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诗的返程之旅及其在港台地区的传布与接受*

　　胡安江[1]

　　摘要：纵观港台地区四十年的寒山研究历程，我们看到了从出版界到学术界、小说界以及普通读者在寒山诗经典化建构中的积极而广泛的参预。寒山诗研究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正是拥有文化权力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成就了寒山诗在港台地区的经典化地位。其间，学术界持久深入的讨论、出版界相辅相成的出版与再版、通俗小说界妙笔生花的演绎以及读者群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情共同构筑了一个和谐话语场，它使得寒山研究在港台，尤其是台湾地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关键词：寒山诗 香港 台湾 传布

　　返家无论如何是个辩证性的活动，我们返回的家从未是我们当初所离开的那个家，随我们回家的行李终将永远改变它——行李中所聚集的记忆、影像、品味与对象将铭记其回归的所在。

　　乔治·罗伯逊 《旅行者叙事》

　　因为翻译，中国诗人寒山和归属他名下的那些寒山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多元系统中成就了其翻译文学经典的地位。凭借当时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名声，寒山诗不仅在美国续写着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记录，而且因为它在海外的这段传奇文学之旅，在寒山诗的故土中国，人们也开始对其刮目相看，寒山诗的返程之旅于是很自然地就被排上了日程。在《寒山诗的流传》一文中，钟玲在评论寒山诗在英语世界获得翻译文学经典地位之后的返家之旅时说：“寒山诗能在美国日本风行，必然令国人引以为荣，故有寒山之衣锦荣归”。[2]用这句话来描述寒山诗的最初回流中国文学史的原因固然没错，但如果要用它来概括寒山诗在故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经典重构，就未免有些绝对化的嫌疑。实际上，除了这里所提到的“外部影响”之外，中国文化多元系统内部的文学规范的嬗变、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主体文化规范的历史变迁等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其实，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寒山诗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新的文学角色与经典地位。

　　一、 寒山诗在“文革”前的大陆

　　寒山诗在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道统中被排斥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与正统的主体文化规范格格不入所致，尤其是在诗学观与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方面更是与所谓的主流文学传统背道而驰。所以，在十八世纪之前，寒山诗在本土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传布与接受就纯粹属民间行为，无论是收集、整理、刊刻、校注、品评、唱和、征引、拟作都是由民间力量和非官方的丛林内外人士在不违悖和触抵主体文化规范的前提来推动与延存的。

　　事实上，寒山那些近乎邪乎的传说、永远也“纠缠不清”的迷离身世以及寒山诗中大量被主流诗学轻蔑的“通俗诗”以及诗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驳杂而激烈的宗教冲突使得官方的、正统的文学卫道士与道德家们难以接受它为“正宗”与“经典”。只有到了十八世纪初的康熙四十六年，九百卷的唐代诗歌总集《全唐诗》才开始将寒山诗收录其中并将其列为释家诗之首。之后，寒山诗便开始正式地进入了公众与读者的视野。随后的大清朝除了1782年的《四库全书》将寒山诗收录之外，寒山诗并没能怎么续写自己的辉煌。而在文化多元系统处于“边缘”与“弱势”的晚清时期，尽管当时的翻译文学占据了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尽管长期在中国文学正统中被视为“小道”的“小说”的价值与地位得到了重新审视与评价，但当时的文学价值标准似乎就将“通俗小说”认定为“救国图存”的新文学模式和输入先进新思想的新语言表达形式。本土通俗小说创作比起域外小说的翻译而言，其地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对于通俗诗歌，尤其是对于本土文化传统中的通俗诗歌自然兴趣不大。尽管也提倡所谓的“诗界革命”，但寒山作为退隐山林的隐者形象以及寒山诗中一些宣扬避世的“思想流毒”显然是这个时期的运动发起者和组织者们所不愿意去讴歌的，因此，尽管俗文学在晚清获得了在中国文学史中前所未有的文学地位，但传统上被认为是同属通俗路数的寒山诗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与政治话语中实在没有引起丝毫的注意。

　　只是当民初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与“新诗运动”到来之时，对于本土通俗文化传统的寻踪与强调，以及这次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在语言与文字变革方面的文学及政治色彩，寒山诗作为“白话大诗人”的“诗人角色”才得以强调和凸显，尤其是1921年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出版与讲授使得寒山和寒山诗再一次比较集中地进入了人们的关注视野，代表了白话与通俗传统的寒山诗在胡适的文学史中昂首踱入了文学经典的殿堂，寒山也因此被擢升至中国主流诗人之列。

