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孟交往的历史与传说

　　——谨以此文庆贺中孟建交35周年

　　驻孟加拉国大使 张宪一

　　（驻孟加拉国大使 张宪一供稿）

　　2010/09/28

　　中孟两国都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这两块神奇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两个民族曾经有过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温故而知新。在两国共同庆贺中孟建交35周年之际，我愿以此文回顾历史，期盼未来，昭示希望。

　　一、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

　　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三条丝绸之路把中国和印度次大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条是“北方丝绸之路”，它东起中国的中原，经中国的西北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延伸至欧洲，中国的西汉使臣张骞、东晋大和尚法显、唐僧玄奘以及元代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等人都曾在这条充满风险与传奇的古道上行进过。在中国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以南的大海上，也曾经留下过我们祖先之间交流的印记。在略晚于“北方丝路”的时候，我们的先民们就开始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了。法显、意大利商人雅各、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都曾尝试过这条海上之路。明朝的郑和更是开创了七下西洋的壮举，并至少两次到过孟加拉。

　　我在这里特别要讲述的是第三条丝绸之路，即“南方丝绸之路”，它曾经与孟加拉有着不解之缘。不少学者认为，这条丝路很可能起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先秦时期，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比上述两条丝路的历史都要长。最早记载“南方丝绸之路”的是中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其所著的《史记》中记述了汉使张骞出使大夏国（Bactria）的一段经历。大夏国位于今日阿富汗北部，在今天的阿姆河以南和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区域。公元前122年，张骞从大夏返回西汉首都长安（今西安），他随后奏报汉武帝刘彻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即印度）。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张骞继而表示：“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张骞认为，由北方去大夏，“患匈奴隔其道”，而从“羌中”（今青藏高原一带）去又“险”。因此，通过“蜀身毒道”往之，是为“宜径”。在他的呼吁下，汉王朝决定重开与西南地区的交通线，从而恢复了这条早已存在的“南方丝绸之路”。中外不少学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之间最早开辟，而且是古代中国边民经缅甸到次大陆最短的路程，与“北方丝绸之路”构成了古代亚欧大陆的两条重要通道。

　　二、孟加拉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从史料看，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南方丝绸之路”的起始点是蜀地，即今天的成都平原，而后南下入滇，经今天的昆明、大理、保山、瑞丽，再进入缅甸和印度。到唐宋时期（公元618年至1279年），通过这条古道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所走的路线也有拓展。有的进入缅甸后沿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达今日印度的阿萨姆邦；有的由云南出境后沿着瑞丽江、伊洛瓦底江南下至曼德勒，经卑谬后折向西北，翻过阿拉干山进入今日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条茶马古道，最终都殊途同归，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沿岸一个王国，名叫“奔那伐弹那国”（Pundravardhana），并由此再进入印度平原。“奔那伐弹那”这个名字在《新唐书·地理志》（编撰于1044-1060年）和唐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成书于646年）均有记载。其地理方位可能在当今孟加拉国的朗普尔（Rangpur）附近或帕布纳（Pabna）一带。

　　三、“南方丝绸之路”带来的文明间的互动

　　“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国，特别是川滇地区同印度次大陆之间的文化、科技和商贸交流起到了重要的联通作用。

　　众所周知，养蚕和丝织技术最先起源于川、滇，后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印度次大陆和波斯。据一些古代文献记载，早在2400年前，中国的丝绸已经在印度次大陆的贵族中普遍使用。出自那一时期或之后的梵文经典，如《摩诃婆罗多》等书中都有丝绸和中国的记载。茶和芝麻的原生地为云贵高原，它们很可能是经“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由此看，今日孟加拉纺织业和种茶业的传统与上述古代交流不无渊源。据考证，铁器和冶铁技术也是取道“南方丝路”进入印度次大陆各国并传往中亚以至古罗马的。亚洲的水稻栽培技术可能同时起源于中国的云南和印度的阿萨姆邦。从印度次大陆传入中国的有葫芦、苦瓜、茄子、甘蔗、扁豆等。

　　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莫过于源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还有天文历法、数学、建筑、绘画、造像和地理知识，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养分。佛教自公元前2年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碰撞中被逐步融合和同化，融入中国文化、思想和哲学体系。佛教对于中国傣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南方丝绸之路”也是民族迁徙的走廊。今日孟东北、东南部的少数民族中，其祖先有的可能来自川、滇、藏、蒙。在同这些少数民族的接触中，我时常听到有关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东方的传说。

