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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
【作者】任继愈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公诸于世。国家为了制止珍贵文物继续流失，把余下的敦煌遗书交给京师图书馆保管收藏。1922年，陈垣先生主持整理《敦煌劫馀录》；同年，胡鸣盛等先生对这些敦煌遗书继续整理、编目，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这批敦煌遗书，部分曾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公布，但缩微胶卷有不少不足之处；部分从未公布，不为人们所知。今天全部公之于众，给世界文献宝库增添新的内容，意义非同寻常。
新中国成立后，1982年，国家制定古籍整理规划，大规模、有计划地对中国古籍进行全面评估，制定规划。佛教、道教古籍也在规划之内。先着手编订《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万多号敦煌遗书中，绝大多数为佛教典籍(汉文以外，尚有藏文等其他文种)，有很多为历代藏经所未收。《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下编)已决定收录这一部分珍贵资料。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建立新国家，首先应该发展生产，接着就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首推汉、唐。汉朝建国七十多年以后，经过四代人的努力，创建了灿烂的汉代文化。唐朝盛世号称“贞观之治”，当时主要在于恢复生产，真正富强是在唐玄宗开元时期，也经历了四代人的努力。清朝的文化繁荣在乾隆时期，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三代，近百年之久。新中国建立刚五十多年，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这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我们“继往”继承的是五千年文明灿烂之往；我们“开来”，开创的是五千年从未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建设21世纪，为创建新文化准备充足的思想资料。只有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才有可能摆脱前人的局限，吸收古今中外前人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敦煌遗书的佛教文化当然受到应有的重视。
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研究者遍布于全世界。外国学者同中国学者比较，他们对中国历史、社会、风俗民情毕竟隔了一层，难免受到一定的局限。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研究，前几年人数较少，国内的外部条件尚不完备，显得不及外国热闹。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教育制度完善，我国有计划地培养青年专家学者，涌现出大批有才干学识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又有现代科学的训练，有对祖国文化的爱国热情。从近十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著来看，中国学者从事敦煌研究已形成群星灿烂的学者群体。各种学科门类齐全，著作的质和量都已达到相当水平，有些领域已超过外国专家学者的造诣。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主力军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客卿有他们的优势，可以联合并肩前进，主力还得靠我们自己。外国学者根据他们的兴趣，依托有关财团资助，可以完成某些专项课题，但他们没有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任务，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也难以被他们接受，在研究方法上有他们的局限。
新学科的建设，离不开新材料、新手段的发现。敦煌千佛洞石室藏书的发现，引发出敦煌学。但是还应指出，一种新学科兴旺发达，主要在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求。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动力在于大工业的兴起。西哲有云，一种学说在某国流行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历史证明，这种看法有道理。敦煌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敦煌学的大量成果出现，大批学者成长，主要在于符合祖国文化建设的需要。“需要”是主观的要求，个人的需要，如秦皇汉武求神仙不死之药，即使有强有力者的推动，也没有生命力。如果出于民族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这种群体的需求却反映着客观实际状况，它具有客观独立的实力。如历史上王朝的兴亡，无非民心的向背。新中国建国以来敦煌学的兴旺，完全是适应祖国文化建设的需求必然出现的景象。
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在敦煌研究方向——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语言学、音韵学、古代社会经济、历史考订，诸多方面都有可观的成绩。敦煌学研究还有待加强，综合研究的体制尚未确立。近百年来，对佛教以外的文书用力较多，而对占总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佛教文书，投入的人力相对较少。敦煌文书分散在世界各地(主要集中在伦敦、巴黎、彼得堡及北京四处，散在世界各地及中国各地区也还不少)。我们今天已有条件，采用现代科学手段，用电子技术，把分散在各地的敦煌文书作为信息资源集中起来；把过去无法整合的卷子，尽可能使它得到缀合，恢复原貌；把敦煌资料与有关史书、考古实物综合考察；把民俗记载与现实民族调查综合对比；把佛教与同时流行的道教、祆教、摩尼教对比研究，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对比研究等等。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为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丰富可靠的资料。
敦煌遗书发现于祖国河西走廊，涉及民族主要是汉、藏等几个民族，时限只有东晋到北宋几百年。所保存的文献资料，有完整的，有不完整的，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过是一个局部和剖面。这已经引起举世瞩目，世界学者研究了近百年，解决了疑难问题的一部分。整个中华民族遗产比敦煌遗书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只是由于人为战争和自然灾害，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因而敦煌遗书更加珍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历经千劫百难，屡踣屡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不承认它有根基深厚、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我们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是为了把有用的珍稀文献公诸天下，为新中国，为全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的衰落，有的不复存在，只有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古而不老，旧而常新。此次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不是简单地影印翻拍，我们对每件遗书，冠以条目式的简明目录，除了描述式的介绍外，还有涉及卷子的内容。因此，每一篇遗书都注入研究者的心力，力求向后人，向世界提供可以信赖的第一手资料。力图不让后人费第二遍补正之劳。实在不能解决的，宁可缺文，以待后贤，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敦煌遗书庋藏在英、法、俄三处者，近二十年来，均已先后影印出版向世界公开。人类文化遗产资源共享，是学术界的共同愿望。由于诸多原因我国所藏的敦煌遗书只公布了很少部分，迄今研究敦煌学者未能窥见全貌。敦煌遗书虽源于中国，一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珍贵古籍，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双重身份，既有文物价值，又有知识教育价值。本书的出版，力求为研究者提供一些阅读方便。几十年前陈垣、胡鸣盛等前辈敦煌学者所致力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关注的。
我们坚信一条真理，社会进步靠发展生产，文化繁荣是生产发展以后必然的结果。中华民族蒙受着屈辱进入20世纪，敦煌遗书的发现正值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正满怀信心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而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力。路虽长，靠我们自己走，问题复杂，靠我们自己群体解决，我们的路子会越走越广，前途光明无限。
【原载】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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