　　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追溯中国俗文学传统之后，再次肯定了寒山诗在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之俗文学中的至高地位。不过，由于“新文化运动”的降温以及随后的抗战争等时代原因，胡适与郑振铎的文学史除了在当时有限的文学圈子晓有闻名之外，对于普通读者与民众而言，实在是未能产生多少的实际影响。不过，随着时间的演进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观念的变革与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1958年，中国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出版却获得了两岸三地学术界的一致首肯，寒山和寒山诗研究从而迎来了一个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时代。1959年，学者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期上发表的《读书散记两篇????读寒山诗》以及1963年若凡的寒山诗专论《寒山子诗韵（附拾得诗韵）》相信都是这种影响的实际成果与良好开端。

　　当然，在“新文化运动”至“文革”开始之前，坊间也有数次寒山诗集的刊印与出版。不过，寒山诗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除了昙花一现般的“大红大紫”外，仍然不过就是一个边缘角色而已。因此，寒山诗在六十年代以前依然不太为人所知。而且，随着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云乍起，寒山诗的刊印与研究在中国大陆就再度寥落了。

　　二、 寒山诗在六十年代的香港

　　不过，在寒山诗因为大陆的“文化革命”而退出大陆文学史与学术研究视野的时候，在港台地区，寒山诗则因为其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中的特殊意义引起了另一波的“寒山热”。这当然更多的是由于海外，尤其是美国如火如荼的“寒山热”的影响之所及。这种影响首先在五十年代末的香港就有了热烈的反应。1959年（佛历2503）由香港永久放生会印经处出版发行的据宋本影印的《寒山子诗：拾得诗附》首开先河。不过，当时影响最大的当属1966年11月香港著名作家胡菊人在《明报月刊》第1卷第11期上发表的《诗僧寒山的复活》一文。文章发表之时，正值大陆“文革”时期，《明报月刊》也是为了在境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而由香港著名作家查良镛（金庸）于1966年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文学刊物。当时的金庸和他的武侠（历史）小说以及他在1959年创办的《明报》在当时的香港报业界已经享有崇高的声誉。[3]所以，发表在《明报月刊》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香港吸引了相当广泛的读者，从而率先在香港掀起了“寒山热”的新一轮波澜，而这“新一轮的波澜”为延续寒山研究的命脉以及开创日后寒山研究的盛景可谓功勋卓著。

　　胡氏的文章援引美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菲利普?迈雷（Philip Mairet）的话作为楔子：“思想经常超越地理界限与岁月期间而流传，一遇到适于它生长的那种气质和情感的人，它就会发芽再生”。[4]这自然是寒山诗与斯奈德二者关系的潜台词。在第一部分，作者介绍说：

　　近年来，介绍Beat Generation的文章已有不少，本无再谈的必要。但笔者由于阅读他们的作品，引起了一探究竟的兴趣，发现了一桩有趣的事情。搜索者虽产生于美国，但他们所推崇的、所奉以为师的、视为精神上之领袖者的，竟然是一位中国人，一位唐朝的诗人，一个诗僧。它就是《唐诗三百首》未入选的寒山子。[5]

　　胡菊人提醒说，美国的“搜索者”之所以知道寒山子并能够读到他的诗作，是得力于他们中间的一位诗人。从后面的文字可以看出，胡菊人对这位诗人——卡里?史廼德(即加里?斯奈德)是非常欣赏的：“史廼德是最为美国士林推重的搜索诗人，其人其文都没受过社会认识的任何攻讦，因为他真有学问，真有诚意，他对中日文学的造诣，恐怕很多大学教授汉学家都赶不上他。他所翻译的中文诗作（特别是寒山诗）出现后，曾使汉学界大为震惊”。[6]胡氏在介绍了斯奈德的个人经历后总结说：“这就是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现代寒山了……他之翻译寒山诗，希望他的同道（他是搜索一代的主导人物之一）能藉此有所启发和借镜”[7]。