　　四、法显、玄奘和义净

　　来到孟加拉国之后，我经常听到朋友们提起法显、玄奘、义净和阿底峡等中国和孟加拉的高僧大德的名字。毫无疑问，在中国与印度次大陆文明的早期互动中，佛教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当年，佛教徒们在信仰的激励下成为各文明之间最执著的使者。无论是法显、玄奘、义净还是阿底峡，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因此由他们去承载历史便在情理之中了。由于有了他们留给我们的珍贵著述，我们今天才得以如此近距离地与古人对话。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期的僧人。公元399年，他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求法之路，那时他已然63岁。14年后，当他乘船在今日中国山东登陆回归时，更是76岁高龄之人。14年中，他行程2万余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通过两栖陆海交通到达现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第一人，也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印度次大陆巡礼佛迹、求取经律而归的高僧。他曾在孟加拉地区停留了两年，目睹了佛教在孟之繁盛。那时在孟有寺院30座，常住僧人2000余。他本人曾参学于著名的塔牟拉里普塔（Tamralipta）寺。法显回国后致力于译经，填补了当时在中国流传的经书中缺少戒律的空白。他还把自己游历30余国的见闻写成了《佛国记》一书。在法显生活的时代，中外没有任何人有他那样的经历和著述。《佛国记》的地位和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许多朋友告诉我，《古兰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你若想丰富自己的知识，就请到中国去吧！”而在中国也有一句话，就是“西天取经”，意思是你若想学得真经，就请到佛祖的诞生地去吧！“西天”即为圣地。这句话源自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学习佛教经典的故事。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他历经严寒酷暑，跋山涉水，徒步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终于到达位于今天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佛教中心摩揭陀国，参学于著名的那烂陀寺。这座寺院是当时佛教的中心和最高学府，僧徒之客常有万人之多。当时印度佛教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故也有学者把那个时期称为“那烂陀时代”。在那烂陀寺，玄奘师从戒贤（Sila-Bhadra）法师长达五年之久。据专家研究，戒贤来自今天孟加拉国的达卡地区。玄奘在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中是这样描述戒贤的：“三摩呾吒国之王族。婆罗门之种也。少好学，有风操。游诸印度询求明哲。”后来在那烂陀寺遇到护法菩萨，“问以解脱之路。即穷至理亦究微言”。当时戒贤“年甫三十”，“后进之翘楚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奘的学识日渐精进，名声日大。当时的摩揭陀国国王曾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大会，由玄奘讲经，天竺18国的国王和3000余高僧到会。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述了数十个位于印度次大陆的王国，其中有三个被专家认为在今日孟加拉国境内，其中包括前面所说的奔那伐弹那国，还有羯朱嗢祗罗国和三摩呾吒国。读着这本书，你不由得被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孟加拉。那时的孟加拉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稼穑滋植花果繁茂”，经济发达，农业自足，应是当时印度次大陆较发达的农业区之一。其二，这里环境甚好，“池馆花林往往相间”，伴水而居，故而“居人殷盛”，人丁兴旺。其三，社会和谐，“气序和，风俗顺”。不仅在寺院里，大小二乘两大佛教派系可以和平共处，在社会中也是“异道杂居”，相安无事。其四，孟加拉有崇尚教育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当地人或“风俗好学”，或“好学勤励”，或“敦尚多才，崇贵学艺”，甚或“邪正兼信”，兼收并蓄。那应是一个思想开放、鼓励交流的开明社会。正因为如此，“东印度境硕学名僧多在于此”，是重要的学术思想中心。其五，孟加拉当年确为佛教圣地之一。释迦牟尼在世时曾在此地讲经说法。当地佛教兴盛，香火甚旺，寺院多而宏大，僧侣云集，“硕学名僧”甚众。佛教遗迹很多，包括如来圣迹、阿育王塔、高八尺的素玉佛像以及用砖石垒建的佛教高台及其精美的佛雕。

　　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阔别17年的长安，他从“西天”带回了“经纶六百五十七部”，而后潜心译经。他不仅为丰富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还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他编写的《大唐西域记》更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和地理著作，是研究印度次大陆历史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他的传奇经历经过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一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

　　在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中，义净经常与法显和玄奘齐名。他自幼仰慕法显和玄奘西天求法的壮举，后于公元671年经南海赴天竺游历长达30年，亦曾参学于那烂陀寺并到过当今的孟加拉国。他完成了两本游记，翻译了大量的经藏，还编写了一本《梵语千字文》，以便僧人到印度次大陆求学。

