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形象的文化哲学意义

　　作者：萧相恺

　　文学首先是“人学”。《西游记》虽然是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慢慢神化了的人之外，其余的全是‘怪”——怪而后“正果”成神。但书中的“精魅俱通人情”，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怪”“神”而有“人情”，乃是《西游记》不朽的重要原因。如何认识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应该说，也是正确把握此书主要精神的至关紧要的问题和重要门径。

　　说到《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只可敬可爱、滑稽诙谐、勇敢顽强、机敏睿智、乐观进取的猴子孙悟空。对于孙悟空这个形象的上述特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上是同一的，但对于这个形象的文化哲学寓意，则自《西游记》印行以来，便有种种不同的认识和体察。但话说回来，探究孙悟空形象的寓意，又必须在充分估计他的丰富性的同时，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去体察，以得出至少在现在看来是合乎情理的解释。

　　《西游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那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的典型的“世代累积型”作品，其中大多数故事，于吴承恩写定之前，便曾长期在民间传讲过。在宋代便有《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这样的属于“说经”的市人小说，最迟到元末明初，又出现了《西游记平话》。在《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大唐三藏法师便有个护法猴行者，他是后来《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前身。《西游记》的题材性质和孙悟空的取经法师护法身分，决定了他与佛教思想有着难以割断的血源关系。然而，他又决不像胡适等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佛国印度的舶来品。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大地的土壤中。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猴魔故事(单《太平广记》“畜兽类”中就有二十个之多)都在孙悟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说，《拾遗记》卷八“周群”条所写的那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他的变化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他的与天齐寿，便都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又如唐，张读《宣室志》中有一则故事，写会稽富民杨叟误入一山，遇到个胡僧。胡僧自言子孙好为诗，其族好戏谑，他吃了杨叟所带的饭以后，为杨念《金刚经》，化猿腾跃而去。这只巴山猿，岂不也在后来孙悟空的身上留下了一点影响?再如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宋市人小说《陈巡检梅岭失浑家》中的猿魔，前者的“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生死之数的特点，后者的“齐天大圣”的名号以及“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魅，管领诸山猛兽”’“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的本领，不更有后来孙悟空的影子?就是孙悟空由石头爆裂而生，孙悟空的偷吃王母娘娘仙桃，也都能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找到出处：前者出《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所载大禹夫人涂山氏化石，后石破而生启的故事；后者见《博物志》卷三及传为班固所作的《汉武故事》，那里面就叙述了滑稽的人神东方朔偷王母仙桃，孙悟空的身上，显然也有着东方朔的血脉。上述的这些故事，有的可能是佛教信徒创作出来的，有些则分明是道教信徒或方士为自神其教造作出来的。实际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身上，更显现了无穷无尽的神秘巫术力量。他身上的毫毛竟可随心所欲地化作各种各样的东西；念动咒语，可以移山倒海、呼风唤雨；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车迟国斗胜：“隔板猜谜”，“砍头剜心”，“下油锅”；大闹五庄观，变“熟铁腿”，“念动咒语，咬破舌尖，将血喷在树上”变成四众僧人，将石狮子变作自身等等，简直便是各种巫术的大表演。实际上，孙悟空精神世界里的巫术因子所占比例，比佛道的还大。至于孙悟空的身上有儒家文化的反映则更不待言，《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吴承恩，乃是正统的孔门弟子。应该说，孙悟空的精神世界中包蕴了多种文化因子，特别是巫术文化因子。

　　虽说孙悟空身上包蕴了释、道、巫术宗教文化和儒家思想，但若真从纯宗教、纯哲学的角度说，他的思想又哪派也不属，甚至谈不上是互补。跟《西游记》一样，孙悟空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其实亦只是一种世俗眼光中的宗教，一种由作者随意地将儒释道巫等宗教文化糅合于一起，或者是民间早已糅合于一起的世俗宗教文化——一种混合文化而已。这从孙悟空师父的非僧非道、亦僧亦道，既“静坐讲《黄庭》”，称仙称道；又名叫“须菩提祖师”，徒弟的法名也是“广、大、智、慧、觉、悟”亦可窥见端倪：《黄庭》者，道经也；“须菩提”者，佛之十大弟子之一也。但我要说，这又正是吴承恩的聪明处：他乃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决不会对“三教”不通到屡犯常识性错误，就算他不能准确地弄明白佛、道间的哲学界限，难道还真不明白末回他所列某些经书目录的无稽?很显然，他是有意让他的小说和他所塑造的人物处在这样一个世俗态层面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好反映现实，好随时揶揄、随时发牢骚。假若孙悟空真的远离了尘世，又假若孙悟空真的成了儒、释、道三教哲学命题的图解或纯宗教的人物，那么这个形象最多便也只能像中国小说史上的那批纯宗教小说，如《达摩出身传灯传》《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萨真人咒枣记》《吕祖全传》等中的人物一样，他也就没有了意趣，失去了生命力。

