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此前，几所重点大学已先后开设了国学院。国学院、国学班的接踵开设，读经诵典的日益流行，着古式服装作秀的吸引眼球……凡此种种，似乎见证并推动着“国学热”的升温。

“国学”是否“热”，只是外在的温度；传统文化的呼吸与叹息，才关乎其生命内在的脉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授予《解放周末》独家发表的这篇文章，分析了“国学热”的由来，提出了“国学热”背后隐藏着的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满怀热情地重拾、追寻、学习、珍爱、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将之一股脑地装到贴着“国学”这个标签的篮子里，却丝毫不顾虑这张标签的模糊与可疑。

最近十年来，我国内地兴起了一股来势汹涌的“国学热”。这股“热”绝对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是切实可见的社会现象：电视上的“国学”节目掀起收视热潮，报刊上的“国学”文章连篇累牍，书架上的“国学”论著触目皆是，社会上的“国学”讲座此起彼伏。更不必说大学了：各种各样的“国学”课程列入课表，各种各样的“国学班”广招学生；以培养未来“国学”大师的“大师班”早已经在不止一所大学中出现；“国学”进入了中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很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能够将《三字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备感骄傲……

首先，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毫无疑问，上述现象都是可喜的；最起码，这说明我们对按照时下做法，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文化开始珍惜和热爱。其次，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担忧：我们对这股“国学热”的背景是否有足够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国学热”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对“国学热”背景的认识是不够清晰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学热”都应该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假如不太健忘的话，今天40岁左右的人应该清楚，在距今30年前，“国学”是什么形象和地位。至少，我们绝对不能说，“国学”在当时的形象是正面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应该还都记得，就在短短的30年前，中国人是怎么称呼今天又恢复了圣人地位的孔子的吧。除了梁漱溟先生、吴宓先生等极少数人外，数亿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难道不都是直呼“孔丘”其名，甚至直斥其为“孔老二”的吗？

这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程度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也并不为过。我们生活在今天，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恐怕未必有多少人明确地知道，这30年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近有一本好书，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由复旦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编写、著名传媒文化学者曹景行先生主编的，书名叫《亲历》，副标题是“上海改革开放30年”。这本书通过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中发生重大影响的若干关键事件中的关键人物的口述，来感性地重现历史性的事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序言。这篇序言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67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百分之十，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进出口贸易总额，2007年是1978年的105倍多。1978年一年的劳动所得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

二是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在1978年是2.5亿，2007年已经降低到不到1480万。在这30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5亿，却还能够基本平稳地达到初级小康水平。

三是在短短的30年里，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巨大转变。

这些数字是活生生的，极其具象的。或许我们会将上面这些文字带给我们的震撼感受自我局限在经济生活领域。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大概不会那么简单。中国在30年时间内，经受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所被改变的难道仅仅是经济生活吗？

绝对不是。事实上，在如此巨大的变化下，我们的一切，包括文化心态在内的精神世界也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只不过，文化心态和精神世界的改变远比经济生活的改变更为复杂。30年间，我们在这方面的改变呈现出来的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奇异的态势。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重新树立起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化自豪感。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漠视到重视，从批判到肯定，从贬斥到尊崇。“月亮是西方的圆”已成陈词滥调，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大市场的了。我们开始满怀热情地重拾、追寻、学习、珍爱、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将之一股脑地装到贴着“国学”这个标签的篮子里，丝毫不顾虑这张标签的模糊与可疑。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地去亲近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暂且就算是“国学”吧，却在身心两方面都无法拉近和它的距离；更令人担心和不安的是，我们似乎还不能抗拒和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足够的历史感。缺乏历史感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有个习而不察的“心魔”，我将它称之为无来由的狂妄。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面对总数近万的人做过一些测试，请大家在自己身上找出一样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来，穿的用的都行，结果是毫无例外的失望。我还请数量不少的朋友，不要思索，在第一时间凭本能反应举出心目中认可的、没有争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心文化价值，结果还是毫无例外的失望：大家举出的无外乎是 “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等。于是，问题更加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从我们的脑海和意识里竟然不能在第一时间涌现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呢？

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改革开放并没有义务来保证“国学”篮子里的传统文化将毫发无损地得以复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我们想弄明白，何以出现上述令人茫然失措的情况，我们恐怕不能将我们的目光局限在这短短的30年里，而必须有更长程的考量。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足够的历史感。特别是在当下，缺乏历史感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有个习而不察的“心魔”。我把这一 “心魔”称之为无来由的狂妄：我们不是拥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吗？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的健在者吗？我们或许没有足够的能源，比如石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缺少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文化资源。我想，有识之士大概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吧。

只有用长程的历史感，才能消除我们莫名的“心魔”，才能使我们以如履薄冰、戒慎戒惧的心态对待劫余的传统文化。

纵观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奇特性。它的奇特就在于一直纠结在传统与现代的牵扯对峙中，被迫让步的又往往是传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让步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优质部分。

