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

　　京西大觉寺北，有“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碑一座，还有数座墓塔。 一般认为，此地是大觉寺或普照寺塔院。我存在疑问！待查！我总觉得应是西竺寺遗址。 “ 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碑的主人是明代高僧智光。 杜常顺“明代西天僧考略”记载： “智光，字无隐，姓王氏，山东武定州人，生于元至正八年。“幼而聪慧，阅读辄不忘，十五岁辞父母出家”，①后于北京吉祥法云寺“礼西天迦湿弥罗国板的达萨诃咱释哩国师传天竺声明记论之旨”，②“得亲仪范，昕夕请益，聆声通意，渐达梵音，遂为入室弟子”。③明洪武初偕其师游方五台诸山。七年，师徒一行奉太祖诏至南京，“召询便殿答问之际，见智光语通梵汉，命译班的达所携经典。筑庵钟山，给具供帐，颇示优崇。乃即其师《四众弟子菩萨戒》译为汉文，词简理明，众所推服”。④洪武九年，智光奉诏随师“访（补）陀，于江南诸名山踪迹殆遍”。⑤萨哈拶释哩去世后，“精释典，负才辩”，又通梵语的智光被太祖委以出使西藏及邻近尼八剌（尼泊尔）等地的使命。从洪武十七年到永乐初年，智光三次西使“宣化”、“抚谕”，于明前期与西藏地方政治宗教关系的拓展及发展对外关系上卓有贡献。⑥同时，智光于佛学“经藏之蕴旁达深探，所译显密经义及所传《心经》、《八支了义真实名经》、《仁王护国经》、《太白伞盖经》并行于世”，且“行性纯简”，⑦故深得太祖、惠帝、太宗、仁宗、宣宗以及英宗诸帝的褒重与眷待，“历事六朝，宠锡冠群僧”。⑧据《补续高僧传》卷一智光本传，太宗时，智光先后为僧录司右阐教和右善世，居南京西天寺；永乐十五年，“召至北京，论义称旨，俾居崇国寺，赐国师冠”。仁宗继位后，赐封号为“圆融妙慧净觉弘济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并赐金印以及冠服、伞盖、幡幢、供器、车马等等。又扩建北京大能仁寺令其居住。这所寺院后来实际上成为智光门徒即“西天僧”的大本营。至宣德三年，宣宗奉太皇太后懿旨，出内帑在北京阳台山建大觉寺，延智光。“俾居之，以佚其老。并敕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日下旧闻考》卷106《李纶重修开元寺碑略》载，宣德三年，智光奉旨兼住大觉寺，“往来憩息于此地，爱其土厚水甘，风气攸萃，意图兴创，出己资，命工市材建立，仍请额为‘开元禅寺’。”英宗即位，加封智光为“西天佛子”，并赐予诰印及冠服、舆马、幢盖、供器等等，①赏赉重厚。宣德十年智光去世后，塔葬于大觉寺侧，英宗遣官赐祭，“仍敕有司具葬仪增广其塔，并创寺赐名西竺”。②天顺四年，追封为“大通法王”。③智光虽为中国僧人，但其学业却直接资受于萨哈拶释哩，并取梵语法名为“雅纳啰释密”（ 汉译即“智光”，清人改作“雅尔鼐罗密克”）④。正因为如此，明宫廷对智光及其门人也以“西天僧”、“西竺僧”或者“西域僧”相待。智光本人即获国师、大国师、西天佛子及法王等名号，而这一般都是明皇室给予来自西藏及“西天”诸地佛教僧人的待遇。智光去世后，其塔葬处所建寺院也被赐名为“西竺”，其弟子于其荼毗处所建寺院则被赐名为“西域”，⑤这些都标明了智光在法脉上的印度渊源和特征.作为萨哈拶释哩弟子，智光显然是起了光大发扬和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人物。