　　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描述，显然大大提升了唐代诗人寒山与美国现代诗人斯奈德在目标读者中的传奇色彩。这个题材，对于香港人来说，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文学史修养，更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绝佳的消闲谈资。同时，雅俗之争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香港实在没有多少市场，相反，通俗读物“在香港的阅读市场却占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8]所以，寒山传奇以及通俗浅白的寒山诗在香港找到了进入公众与学界视界的最佳入口。

　　从赞助人的理论来看，凭借当时金庸在报业界的影响以及《明报》出版集团的良好声誉，胡菊人发表在《明报月刊》上的这篇文章成就了寒山和寒山诗在港台地区的经典地位。文章在获得各方关注后，也自然抬升了诗人寒山和长期不入流的寒山诗的文学地位。文章鞭辟入里，从美国“搜索一代”、斯奈德和寒山三方关系入手，详尽探讨了寒山在美国复活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表面上这是在分析寒山诗的跨文化交融的情形，实则这篇文章在当时“对搜索者的行径亦心向往之”的香港“新潮青年”中间，相信应该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且由于《明报月刊》的学术定位，所以通过这篇文章，学术界亦对寒山和寒山诗生出了无限的兴趣。在特殊时期被中国大陆学术界“雪藏”的寒山诗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香港于是再度他乡遇故知，从而“再度复活”，成为当时媒体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香港和台湾地区也以此为起点掀起了“寒山热”的第二波。但港台地区“寒山热”的真正热源却不在香港，原因可能是因为香港社会的商业性质使得人们对于没有功利导向同时还是宣扬出世的寒山思想并不太以为然，所以寒山诗的读者多限于学术界。在大众眼里，它至多只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风向标和饭后谴论的谈资而已。当然必须承认，当“文革”的喧嚣退却之时，中国大陆所以能很快重拾寒山与寒山诗的研究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港台地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三、寒山诗在六、七十年代的台湾

　　继胡菊人发表这篇里程碑的文章之后，寒山和寒山诗在台湾却赢得了远胜于香港的研究热情。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文艺政策的导向相对于保守与封锁的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而言，自由的额度大大增加了。尤其在经历了高压的文艺政策之后，人们对于自由与民主空气的向往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寒山的形象以及寒山诗所投射出的精神自由和不羁作风在台湾读者群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其次，当然是因为海外寒山热的回流以及台湾并未遭遇文革冲击的缘故。一时间，台湾就成了寒山和寒山诗的研究重镇。

　　1967年，台北的台湾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据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建德周氏影宋本影印的《寒山子诗：附拾得诗》。事实上，胡菊人的《诗僧寒山的复活》在当时港台两地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大大引起”了当时台湾学者钟玲的兴趣，后者的《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于1970年3月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发表。钟玲从《寒山在三个传统里所受的接纳》、《何以寒山诗在三个传统里有不同的反应》以及《寒山与现代文学》三方面阐释了国际文坛上特殊的“寒山现象”。文章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切入的，如诗学传统和宗教文化等。文章开篇即慨叹道：“中国唐代诗人寒山在国际文坛上，是一个突出的特例”。[9]随后作者简略综述了寒山在东西方文学界的传布与接受等情况。在文章结尾，作者说：“诗人寒山，在‘寒山’这个象征里，与自我结合了；而寒山认为，世人也能通过‘寒山’与他们自己的真我结合；在二十世纪的实际生活里，通过‘寒山’这个象征，西方人多多少少结识了一位东方诗人，多了解了一点东方世界”。 [10] 钟玲的文章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与回应。就如钟玲自己所言：“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应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中央副刊接着登出了很多篇文学界人士论寒山的文章”。[11]

　　同年（1970）7月，由台北的文峰出版社出版的《寒山诗集：附丰干、楚石、拾得、石树原诗》一书将钟玲的这篇文章全文收入，该书同时收录了台湾学者陈鼎环的《寒山子的禅境与诗情》一文。陈氏的文章从《仙风道骨一哲人》、《迥异百家的抒情诗》、《寒山在中日之不同反应原因》、及《嬉皮运动之内层外层》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寒山的禅境和寒山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国际文坛上的接受。[12]文章在《引言》部分满怀深情地写道：

　　笔者平生喜爱寒山子的若干诗作，尤其欣赏寒山子的玄学修养，以及透过这深湛的玄学修养所流出的迥异百家的诗品——中国文化史上最圆满地结合玄理与诗情的伟大诗哲，使得一位隐姓埋名抛尘弃俗的人竟能留下如许奇特诗篇于尘俗的社会，而且震其雅号寒山两字于国际文坛及思潮于千载之下，反观多少费尽心思想留名千古的人，却早已连名带姓抱着作品整个地冲到历史阴沟里去了。[13]

