宗中国化的一个铁证，而后佛教中国化一直是佛教发展的一个主线，从天台宗始，经过禅宗，直到今天的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一直沿着这条主线前行，从无间断。 太虚大师曾说“就人生在世，须知孔子之道不可须臾离，欲完全一作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 （注：《佛法与孔子之道——十四年四月在太原洗心总社讲》。）佛教与生俱来的济世精神，与儒家精神圆融无碍，这也正是古往今来高僧大德不约而同选择以救度众生，利他济世作为证菩提，修佛道的条件，他们以身体力行更多地肯定实现人生的现实价值。
　　隋唐五代时期，空前的社会繁荣，使中国佛教呈现出绚烂的色彩。玄奘的慈恩宗、道宣的南山律宗、法藏的贤首宗以及密宗、净土宗等相继建立。中国文化的固有倾向最终诱发了以众生平等为理据，以明心见性为指归，以定慧禅修为法门的不著佛求的禅宗宗教，一枝独秀。禅宗在五祖弘忍之后正式形成，形成神秀的北宗系统和慧能的南宗系统，世人称为“南能北秀”。禅宗的顿悟法门使佛教更具有兼容性、简易性和平民性。
　　（三）爱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
　　大乘佛教奉行的“菩萨行”即“六度”之一，“持戒度”之首要戒禁是“杀生”，由小乘佛教之蔑视人生而保护众生，是大乘佛教人生观、社会观的一大进步；“六度”之“忍辱度”要信徒们忠于信仰，宁肯忍受“汤火之酷，菹醢之患”，也不为害众生；“精进度”要求即使有“汤火之难，刃毒之苦”，也要“喜济众难，决不退节。”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解脱，所以主张“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宣称“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上我度去。”每当国有危难，社会动乱，多事之秋，总有僧人挺身而出，救护百姓，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展现了佛教干预生活，积极入世的宏大气度。
　　对中国佛教同样有奠基之功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在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没有选择逃避现实、追高慕远，而是运用佛教的慈悲教化，减少百姓的涂炭之苦。当时晋石勒“专以杀戮为务，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 显示神通，多次面临倾覆之灾，终使石勒信仰而减少了杀机，佑护了百姓。唐洪𧦬、悟真帮助河西守将张议潮收复被吐蕃侵占的瓜、沙二州。南宋大慧宗杲在金兵入侵，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在降还是战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毅然力主收复中原，与有节气的士大夫同仇敌忾，被削除僧籍亦大义凛然。还有元代刘秉忠默化元朝君臣施仁戒杀。明代姚广孝劝阻永乐的暴戾。西藏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一生努力协调汉、藏、蒙民族关系，为维护西藏和平，增进民族友谊做出了贡献，为历世达赖喇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西行求法的高僧也以高尚的德行，高深的造诣为祖国增了荣誉，同样体现了一种爱国的情怀。玄奘在印度参加无遮大会，摘取桂冠，成为异域的宗教领袖，名震五印，饮誉天竺。并且在西行的路上受高昌王阻留，但不为所动，绝食明志，表现了民族的气节。唐鉴真冒险犯难，东渡日本，创立宗派，同时介绍中国的文化、艺术、医药、建筑等知识为发展中日人民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到了近代，在抗战的烽火中，佛门出家人也与全国四万万同胞一同投入到爱国救国运动，圆瑛时任佛教协会会长的，领导僧众，组建僧侣救护队，举办难民救护所，还亲赴南洋募集抗战经费，不免牢狱之灾，仍受刑不屈，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被称为爱国老人，一代僧楷。
　　（四）才学淹贯，贡献于中国文化。
　　佛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对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音韵等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在佛教发展史上涌现了许多建筑大师、雕塑大师、音韵大师、大画家、大音乐家、大舞蹈家、大文学家等。宗教的献身精神往往可以转化为科学文化探索的巨大力量。高僧们为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唐一行制定《大衍历》，在世界上首次算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科技史上写了骄傲的一笔。唐窥基勤奋著述，疏通大小乘教典籍上百种，人称“百本疏主”。隋静琬创刻云居寺石经，数量甚多，人称“小西天”，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北魏昙曜以卓绝的创造精神开创雄伟瑰奇的云冈石窟，是创造文化奇迹的巨人。唐开元年间怀素草书精妙绝伦，独树一帜，被称为“草圣”。
　　诗僧更是数不胜数，唐时苦吟诗人贾岛，僧中诗杰贯休，焚香吟诗的皎然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人；唐朝最大的通俗诗人王梵志，其诗歌平实质朴、通俗易懂为特色，于中国诗坛有独特的贡献；唐末佯狂诗僧寒山、拾得也以实在的语言劝善戒恶，在民间流传甚广。
　　季羡林先生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说：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
　　（五）清净自心，有功于人类心灵文化。