　　五、阿底峡——中孟文化交流的象征

　　阿底峡是佛教史上一位伟大的圣僧，被奉为佛的化身。1038年，应西藏地区阿里王的聘请，他前往西藏传播佛教。佛教是在公元6世纪传入西藏的。公元7世纪，唐朝文成公主进藏与藏王松赞干布联姻时，带去了佛经、佛像等物。当时西藏僧人和印度次大陆，包括现今孟加拉地区的僧人学者交流日渐密切。从那时到阿底峡时期，孟高僧和学者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和寺庙的规律曾产生过重大影响。阿底峡担任著名的佛教大学维克拉木西拉（Vikramsila）寺的校长时，曾接待过众多来自西藏的喇嘛，甚至为他们专门修建了住房。可以想象，阿底峡自那时即与西藏佛教界结下了佛缘。他在西藏佛教界的声望也一定是在那时树立起来的。

　　阿底峡赴藏时已经56岁了。他在徒弟们的陪同下途经当今的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那里海拔甚高，极为艰险，可见阿底峡的毅力。他原计划在西藏仅作短暂的逗留，然而一去便是17个年头，并于1054年在西藏圆寂。他协助对西藏佛教进行了改革，排除了异端邪说，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先导者，并对后来格鲁派黄教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据说，在藏期间，他曾撰写过200余本关于佛教的书，还在那里传播医学，修建水库，从事翻译。西藏聂塘寺是他最后的安歇之处，圆寂后，他的骨灰在那里供奉。寺里仍保留着一块他打坐时使用过的石板。

　　孟代表团前往中国迎接阿底峡骨灰

　　1963年，东巴基斯坦佛教代表团访华时向周总理提出，希望迎请阿底峡部分骨灰回故乡供奉，得到周总理欣然应允。1978年6月，阿底峡骨灰回迁达卡，安放在达玛拉吉卡（Dharmarajika）寺。这无疑是一件体现中孟友谊的大事因缘。

　　六、13世纪航海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拉近中孟间的距离

　　到了中国的元代（1206—1368），人类的航海技术已达到新的高度。当时，中国航海技术最为先进，可建造世界上最大的船只，熟练使用精密的航海图和指南针，其远航贸易进入历史的繁盛期。当时，孟加拉地区正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帝国，经济繁荣，造船和航海业亦相当发达，索纳冈、巴格哈特和吉大港都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和港口。海上交通的发展进一步拉进了中孟两个民族间的距离。双方使节密集互访，孟方给中国带去了孟加拉虎、大象和杪罗木船等礼物。孟加拉这个名字在中国当时出版的书籍中多有出现。对孟加拉描述最精妙的当属大游历家汪大渊，他曾在1330年和1337年两度随中国商船到过南洋和印度洋。

　　汪大渊在他的《岛夷志略》一书中是这样描述“朋加剌”的：“五岭崔嵬，树木拔萃，民环而居之。”这似乎是在吉大港北部的兰格马蒂等山区看到的景象。他对孟农业大加赞扬：“岁以耕植为业，故野无旷土，田畴极美。一岁凡三收收榖，百物皆廉……气候常热。”关于民风，他说：“风俗最为淳厚。男女以细布缠头，穿长衫。”他还告诉我们孟那时就使用塔卡作为货币的名称：“官税以十分中取其二焉。其国铸银钱名唐加……”他对当时孟加拉的总体印象是“民安物泰”、“国富俗厚”。

　　七、郑和曾至少两次到过孟加拉

　　14世纪至17世纪正值中国的明王朝，中孟交往再现高潮。在当时的中国，有众多文献记载了这段长达近300年的友好交流史。这也是中孟古代交往史上最后一个高峰。当时的交往深度已经不仅限于礼尚往来。永乐皇帝朱棣甚至还应邀派使臣协助孟加拉调解与邻邦的关系。

　　公元1404年，朱棣即位后第二年，孟国王霭牙思丁（Sultan Giyasuddin Azam Shah）即派使节访问中国。自1409年后更是每年有使节造访大明朝廷，有的代表团的规模甚至达到两百多人。朱棣亦派使节回访。1412年霭牙思丁逝世，朱棣派侯显为特使到孟吊唁。

　　话说1414年，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国朝野的事情。蔼牙思丁的儿子赛勿丁继位后，派遣使臣把济专程到中国致谢，并送给永乐皇帝一只罕见之物——“麒麟”。所谓“麒麟”，实际上是出自东非的长颈鹿。据记载，这是长颈鹿首次被传入中国。“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瑞兽，而长颈鹿的相貌又恰与“麒麟”有几分相似，比如它尾巴像牛，蹄子如马，头上有角，周身好似披了鳞甲，毛呈五色。传说只有圣人出现，天下太平之时，“麒麟”方会现身，意寓 “麒麟”是盛世的象征。“麒麟”降临明王朝，令朝野兴奋不已，群臣都忙着上表皇帝表示祝贺，他们为此写的赞美诗就有16册之多，大臣沈度更是画了一幅《榜葛剌国贡麒麟图》。尽管这幅画的原作已遗失，但清代临摹图现仍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中孟友好往来的重要历史见证。