　　既然孙悟空形象的文化蕴含属于世俗态层面而非纯宗教哲学的，那么这个形象的寓意便也该从世俗态层面中去寻找。其实，吴承恩塑造孙悟空这个形象，不过是要借宗教信徒每每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佛成仙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中一个既十分简单，又无比深沉的生活哲理——要获成功，须走正道，而且要百折不回，勇往直前。如此而已。因为所阐发的是世俗社会的生活哲理，故阐发的过程中，又自然地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从孙悟空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定会看出这论点的不误。

　　《西游记》开篇写孙悟空出世，接下来又写他勇探水帘洞，为众猴寻得了一块“福地”“洞天”，使大家不“受老天之气”，因此作了猴王。正自无忧无虑，欢乐无比，他却又有“远虑”：觉得“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严，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于是欢乐正浓，而有了“忧恼”。我们切不可忽略《西游记》开篇的这一番叙述。在这叙述之中，作者决定了孙悟空为自身的绝对自由——成“正果”——而奋斗的人生道路。而要获得这种“自由”，按照宗教徒的观点，得有慧根，因此，在此书的开篇之中，作者也着力写出了孙悟空深厚的根基，说他“乃天地精华所生”，简直便是太阳月亮的儿子，于是又为全书深深地奠下了孙悟空这个形象的人生基石。

　　美猴王的外出求道，是他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迈出的第一步。写他学道，学得法力无边，又是为他今后的奋斗奠基。而学道过程中，孙悟空身上体现出来的则主要是他的悟性和他对于目的的执着。须菩提祖师列举了许多可学的法门，孙悟空都不要学，他只执着于“长生”“长久”“长远”六字，只执着于这个“正果”。师父见他这不学那不学，手持戒尺将他“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关了，撇下大众而去”。大家都以为师父生了气，他却悟出这是师父要他三更时分从后门进去，“秘处传他道也”的暗谜。三年学习，他又一通百通，学得了广大神通，学会了七十二般地煞变化，“通体八万四千毛羽，根根能变”；又学得了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腾云驾雾之法。怪不得须菩提祖师为他取名，说他在“广大智慧真如性海

　　颖悟圆觉”十二字中，正轮到一个“悟”字。

　　学道归来，孙悟空先是剿除了欺辱部众的妖魔，为部众，也为自己争得了起码的生存保证。除妖的过程中发现兵器不称手，引出了龙宫借宝。龙宫借宝体现的是孙悟空的倚强、皮赖。你看他得了“如意金箍棒”又要借衣甲，龙王说没有，他却说：“‘一客不犯二主。’若没有，我也定不出此门。”又说“真个没有，就和你试试此铁(金箍棒)。”当龙王说到要问“舍弟处可有，当送一副”。他竟然说；“我老孙不去，不去!俗语谓‘赊三不敌见二”，只望你随高就低送一副便了。”得了宝，穿戴整齐，只叫声“聒噪!聒噪1”“使动如意棒，一路打出去。”这也是一种“自由”——低级的“自由”。满以为“我老孙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已不复阎王管辖，却不料又被鬼卒勾入地府。一气之下，将鬼卒打成肉酱，不仅从生死簿中消了自己的名字，又硬是将天下猴类的名字“一概勾了”，消除了“暗中还有阎王老子管”的忧虑。与闹龙宫不同的是，此时孙悟空身上少了那种皮赖，靠的只是强力。至于这样做是否合理，他不问；至于人和其它动物的死活，他也不顾。他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意愿，从外出学道、龙宫借宝、地府销册，一步步地为实现自己的“正果”目的而前行。这抒写的过程之中自然而然也就体现了孙悟空蔑视制度秩序的一面，同时还反映了此时他身上的狭隘性。