　　走进佛门，多见这四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只有“自净其意”才能“众善奉行”，反观自心，清净自心，这是佛教的全部思想核心所在，有助于人类心灵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大乘起信论》认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有善恶之分，前者即佛性，后者即烦恼情欲，即人生的种种束缚，苦的根源。要想脱离苦海就要舍弃小我，去除束缚，斩断三千烦恼丝，即去恶存善，才能使佛性显现。因此佛教强调内心的修持，并自有一套修行的法门。佛教在唐宋时更加强调“内在的修养”，即强调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理性探求。宋代就有“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统治者也一再强调应“以如来之行修身心”。尽管“修心”容易走向“以苦为乐”的极端，但引导人们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每一念俗心中反省、忏悔，对提高自身修养，达到心灵平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佛教以“涅槃”为彼岸世界，即“常乐我净”，分别是“永恒、幸福、自由、高洁”，不似道家升天成仙，这却是现实世界就可触摸得到的，必然可增强人们“修心”的信心。佛教主张自作善恶，自受苦乐，个人行为，后果自负，更强调了现世现“报”，也可促使人规范自身行为。高僧大德更是身体力行，规范外在修养，强化内心修行，有功于整个民族精神境界的提高。
　　唐义净平时专攻律部，十分注意个人的行为规范，总是节俭度日，并且爱护生灵，保护弱小。
　　禅宗百丈禅师首建丛林制度，僧众集体从事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宣扬在日常劳动中即可顿悟成佛，“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担水担柴无非妙道。”怀海禅师倡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制度。禅宗祖师生活多艰苦朴素，“锄头下讨活计”，修持与劳动相结合。并且丛林制度从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立场出发，建立群众和个人的道德标准，从衣食住行都有详细的规定，并且人人平等，事事公平，由管理自己的身心开始，并及大众。有个“宝寿生姜辣万年”的佳话，是说宝寿禅师作库房执事，严守规定，不徇私情，住持和尚因生病，侍者要一块生姜，宝寿不予，终得住持赏识，举荐作了洞山住持。公私分明，德行足以风众。
　　近代中兴南山宗弘一法师言行勤修，学行合一，一衣一钵，严持戒律，过午不食，过冬仅着三件单衣，“一件衲衣，计有224个布钉，皆亲手自补。”一切发自内心。教导弟子以平常心看待世间万物。他有许多格言，如“放宽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立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对我们今天做人处事，人格修养都是极好的精神养料，有着很高的借鉴意义。
　　自觉才能觉他，己立才能立人。进行内心的修养是每个人立身处世，获得快乐，到达解脱境界的必由之路。《法华经》说“三界如火宅”。佛教认为人生的系缚只一个字“苦”。比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五蕴即“色、受、想、行、识”，是说身体和精神欲求旺盛之苦。如许多“苦”，只因一个“我”在，怎样才能脱离苦海？那就是做到“无我”，当达到“无我”的境界，才会戒除贪心欲望，才会胸怀坦荡，才会忘己地为大众服务，无欲无求也就无畏，人生才能“和平与快乐”。这一境界的获得离不开“修心”，而高僧大德们的嘉言懿行，高尚风范，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佛教从“小乘”发展到“大乘”，由为己转化到为他，佛教也由出世间法，转化为入世间的宗教。这些高僧大德都具有高尚的人格，优异的品质，卓绝的实践。他们艰苦奋斗，少欲知足；刻苦钻研，不落空谈；悲愿宏深，为法为人。在精神层面既超脱世俗又不舍众生；在行为方法上脚踏实地、积极有为；在最终效果上自觉觉人、宏法利生。都体现出佛教的人间性并最终推动佛教向人间佛教发展。
　　佛教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再加上内部的弊端而陷入困境，苏曼殊，有“行云流水一孤僧”之称，他曾对佛教僧众自身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批评：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对其时佛教徒追名逐利，贪图财物，不事求学等弊端予以抨击。季羡林先生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提到佛教在日本的流行，并以揣测的口吻说：佛教在日本，不管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所以一种宗教要长盛不衰必须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统一，个人解脱同社会解脱统一，而佛教的基本信条本就是“慈悲喜舍”、“自利利他”。
　　对佛教发展的前途南怀瑾先生寄望予人：圣贤事业，也许寂寞一生，却能永远赋予人们以身心的安泰。我们必须荷担如来的家业，寻求真理的归趋，以求彻底解决整个人生社会的问题，并了解宇宙生命的真谛，这才是弘济万世，普被众生的基本事业。
　　用太虚大师的一句话作结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参考文献】
　　梁释慧皎《高僧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中华书局
　　太虚《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 1998年
　　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南怀瑾《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
　　李山《历代高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
　　《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