　　这两篇文章无疑都在向公众昭示着寒山诗显赫的国际地位以及不公正的、声势薄弱的国内待遇。后者将寒山地位提升至“伟大诗哲”的做法，则显然是为寒山在台湾学界的经典化造势。实际上，这二人的文章以及这部《寒山诗集》连同1970年台湾学者赵滋蕃的多篇寒山研究专论和台湾学者黄山轩的《寒山诗笺注》，共同开启了台湾寒山研究的先声。

　　台湾著名学者赵滋蕃在1970年发表的一系列寒山和寒山诗研究专论在当时寒山研究领域中有相当重要的份量。据陈鼎环介绍，他也是在读了钟玲与赵滋蕃的文章有感而发的。赵滋蕃的寒山研究系列，目前笔者已知的共有一本编著和三篇单论：《寒山的时代精神》（台北：这一代出版社，1970）、《寒山子其人其诗》（《中央日报》，1970年3月30日至4月3日）、《影印〈寒山子集〉缘起》（《青年战士报》，1970年4月12日）和《寒山诗评估》（《文艺月刊》第12期，1970年6月）。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视角较为详实地阐释了寒山诗的诗学特点，对于其后台湾的寒山诗研究具有极大的影响。很多的文章和专著都纷纷以他的某些观点作为立论入口，或针锋相对，或锦上添花，从而在台湾寒山诗研究的百花园中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果实。

　　在《寒山子其人其诗》一文中，赵滋蕃说：“本人将以客观分析的态度，谨慎的组织见诸载籍的传闻材料，并大量起用寒山诗中自叙身世的传记材料，初步了解寒山身世之谜。并用现代精神分析学，透视它的个性、生活态度、生活环境与交游，藉以再生寒山的真面目和真精神，消除美国西皮们对寒山的误解”。作者在文中感慨说：“读其诗，想见其人，兼及其时代背景与精神气候，不独是文学史家地分内事、也是文学批评家分内事”。[14]在对寒山诗进行了整体的关照后他“诊断”说：“寒山具有轻度的歇斯的里亚或迷狂症（hysteria），大致不成问题”。[15]其结论主要是据他对所谓的寒山自叙诗的考证得出的。作者认为：“他（寒山）的生活态度永远跟生活环境发生冲突，他的心理损失潜伏期甚久……这种强烈对比下产生歇斯的里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6]然而台湾学者孙旗对赵滋蕃的心理分析方法却不以为然。认为赵用所谓的“自叙诗”和《景德传灯录》中的某个故事来证明寒山有“歇斯的里亚”完全是出于无知。因为“创作是虚构的，可以有第三人称的写法，不必一定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的”。[17]因此，孙旗认为赵滋蕃的结论纯粹是出诸臆断。这一来一往，一正一反的交锋，显然有利于促进寒山研究在台湾学界的进一步深化和寒山诗经典性的延袭。

　　在《寒山诗评估》一文中，赵滋蕃对寒山诗的评价是：

　　他的诗，通过个性，走向自我和内心世界，故梦境与禅境交融；而非通过格律，走向传统和庸俗。他在艺术上洋溢着反抗精神。他写的诗是活生生的，具有野生力量的诗；清新而明朗，是它们的优异处。旷放而缺乏艺术的圆熟，是它们的缺点。[18]

　　这样的评价大抵是不错的。不过如果将“旷放而缺乏艺术的圆熟”作为寒山诗的缺点也许是一种误解，这其实也正是寒山诗作者张扬反抗个性与不入世浊的一种有力表现。对于寒山诗不设诗题的做法，赵滋蕃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认为这使得他的诗思得到彻底自由的契机。赵滋蕃甚至拿这一点与波斯诗人伽亚谟的《鲁拜集》的写作风格类比。赵认为这种风格“一方面把格律诗所订下的律法摧陷廓清；一方面却在蜂腰、鹤膝、平仄、韵律这些猴儿戏之外，再生了部分诗的生命，且充分凸出了诗人的反抗个性”。[19]对于寒山诗中那些叙事成分较重的诗，赵指出：“在十三个世纪以前，我国的文学史上出现过这么纯粹的故事诗，不独是我们文学史上一件大事，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其真意义和真价值”。这种说法大致是沿袭了五四时期对于寒山诗价值的认识。但赵同时指出，寒山诗的情形亦是参差不齐：“有些诗，表现优异；有些诗，表现相当蹩脚。就整体观察而言，他的诗呈哑铃状态分布”。[20]赵尤其提到寒山诗中的劝世诗就算不得是什么好诗。这样的评价显然与前面提及的故事诗的重要价值有前后矛盾之嫌。不过正是基于这早期对于寒山诗的认识，催生了台湾学界对于寒山诗的一系列洞见。