明李贤撰《大通法王碑铭》称智光“所度弟子中外无虑数千人，凡经藏之蕴必恳恳开说，各随其才器而诱掖之，以故上首及传衣钵者得人最众”。因此，智光法嗣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明代所谓“西天僧”的主体。杨荣撰《灌顶广善西天佛子智光大国师事实》（以下简称《事实》）载：其中外弟子数千人，各随其器宇引掖之。上首则有僧录司右讲经月纳耶实哩、禅师吾巴帖耶实哩、左讲经帖纳实哩、左讲经吾答耶实哩、拶耶实哩、衣钵侍者左觉义纳耶实哩、左觉义禅牒实哩、右觉义三曼答实哩及高僧褒然为领袖者数十人，及以番字授诸生擢为美官者亦十数人。⑥智光的门人中除少数尚有史迹可觅之外，大多于史无征。其中禅师吾巴帖耶实哩及右觉义纳耶失哩之名见于《明实录》。吾巴帖耶实哩之名见于《明英宗实录》卷102，此卷正统八年三月辛未条下载“封翊化禅师吾巴帖耶室里为灌顶广善大国师”。吾巴帖耶室里即吾巴帖耶实哩之异译。纳耶失哩之名则见于《明英宗实录》卷281，天顺元年八月戊申条下有“命大能仁寺左觉义乃耶室哩为灌顶国师”之记载。乃耶室哩即纳耶实哩之异译。又《明宪宗实录》卷111成化八年十二月辛未条下有“赐灌顶广善大国师乃耶室哩祭葬”的记载。两僧名号中均有“灌顶广善”字眼，与智光同，说明智光的名号先后是由这两人承袭了。另据《日下旧闻考》卷96所录明曹义《西域寺碑》，智光坐化后，“其弟子分其舍利，建塔寺于各处。其大国师乌巴迪尼雅实哩等建造灰塔于荼毗所。告成之日，赐名‘西域’，令其徒布达实哩为住持”。乌巴迪尼雅实哩即吾巴帖耶室哩之异译，布达实哩原作勃塔室哩，此人为智光弟子桑渴巴辣之长徒（见后），于智光则为法孙。又，右觉义三曼答室哩史迹不见于《明实录》，但此人塔铭即《圆修慈济国师塔铭》却存世，拓本藏北京图书馆。①《圆修慈济国师塔铭》系三曼答室哩同门道深所撰，可知此人来自安南：“谱系交南国，其父陈姓，母曰黎氏”。永乐二十二年，他在智光座下“薙染受具”，并从其徒月纳耶实哩“习西天梵典，日记千言，尤喜书梵天字”。后又从“诰封五台静戒禅师班丹扎思巴授红色文殊菩萨大修习，而又参迦隆、结先二大上师传授四大本续，莫不贯彻一乘之旨”。此中班丹扎思巴、迦隆、结先都是藏语名式，应为藏僧。“四大本续”即藏传佛教密宗四大教法或称“四大金刚法门”的事续、行续、瑜珈续和无上瑜珈续。按智光本人多次出使西藏，与西藏佛教僧团当有广泛联系，故智光去世后，“荼毗之日，大慈法王秉法炬”，②大慈法王即西藏格鲁派领袖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另外，智光及其门人所居之能仁寺也是明代京师藏僧最为集中的寺院之一，③故“西天僧”与藏僧间必有密切关系。因此，三曼答室哩也得以在藏僧门下修习密法。正统时，三曼答室哩“钦升僧录觉义，为翰林试官翻译及教才士习西天梵字”；天顺时“奉敕于内府番经（厂）管教中贵官百有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举，皆成就”，旋升职讲经。成化时，先后授“显教禅师”和“圆修慈济国师”名号。三曼答室哩还在京西阳台山西竺、西域两寺附近建寺一所，宪宗赐名“普照禅寺”。成化十三年，三曼答室哩去世，宪宗遣中官为其治葬。《塔铭》中称三曼答室哩有子弟百余人，三曼答室哩殁后，长徒哑郎葛啰室哩“钦升”为僧录司讲经，有数人升为觉义、都纲。在智光门中，来自安南的僧人不止三曼答室哩一人。