　　大闹天宫的故事，是由闹龙宫、闹地府引发的。这是孙悟空形象成长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也是《西游记》写得最精彩的重头篇章。在这一段中，吴承恩着力描写了孙悟空的贯虹豪气、无与伦比的勇力和广大神通，表现了他对权势、地位、秩序蔑视的精神，也反映了玉皇大帝和他的大臣们的无能。然而孙悟空是因了想作官而受招安，还用他的话来说是“待我天上去看看路，却好带你们上去同居也。”反而再反则是因了官位小或无实职，是所谓“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最终目的是要“闹”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当然也是种“正果”。而凭借勇力“闹”则是孙悟空此时实现这目的的途径，与龙宫借宝、地府销册的手段、途径并无不同。我们读《西游记》，常会为这“闹”叫好，觉得痛快淋漓，进而认为吴承恩笔下的这只猴子是在革命或象征着革命，吴承恩的头脑中有反皇权思想。对于孙悟空的勇力、神通和他在大闹天宫时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我们自然该敬佩并继承，为他叫叫好也是正常的、正确的。因为，作者虚拟的那个天界中的朝廷，实在和人世间的朝廷并无两样，腐败得很不像话。说孙悟空的身上流露了吴承恩对当时朝廷的不满，这也是事实，但吴承恩却决不会也决没有想到要让孙悟空去造反，甚至推翻朝廷，否则，他又何必安排一个让勇足可敌十万天兵天将，刀砍不死，火炼不化，本领齐天的孙悟空闹到个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的结局呢?吴承恩还特意借如来佛的口说：“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龙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干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方能享此无极大道?你初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实际也是要说，要想“正果”，就必须苦修，而且要走正道苦修。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并作点哲学反思，直到大闹天宫为止，孙悟空所作的种种努力，目的都只是为了“小我”，吴承恩并不十分欣赏；对于这“闹”的手段，吴承恩更不完完全全赞同。

　　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饥餐铁丸，渴饮铜汁，受苦的同时，似也在反思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观音上东土寻找取经人，路过五行山，他请菩萨救度，说：“我已知悔了。……情愿修行。”以后唐僧来到，他又对唐僧说：“我……只因犯诳上之罪，被佛祖压于此处。……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也显出了一种“知悔”的精神。从此跟定唐僧取经。

　　在取经这一部分里，吴承恩通过对取经途中无数艰险的描绘，把孙悟空的那种原本就有的机敏睿智、勇敢顽强、乐观进取、嫉恶如仇的精神和对目标的无比执着，抒写得淋漓尽致。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这一部分里，吴承恩把他的全付精力放在了表现孙悟空的那种一往无前，百折不回的精神上。孙悟空的这种精神，可以说，从未消沉、退缩过，正是在这一连串的生动描写中，作者把他对取经的无比执着，一往无前，百折不回的精神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

　　对取经途中种种艰险斗争的描述中，作者也将孙悟空这一形象的精神作了进一步的净化和升华。

　　孙悟空的精神的净化和升华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初随唐僧，途遇六个剪径强人，孙悟空野性未退，将他们通通打死，还剥了他的衣服，夺了他们身上的盘缠。唐僧责备他几句，“他就使一个性子……说声老孙去也”，离开了唐僧。但到后来，他打死了白骨精，唐僧不识妖魔，先念紧箍咒，最后要他离开取经的队伍，回花果山去，他却“止不住伤情凄切”。后来唐僧遇妖，八戒去请孙悟空，在返回取经路途时，他又下海去净了身子，因为“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野性几已退净，留下的只是对取经的执着和对师父的一片“真心”!

　　取经成功，孙悟空“正果”为“战斗胜佛”，这“正果”的获得乃是靠他不断地战斗得来的。论起孙悟空的追求目标——所谓“正果”灵台方寸山求道和大闹龙宫、大闹地府、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三者间似无巨大的变化：离花果山修道是求长生；引发闹天宫的闹龙宫是要取得求取长生的兵器、勾销地府生死簿上名字的事件，更是直接为求长生——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闹天宫的要做官乃是后插进来的一种“妄念”；随唐僧西天取经，“正果”后也是“去来自在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其实性质却有很大的区别：取经正果，既是为己，又是为人，由“小我”向“大我”、由为个人向“奉公”进了一大步。论起取经所走的路径，则虽与石猴的外出求道相类，却与闹天宫等的“闹”有本质的不同，吴承恩认为，这时的孙悟空才又走上了“正果”的正途。要之，孙悟空形象与《西游记》全书一样，体现了一种以原始的巫术为主，又随意地糅合进经过改造的佛、道、儒学义理而成的世俗宗教文化，阐述了一个要成正果，须走正道，而且要百折不回的人生哲理，从而自然地反映了明代中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的不满情绪。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