　　除了再版的《寒山诗集：附丰干、楚石、拾得、石树原诗》（台北：汉声出版社，1971）之外，70年代台湾寒山诗研究的重要成果还包括：黄山轩的《寒山诗笺注》（新竹：善言文摘社，1970）和曾普信的《寒山诗解》（花莲：华光书局，1971）。这两个注本以专著的形式对寒山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爬梳与注解。此外，1972年至1973年，台湾学者胡钝俞主编的《中国诗季刊》连续刊出四期的《寒山诗专号》。专号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诗作更是将寒山和寒山诗研究的热情推向了新高。1974年，台湾学者陈慧剑的寒山研究力作《寒山子研究》由台湾华新出版社初版。该书是台湾寒山研究的集大成者。内容详实、考订周密是该书的最大特点。陈慧剑除了对寒山的身世进行考证外，对于寒山诗的思想与内容也有深入细致的阐述和分类。在寒山诗研究领域，该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1978年该书由台北的天华出版公司再版，1984年和1989年则由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再版发行。此外，七十年代台湾颇具影响的寒山研究专著还包括孙旗的《寒山与西皮》（台中：普天出版社，1974）、程兆熊的《寒山子与寒山诗：从寒山子诗中看寒山子之身世》（台北：大林出版社，1976?）以及《寒山子与寒山诗》（台北：大林出版社，1977/1984）。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出版界和学术界对于寒山诗的兴趣之外，70年代的寒山研究也成为台湾大学中研究生的重要研究课题。例如卓安其的硕士论文《寒山子其人及其诗之笺注校订》（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1），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本以寒山和寒山诗为研究对象的学院论文。它标志着寒山研究开始进入一向比较传统的学院派的研究视野。1977年则紧接着出现了第二本寒山研究的硕士论文：沈美玉《寒山诗研究》（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7）。学院的关注与研究更令寒山诗在台湾的经典化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四、寒山诗在八十年代后的台湾

　　如果说寒山研究在70年代的台湾是硕果累累，当然一点也不过份。不过寒山研究在台湾并没有因为这种鼎盛而止步不前。80年代台湾的寒山研究依然高热不退。1980年，台北的新文丰出版公司就出版了台湾学者黄博仁的《寒山及其诗》。该书的独特视角与新颖见解再次催生了台湾学界寒山诗研究的一大批优秀成果。随后李重庆《寒山及其诗研究》（伟智公司，1982）、杨梓铭《永恒之山——寒山子之研究》（黾勉出版社，1982）、《寒山子与寒山诗研究》（新竹：善言文摘社，1985）等专著纷纷问世。此外，1985年台北的台湾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据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的《寒山诗集附丰干拾得诗》。

　　最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台湾的天一出版社将1966年至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寒山热”成果，辑文三百余万字，编为七册，定名为《寒山子传记资料》出版发行。收录的文章编为《寒山研究》、《寒山诗之哲理》、《寒山诗评估》与《有关寒山研究论著及馆藏》等几大专题。这七册的传记资料是台湾地区首度如此大量收辑寒山资料的唯一专集，它的问世无疑是前期寒山热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体展示与总结。毋庸讳言，如此大量的专辑出版显示了寒山诗的经典力量与不容忽视的诗歌魅力以及一致公认的寒山研究成果的保存价值。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寒山研究也出现了台湾研究生的研究专论。如赵芳艺的《寒山子诗语法研究》（东海大学硕士论文，1989）等。与这本硕士论文同年出版的还有据择是居丛书本影印的《寒山子诗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到此为止，台湾的寒山研究进入空前的鼎盛时期，这种研究热情一时真有点让人目不暇接甚至窒热扑面的味道。