　　“麒麟”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外交往史上的盛事。他在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中，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每次出航50至60艘船，随行者27000至28000人）七下西洋，与印度洋沿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和文化交流，表达“锐意通四夷”和“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意愿。其间，他至少曾于1421年和1431年两次到达孟加拉。此外，前面所提及的侯显也曾三次作为使臣到过孟加拉，其间在1420年应孟王的请求，他受命带着永乐皇帝的信件前往孟西边的沼纳朴儿国，调解孟沼两国间的关系。

　　在郑和和侯显访孟其间，他们的随行中有三个极用心的人，即马欢、费信和巩珍。马欢和巩珍分别是郑和的阿拉伯语翻译和侍从，费信则为郑和和侯显做过翻译。这三人以他们各自独特的视角，将下西洋的见闻记录了下来，形成了三本极具价值的著作。

　　说到乘船前往孟加拉，他们写道：“自苏门答剌国开船……好风行二十日，先到浙地港（今吉大港）泊船，用小船入港，五百余里到地名锁纳儿港（今达卡地区）。”由此再行二、三十站，便到了孟王宫。从吉大港到王宫，“有人马千数迎接”。他们对吉大港到达卡的距离计算之准确，令人吃惊。

　　关于王宫和欢迎场面，他们所用的语言之精妙，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王宫高广，柱皆黄铜色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汗，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入，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明朝使者递交明皇帝书信后，孟王“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露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使用银，从者皆有赠。”如此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足见当年中孟关系之密切友好。

　　关于孟风俗，他们写道：“举国皆是回回人，民俗淳善”，“国语皆从榜葛里。”男子有的“白布缠头，穿白布长衫”，有的“下围各色阔手巾”，“妇女穿短衫，围色布线锦”。这分明说的是“潘甲比”、“龙基”和“纱丽”。“凡饮食，男女不同处，夫死妻不再嫁，妻丧夫不再娶。若孤寡无倚，一村之家轮养之，不容别村求食，足见义气所尚也。”

　　关于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写道：“其国……物穰民稠”，“田沃丰足，男女勤于耕织”，“富家造船往诸番国经营者颇多，出外佣役者亦多”，“医卜阴阳百工技艺皆有之”。他们还描述了以舞乐为生者，甚至讲到一对夫妻沿街表演训虎术，说男主人“对虎跳跃，拽拳将虎踢打。其虎性发作威，咆哮势若扑人。其人与虎对跌数交毕，又以一臂深入虎口，直至其喉，虎不敢咬。”

　　关于城市街景和商业活动，他们写道：“街道铺店，连楹接栋，聚货甚有。”他们详细描述了各种细布，有的“匀细如粉笺一般”，有的“紧密壮实”，有的“布眼稀匀，皆用此布缠头”有的则“背面皆起绒头，即为兜罗绵也。”有一种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关于当地的出产，有“细红米、粟、麦、芝麻、各色豆黍、姜、芥、葱、蒜、瓜、茄、蔬菜皆有”，果有“菠萝蜜”、“芭蕉子”、“石榴”、“甘蔗”、“奄摩勒”等，“牛、马、羊、凫、鸭、海鱼之类甚广”，等等。他们还记录了孟的刑禁情况，说：“国法有笞杖徒流等刑。官品衙门印信行移皆有”。

　　从法显、玄奘到马欢、费信和巩珍，通过他们的笔，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蔚为大观的长卷。他们告诉我们，千余年来，两个民族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友谊连绵不绝。他们还告诉我们，千余年来，孟加拉地区应是印度次大陆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昌明、民风最为纯朴的地方之一，非其他许多地方所能及。

　　17世纪后，中孟间续有来往，但呈减少之势。随着殖民者入孟，几近中断。中孟两国当代关系是从周恩来总理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访问东巴基斯坦开始的。那时，东巴领导人之一穆吉布·拉赫曼也两次访华，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为双方于1975年建交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毛主席会见穆吉布

　　八、结束语

　　中孟两个民族皆拥有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又互为邻居，这决定了双方早在2500年前就开始了交流与交融。在两个文明互动的过程中，彼此间共同语言增多，加深了了解与好感，产生了不少共性，形成了和平、和谐的主调。我们学会了相互学习，彼此尊重，兼收并蓄，互通有无。中孟友谊如同雅鲁藏布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一样源远流长，且已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心中。在我们今天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之际，回顾中孟交往历史，必能使我们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新的期待。愿中孟两个伟大的民族携手共进，共同构筑新的“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