正统时安南籍官员、工部左侍郎黎澄所撰《敕赐秀峰寺碑》④，志其同胞、安南僧智深建秀峰寺缘起，其中称：京都之西去城六十里有寺曰秀峰，乃太监高公让与住持僧智深之所创也。深，交南名僧，姓吴氏，自幼出家，刻苦参学，以宣德戊申来至北京，偶遇大国师吾公亲、僧录司讲经月公律、帖公定、觉义乌公显、拶公腾、纳公理、禅公忍、三公普，有同乡之谊，得礼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遂授心印，驻锡于阳台山。日常遍阅大藏，久不下山，戒行精严，人多钦仰。……碑文中“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即为智光，而吾公亲、月公律、帖公定、乌公显、拶公腾、纳公理、禅公忍、三公普，显然与前引杨荣《事实》中所列智光门人月纳耶实哩、吾巴帖耶实哩、帖纳实哩、吾答耶实哩、拶耶实哩、纳耶实哩、禅牒实哩、三曼答实哩诸人名是相对应的，他们既与智深有“同乡之谊”，则均为交趾籍无疑。这就表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安南僧在明代“西天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智光门人中何以有如此之多的安南僧，目前还没有什么史料来加以说明。越南史料中记载洪武时明太祖曾谕令安南国王向明朝派遣僧人，①这也许成为日后诸多安南僧人入华的一个机缘。除《事实》中提到者之外，智光子弟见于史者尚有下列诸人：惠辨，又作慧便、惠便等，智光洪武十七年首次西使时，此徒随行。②其余情况不详。桑渴巴辣。据道深撰《敕赐崇恩寺西天大辣麻桑渴巴辣实行碑》，③桑渴巴辣为中天竺人，自幼出家，游方印度各地，参习密教，后抵西藏，遇正在西藏“宣化”的智光，入其门下。永乐三年随师至南京，蒙太宗召见、赏赐，奉诏居西天寺。成祖迁都后，诏桑渴巴辣至北京崇恩寺，并奉敕于内廷番经厂“教授内臣千余员，习学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又常常偕其师智光为皇家修设秘密斋筵，“或得掌坛，或辅弘宣”，累受赏赐。“而有参授秘密，则礼之为金刚上师者多有，内外大臣投其座下削发为徒者，是亦不能尽举”。正统四年，往五台山参礼，并施资重修法藏寺，在寺中立其师智光之舍利灵塔。九年，英宗赐额为“普恩寺”，其徒答而麻啰乞塔领部札为住持。正统十一年，桑渴巴辣由五台返京途中坐化于定州上生寺。其长徒勃答室哩等迎其全身至京师西域寺茶毗，并分别于西域寺西北和房山小西天两地起建灵塔，藏其遗骨。道深在碑文中称，桑渴巴辣“生性刚直，独唯敬让无隐（按即智光）上师道学兼明，而诸教中泛泛者一无逊让之。盖彼所得秘密高广，而尝所谓密中之密，则诸人亦不能与之议论。”可见此僧在密教方面有很高造诣，以此极为孤傲自负。释迦哑尔塔。《日下旧闻考》卷96《明李纶西域寺重修碑略》载，释迦哑尔塔“世家山西蔚州，姓翟氏。甫八岁，礼大通法王为衣钵侍者。师授灌顶广善大国师教，传密乘经典心印秘。上师历历谙练无遗。”释迦哑尔塔亦为中国僧人，因宗承印僧萨哈拶释哩所传而取梵语法名，大致智光门人均类此。释迦哑尔塔为智光门人中与内廷关系极密切的人物，在成化时即已得宪宗眷遇。弘治初，有人上疏称宪宗时，“法王领占竹、扎巴坚赞等，佛子释迦哑儿答、国师舍剌星吉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华礼仪之教。玉食锦衣，坐受尚方之赐，棕舆御仗，僭用王者之仪”。④疏内以释迦哑儿塔为“西番腥膻之徒”，显然是将“西天僧”和番僧即藏僧混为一谈了。