　　二十世纪末及二十一世纪初，台湾的寒山研究继续昂首前行。不过，与前期的狂热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而言要冷淡许多。主要研究成果也仅限于对前期寒山研究的总结与深化，其主要形式是寒山诗校注和寒山研究资料的整理。如台湾学者李谊的《禅家寒山诗注：附拾得诗》（台北：正中书局，1992）以及国立中兴大学叶珠红的硕士论文《寒山子资料考辨》（国立中兴大学硕士论文，1992），其后是1997年由高雄能净协会出版的《了凡四训等历代祖师推介要文合刊》。《合刊》收录了《寒山诗》、《老子》、《华严经净行品》和《集录历代祖师推介要文》共四种。值得注意的是，《合刊》首次将寒山归作祖师级的重要人物，这对于持续树立寒山和寒山诗在宗教文学界的经典地位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由于学术界寒山研究的影响，在台湾通俗小说界，人们对寒山也萌生了极大的好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台湾便出现了两本以寒山作为题材的全新小说版寒山系列：薛家柱的《隐逸寒岩性自真：寒山大师传》（高雄县大树乡：佛光出版社，1995）和林淑玟的《风狂三圣僧：寒山拾得丰干》（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前者属中国佛教高僧全集之八和佛光史传丛书系列，而后者被归为高僧小说系列之二十五。这两本小说在娱乐之外，也颇有学术架势。

　　薛家柱在卷首语对寒山的身世以及寒山诗的传布与接受有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作者指出：“寒山，又称寒山子，是唐代著名的白话诗人，亦为禅宗一代高僧，他不只闻名中国，在日本、美国也享有极高的声誉”。[21]在卷首语末，作者指出此书的参考篇目为徐光大的《寒山拾得和他们的诗》、钟玲的《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以及陈鼎环的《寒山子的禅境与诗情》。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者提到其写作动机时说：

　　一九八八年秋天，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约我创作一部八集电视连续剧：《寒山》……我这才知道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美国大学校园中掀起了一股‘寒山热’……外国人都如此热中寒山，在现代的中国却受冷遇，这对这位一代高僧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了。正在这时，台湾佛光出版社拟出版一套《中国佛教高僧全集》……巧的是：寒山大师恰恰已列入拟写的一百位高僧名单当中。[22]

　　而在另一本高僧小说《风狂三圣僧：寒山拾得丰干》的《总序》中，序者圣严提到该套丛书的出版动机时说：

　　我们的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了使得故典的原文很容易地被现代的读者接受，尤其容易让青少年们喜爱，而从高僧传记之中，分享到他们的智慧及慈悲，所以经过两年多的策划运作，推出一套《高僧小说系列》的丛书，选出四十位高僧的传记，邀请到当代老、中、青三代的儿童文学作家群，根据史传资料，用他们的生花妙笔、丰富的感情、敏锐的想象，加上电影蒙太奇的剪接技巧，以现代小说的形式，生动活泼地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套丛书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但它是属于一切人的，是超越于年龄层次的佛教读物。[23]

　　由于是面对青少年读者，小说也配了大量的插图。插图的运用无疑是为了亲近青少年读者，同时也是为了增加了小说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及可信度，从而使寒山在青少年读者那里成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存在。显然，采用小说这种形式，使得寒山的形象和寒山诗的意髓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让青少年读者也开始认识和了解寒山及寒山诗。这对于寒山诗的经典化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经典性也将由此得以最大限度地延传。

