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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是佛教、音乐、高蹈清扬的歌舞之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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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是佛教、音乐、高蹈清扬的歌舞之邦 龟兹是丝绸北路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它的作用相当于南线上的于阗。从地理位置上说，龟兹文化区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城市的本身，它包括了周围的一些佛教中心、如南部的库木吐拉，西部的克孜尔和吐木休克、北部的苏巴什、森木赛姆，以及附近的一些小绿洲，如：焉耆、拜城。 对龟兹绿洲古代居民的识别一直是个不解之密，只知道他们使用一种叫焉耆-龟兹语，或者叫做吐火罗语的语言，流行短发，在新年之初盛行斗兽表演，斗兽不仅是一种大型娱乐活动，而且还有占卜的作用，《酉阳杂俎》卷四记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骆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每年4月8日，佛诞日举行大型的行像游行，声势浩大。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由中亚传入龟兹，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到魏晋进入鼎盛时期，成为龟兹国的国教，并受到龟兹历代诸王的崇信和宏扬，其影响远播周遍绿洲、远达中原内地。 这个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又名童寿，古代高僧、著名学者、翻译家，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出生于龟兹。其父鸠摩罗炎，聪明而富有才干，受到龟兹王的敬重，被请为国师，并将王妹耆婆嫁给他为妻。耆婆聪明好学，通晓几种语言，为虔诚的佛教徒。鸠摩罗什7岁时跟母亲出家为僧，在龟兹名僧门下攻读经典，9岁时，母亲带他渡过印度河，到达今天克什米尔一带，拜盘头达多为师，学习《杂藏》等小乘经典。12岁时又回龟兹，归途中在疏勒、莎车停留，学习和博览了各种经典，同时还研究了天文学。回到龟兹后，受戒于王宫，留住龟兹新寺，勤奋钻研大乘经论。公元382年离开龟兹来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学习了汉语。公元401年到达长安，后秦姚兴亲自出迎，待以国师之礼。从此开始翻译佛经，共译出各种经典35部，约300余卷、治学严谨，翻译的经典基本上保持了原文的涵义和风格，语言精炼，文词流畅，博得了人们的赞誉。弘始十五年（413），在长安去世。与真谛、玄类，并称为中国佛教的三大翻译家。著名的《金刚经》、《维摩经》和《中论》就是鸠摩罗什的译著。 龟兹文化区，现存四个著名的石窟寺群：库木吐拉、克孜尔、吐木休克和森木赛姆。作为龟兹石窟发现者之一的勒柯克写道：“当我第一次在龟兹绿洲中挖开一个被埋没的洞窟，进到里边时，那些吐火罗君侯供养人的画像，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是因为，在吐鲁番绿洲的石窟寺中留下了自己画像的那些骑士和君侯们，其脸型和服装完全显示了他们的亚洲起源和文化，而在这里看到的壁画，极其生动地令人想起了欧洲骑士时代的绘画。” 龟兹佛教艺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库木吐拉和克孜尔洞窟的壁画中。在差不多1500年之前，龟兹的工匠们就开始建造这些石窟和僧房，经过千年尘封，仍然传递着重要的信息，特别是克孜尔石窟，在艺术和题材上种类繁多，内容也极其丰富，除了那些取材于本生经、佛陀的早期生活故事的绘画之外，还保存有许多印度与吐火罗文献，特别是印度的梵文文献，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出自已经散失的梵文佛经，这些佛经常常就是克孜尔洞窟壁画上大量出现那些故事的脚本。 龟兹乐舞：龟兹的古代音乐和舞蹈十分发达，公元382年吕光西伐龟兹后，将龟兹乐舞带入中原，中原朝廷，特别乐于欣赏龟兹音乐。相传，隋文帝的大臣郑译，参照龟兹音乐来整理中原音乐，依据龟兹的七声学说，取代中原的五声学说，并依据这个理论体系，演变出了隋唐燕乐二十八调。隋唐音乐理论家兼演奏家万常宝，依据龟兹乐理重新阐述了我国古代音乐旋宫理论，又以他自己创造的“水尺”为律尺，制定了八十四调，并且还按照新的音乐律制改造了不少乐器。 龟兹乐器的种类很多。据《隋书》和《旧唐书》记载，有坚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横笛、萧、毛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鸡娄鼓、铜钹、贝、弹筝等19种之多。 唐高宗曾把著名的龟兹艺人白明达接到宫中去演奏龟兹乐器，他的技艺很高，特别是他作的舞曲《春鸳啭》最为有名。唐代《教坊记》里记载说：“高宗晓声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后亦为舞曲。” 元慎诗里提到的《火凤》也是一个舞曲，作者名叫裴神符，是疏勒人。贞观年间在长安当过太常乐工，后来被聘为宫廷乐师，他会弹奏多种乐器，尤其以擅长弹琵琶而闻名。他是最早废除拨子而改用手指弹奏的人，从而革新了琵琶的演奏技艺。此外，还有一位叫李基，也是唐代人，他以吹一口好笛而闻名。有一次他吹《凉州曲》，刚一吹完，有个叫独孤生的听众问他：“喂，你吹的笛子真好听啊！声调中杂龟兹韵味，你一定有龟兹朋友吧？”李基点点头说：“嗯，你辨音能力很强！我的师傅就是龟兹人，每当人们追思大唐的兴盛和歌舞升平时，都应该记得：在那些悦耳的丝竹声中，是西域的龟兹乐、疏勒乐和高昌乐，给中原音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由此可以看出，龟兹这片绿洲，在笃信佛教的同时，却也不乏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