“佛子”即西天佛子，据《明宪宗实录》卷283，成化二十二年十月癸酉条，释迦哑尔塔于成化二十二年经太监韦泰“传奉圣旨”，由灌顶大国师升为西天佛子。孝宗继位后，降京寺藏僧及“西天僧”名号等次，释迦哑尔塔亦由佛子降为大国师。但不久又复为佛子。释迦哑尔塔一生中极蒙皇室优渥，所以弘治十四年临终前也不忘嘱其弟子“竭力梵修，以报皇上莫大之恩”。⑤去世后，孝宗追封为“静修妙悟灌顶大国师大智法王”，⑥又效永乐时成祖为藏僧释迦也失御制《像赞》的作法，诏内阁大学士刘健拟《御制释迦哑尔塔像赞》，但因刘健抵制而作罢。①明李纶《敕建西竺寺重修记》碑中称其为“大能仁寺西天国师”，②则其驻锡地为大能仁寺。弘治中释迦哑尔塔先后重修开元寺、西竺寺和西域寺。据明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寺观》“开元寺”条下注，开元寺“旧传唐开元年建。本朝弘治六年太监罗秀重修，中宪大夫李纶记。”③而前引《李纶重修开元禅寺碑略》载开元寺“经岁久，殿宇摧颓。大能仁寺西天国师出恩赐金帛修理”。“大能仁寺西天国师”即释迦哑尔塔。则弘治时此寺之重修系释迦哑尔塔与太监罗秀共襄之举。西竺寺之重修也是如此。李纶《敕建西竺寺重修记》载：兹寺之建岁月弥久，殿堂廊庑不免乎霜雪之薄蚀，墙垣基址难免乎风雨之摧颓，于时内官监太监罗公秀、陈公庭出游之暇，睹其名山福地遂尔凋落，则前人之功不几废矣。乃与其徒大能仁寺西天大国师释迦哑尔塔、禅师津答室哩佥各出已资图维新之。具闻于上，特赐白金若干，中宫、东宫益加宠惠，中外善信咸助其工。西域寺之重修是在弘治十一年，释迦哑尔塔“举兴修之念，罄己囊橐，兼募众缘，上闻，特赐银两，不期年而落成。”④则此寺重修，孝宗也赐金助之。津塔室哩，据《敕建西竺寺重修记》，与释迦哑尔塔同为能仁寺僧，弘治中与释迦哑尔塔一起筹划重修西竺寺。津答室哩又见于《明宪宗实录》，卷283成化二十二年癸酉条载，此人经太监“传奉圣旨”，由禅师升为国师。道深，俗姓杨氏，明播州宣慰使司杨氏族人。据他本人正统四年所撰《金山宝藏禅寺记》碑文⑤，他于永乐十九年随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升进贡至京，“蒙太宗文皇帝赏赉褒重，由是得从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受灌顶戒，学西天梵书字义”。仁宗时“柔远奖谕，特赐高僧，继从僧录左阐教法主大师讲《华严》、《圆觉》、《楞严》等经，大小宗乘等律，《唯识》百法等论”。“法主大师”即慧进，此人为永乐时最受明成祖器重的义学高僧之一。“究通华严宗旨，傍达《唯识》《百法》诸论，意解心融，众所钦服，遂得‘法主’之称”。⑥曾奉诏在北京海印寺主持纂刻大藏经（即《永乐北藏》），宣德时宣宗“待以国老，赐毗卢冠、织金磨衲。诏于内翰因多官并僧众对写金字华严、般若、宝积、涅槃四大部经，尚膳供馔饮。”后又奉旨在隆善寺开讲《楞严经》。宣德初，道深“常侍大国师屡应宣宗章皇帝召，每与经筵。复从讲经独芳叟入室，参千百则公案”。此中独芳，即洪莲，此人永乐中奉旨笺注《大明三藏法数》及校勘大藏经等，先后为僧录司右讲经和左讲经。景泰中去世后，景帝赐赠“净梵翊教禅师”之号。由此可见，道深除资受“西天”法门之外，也与当时汉传佛教中的上层僧人过从甚密。此后，由镇守陕西太监王贵等檀助，道深在北京西山建苍雪庵，英宗赐名为“宝藏禅寺”。程敏政《月河梵苑记》载：“苑主道深，播州人，杨氏子，性疏秀，通儒书。