　　新世纪出版的台湾寒山研究专著包括：曾普信《人生的珠玑：寒山诗解》（台北：福版腾图书公司，2004）、叶珠红《寒山诗集校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叶珠红《寒山子资料考辨》（台市：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以及《寒山资料类编》（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客观地说，叶珠红的这三部著作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台湾地区迄今为止的最优秀的寒山研究专著。《寒山诗集校考》是在作者硕士论文《寒山子资料考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前半部分是《寒山诗集校考》，收罗了寒山诗集的最佳新编排以及各种版本的异文和错谬字的考订。后半部分是《寒山诗集版本校后记》，辑有版本说明、异文比较和各种同系统版本间的异文比较。其所涉及的版本包括：《四部丛刊》景《天禄琳琅》宋刻本、《四部丛刊》景高丽本、朝鲜本、永乐大典本、明刊白口八行本、明嘉靖四年天台国清寺道会刊本、四库全书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本和全唐诗本。内容详实周密，颇见考证功底，是一部难得的寒山研究力作。《寒山资料考辨》同样是以作者硕士论文为底本，两年内三度删改，同时增补两个附录：《〈天禄琳琅〉续编〈寒山子诗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校以〈永乐大典〉本〈寒山拾得〉之异文》和《寒山诗版本影》。全书共分六章：《绪论》、《寒山子生年浅探》、《寒山传说考辨》、《〈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考辨》、《大典本与〈天禄〉宋本〈寒山子诗集〉之比较》及《结论》。考证周密、内容详尽仍然是该书特色。其中也不乏洞见，甚至某些说法还发前人之未说，相信定会激发新一轮的寒山研究大讨论。而作者的《寒山资料类编》一书则纯粹是各种有关寒山资料的汇编，分《文本资料》、《事迹资料》、《拟和资料》及《诗话资料》四大专题。内容详尽周全，同属难得的寒山研究参考资料，对于寒山诗研究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 结语

　　纵观港台地区四十年的寒山研究历程，我们看到了从出版界到学术界、小说界以及普通读者在寒山诗经典化建构中的积极而广泛的参预。寒山诗研究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关于文学经典的建构，许多学者都提到说，文本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其实是因为它能满足文化权力者的要求和欲望。学术界和出版界无疑正是拥有文化权力并同时可以主导主流诗学走向的其中一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学术界和出版界正是将寒山诗在港台地区经典化的有力成就者。实际上，学术界持久深入的讨论、出版界相辅相成的出版与再版、通俗小说界妙笔生花的演绎以及读者群前所未有的阅读热情共同构筑了一个和谐的话语场，它使得寒山诗的研究在港台，尤其是台湾地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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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07xww003)的阶段性成果。

　　[1] 胡安江：四川外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2] 钟玲：《寒山诗的流传》，《文学评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4年。页16。

　　[3] 《明报月刊》初期所刊的文章，属纯学术路线。胡菊人于1967年出任《明报月刊》总编，到1979年离任，前后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月刊办成了一份综合性的高级学术刊物，在当时的香港这是绝无仅有的。

　　[4] 胡菊人：《诗僧寒山的复活》，《明报月刊》（香港）第1卷第11期，1966年。页2。

　　[5] Ibid.

　　[6] Op. cit.. p. 4.

　　[7] Ibid.

　　[8] 陈硕：《经典制造：金庸研究的文化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70-71。

　　[9] 钟玲：《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载唐三圣二和原者[著]：《寒山诗集：附丰干、楚石、拾得、石树原诗》。台北：文峰出版社，1970年。页1。

　　[10] Op. cit.. pp. 19-20.

　　[11] 钟玲：《寒山诗的流传》，《文学评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页15。

　　[12] 陈鼎环认为寒山诗诗歌中无字不是禅的说法遭到孙旗的反驳。后者认为：如依寒山的本然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禅！我们却不可据此而论寒山对禅的修养如何如何。孙旗甚至对胡适“寒山拾得便成了能谈禅机、说话头的禅师了”一说也反驳说，那也不过是口头禅的一类而已。参见孙旗：《寒山与西皮》。台中：普天出版社，1974年。页17。

　　[13] 陈鼎环：《寒山子的禅境与诗情》，载唐三聖二和原者[著]：《寒山诗集：附丰干、楚石、拾得、石树原诗》。台北：文峰出版社，1970年。页21。

　　[14] 赵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诗》，载孙旗《寒山与西皮》。台中：普天出版社，1974年。页112。

　　[15] Op. cit.. p. 124.

　　[16] Op. cit.. p. 133.

　　[17] 孙旗：《寒山与西皮》。台中：普天出版社，1974年。页3。

　　[18] 赵滋蕃：《寒山子其人其诗》，载孙旗《寒山与西皮》。台中：普天出版社，1974年。页139-40。

　　[19] Op. cit.. p. 144.

　　[20] Op. cit.. p. 157.

　　[21] 薛家柱：《隐逸寒岩性自真：寒山大师传》。高雄县大树乡：佛光出版社，1995。页1。

　　[22] Op. cit.. pp. 268-69.

　　[23] 圣严：《高僧小说系列：总序》，载林淑玟著、刘建志绘：《风狂三圣僧：寒山拾得丰干》。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