宣德中住西山苍雪庵，赐号‘圆融显密宗师’，而自称‘苍雪山人’。后归老，乃营此以自娱。”①史籍中因道深法脉上的印度传承，称其为“西域僧”。《光绪顺天府志 京师志十六 寺观二》：“宝藏寺，在金山口。宣德九年，掌御马监王贵修，为西域僧道深建”。《日下旧闻考》卷 100 引《山行杂记》载，宝藏寺“系正统四年为西域僧道深建”云云。由上述可以看到，明代以印僧萨哈拶释哩为师祖的这个“西天僧”密教传承中，至少包含有来自中国、天竺和安南三地的僧人，中国僧人中又有少数民族成份。而这一系僧人的活动则以京师特别是北京地区为中心。其中北京能仁寺、大觉寺、开元寺、西竺寺、西域寺、普照寺、崇恩寺、秀峰寺及宝藏寺等是“西天僧”最为集中的几所寺院，而“西天僧”分布于如此多的寺院，亦足见其传承之盛。智光晚年虽以大觉寺为佚老之处，但能仁寺仍为其门人大本营。据明人王统《观贝叶经记》一文，能仁寺内还珍藏有明初由“胡僧”自天竺及“西域”携来之“番藏贝叶经”和桦皮经，也即梵文佛经。而寺内“西天僧”虽均系中国人，但仍具印度法脉的特征：寺僧皆中国人为之者，号曰喇嘛，胡名、胡服。服亦如僧衣，但色用红黄及用红黄为领缘，又领下直达于裾，其末前为一继续之四五寸微阙，其外如爪环下直，号为金刚脚者，异耳。问之胡语梵字，多不解也。问始来此者胡僧名，皆梵语叠五六言为一名，曰班的达者，其开山祖师也。再问之以天竺地理物宜，皆不能知。②此中寺僧之号“喇嘛”，显系仿自藏僧；所云“班的达”暨“开山祖师”者，即为萨哈拶释哩。大觉寺、西竺寺、西域寺和普照寺都位于京西阳台山，其中大觉寺为皇家敕建，智光终老于此。西竺寺、西域寺和普照诸寺则均为智光门人所建。由于同属一个传承系统，这些寺院之间关系十分紧密。《明孝宗实录》卷 134，弘治十一年二月乙未条下载：“传旨升大能仁寺右觉义塔儿麻桚耶为左觉义，兼住西域寺，都纲麻儿葛思帖罗等四人俱为右觉义，兼住西竺等寺”。据此，阳台山诸寺很有可能是从属于能仁寺的。此中葛思帖罗系三曼答室哩门人，其名列于上引《圆修慈济国师塔铭》。 明代宦官普遍奉佛，与僧人广有交往和结纳。早在洪武时期，萨哈拶释哩门下就有宦官出入。《塔铭》署名立碑者为“菩萨戒弟子奉御崔安、大使黄福□”，“奉御”为明代宦官职名。崔安来自高丽，洪武十三年曾奉旨在南京天界寺审讯高丽使臣周谊。③崔安号为“菩萨戒弟子”，很有可能就是从萨哈拶释哩受戒的。智光与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诸帝对其宣召、慰问及赏赐诸事多以宦官为差使，宦官也因之受其诲导、感召，对其信仰敬重。正统时罗亨信所撰《司礼监右少监孔公寿塔铭》就记载了宦官孔哲与智光间深厚的法缘关系。永乐时，孔哲曾奉成祖之命“诣奉西天教智光大国师参问要旨，未几，遂得口传心授之懿”，“拳拳服膺不忘”。宣德十年，智光病笃，孔哲奉旨“于大能仁寺守护”。智光去世后，孔哲又奉智光遗榇在阳台山负责造塔安葬及建寺诸事。孔哲有感于“人之寓世，光阴易迈，至道难闻，复念国师诲导深恩，殒首莫报，乃即师塔左偏建塔一座，高若干级，及菴一所，佛祠、门庑、钟楼、僧舍供用咸备，以俟己之一旦无常，则为栖神之所。” 另查：智光1363年至1374年，其间11年居北京吉祥法云寺。永乐十五年（1417年）至洪熙元年（1425）居崇国寺八年。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三年（1428）移居大能仁寺，居此四年。其后移居旸台山大觉寺，至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