无论学术界有多少不同意见，存在着多大分歧，这终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穿了大门，因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近代化”的。越是心不甘，越是情不愿，越是反衬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后来才被认识到的西方文化的强大。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一切集中发生在清朝晚期并不太长的时段里。伴随着对西方从物质力量到精神价值的不断认识，中国人也逐渐但快速地由外而内地改变了。这正是原本徘徊在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一旦进入中国就快速地社会化，形成几乎被全民族奉为圭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厚土壤。进步，特别是“新”取代“旧”，换句话说也就是“近代”战胜“传统”的进步，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自然也就是走向近代化以保全种类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在新旧判然对立的前提下艰难前行的，而几乎完全是外来的“新”的价值是毋庸置疑，“旧”的价值是无须期待的。例外总是难免的，然而，就那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而言，主流的认知就是如此。外来的“新”等同于好、进步、健康、明智、高尚、文明，固有的“旧”等同于坏、落后、病态、愚昧、卑劣、野蛮。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当然是有失偏颇的。然而，在当时，就连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都难逃其罗网。

别人且不必说，就拿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做例子吧。鲁迅先生是如何敦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古书的，言犹在耳；钱玄同先生则干脆认为人没有理由活过40岁，因为那就意味着太老了。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两位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在处理“新”与“旧”、传统与近现代的关系上，逻辑是清晰一致的。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的国学修养都当得上真正的大师，他们内心的彷徨是显而易见的。

和他们同时代的吴宓先生至死都不愿意批孔，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自然和前面两位先生不同。但是，他也无法否认“新”的力量。在日记中，吴宓先生这样写道：“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吴宓先生认为自己是“将受车裂之刑”的。鲁迅先生当然不像吴宓先生那样“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不过，“二马”之比喻恐怕未必就不适用于他。这里的逻辑不能不说是迷离的，没有呈现出平衡的状态。

在现代中国，终究是“西方”这匹马跑在了“中国”这匹马前面。中国就在贬低、批判、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尘埃里，由被动转向主动地走向现代化的竞技场。在这样的过程进行了一百年左右之后，1949年的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唤醒了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也走过不少的弯路，其中有一条弯路，就是依然没有能够处理好“二马”的关系。

1949年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时间上涵盖了整整半部中国当代史，我们从中正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场运动都以批判传统文化开场，最终又都归结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不管发动者和参与者的本意是什么，其结果却正是“大革文化命”。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张照片：一群在今天看来是疯狂的人，是如何群情激愤地捣毁曲阜的“圣迹”的。

使传统文化的处境复杂化的原因还在于，或者说更在于，当时那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动员力量。几代中国人被彻底地动员起来，以全民的狂热彻底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在人类历史上，难道不也是罕见的吗？

“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濒临破产的又何止是经济呢？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不仅是残破的国民经济，还有残破的国民精神。传统文化资源被摧毁殆尽，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流行一时，反映的固然是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全民认同，同时，难道不也折射了传统文化的命运带给我们的惨痛记忆和全民后怕吗？

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拥有多少传统文化资源呢？先不说别的，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论语》吗？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三字经》吗？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了，我们毕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是有永恒的生命的，即使美其名曰为“国学”也不行。

只有用长程的历史感，才能消除我们莫名的“心魔”，才能使我们以如履薄冰、戒慎戒惧的心态对待劫余的传统文化。

虚热更会烧坏本身已经虚弱的传统文化，过度的商品化消费会掏空传统文化的躯体，消解掉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这些其实就是当下的“国学热”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其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经济的纠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4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蜂拥而来的好莱坞大片、巡回演出、电脑游戏、世界名牌、留学教育等等的时候，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文化也是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业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正在快速地成为全民的共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中国从一个大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关键在于，能否在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同时，成功地形成文化软实力；特别是，能否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并且使其成为全人类文化价值宝库里的珍藏。中国核心文化价值的建设资源，毫无疑问只能首推自己的传统文化。

然而，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特殊性，没有找到切实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之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思路依然跳不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早期发挥过特定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反思它的负面作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最大危害，是将文化仅仅看作是经济的工具和仆佣，无视文化本身的价值，由此将文化完全异化为商品。当下的“国学热”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泛商品化推波助澜的结果，形形色色收费昂贵而内容可疑的“国学班”就是明证。这不能不让人隐隐担忧，当下的“国学热”是否会转化成，或者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虚热。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虚热更会烧坏本身已经虚弱的传统文化，过度的商品化消费会掏空传统文化的躯体，消解掉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国学虚热”还会让我们的头脑发昏，使我们忽视传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现在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的倾向，其思维逻辑和上述的凡“新”皆好、凡“旧”皆坏，表面相反，实则相同。几千年的历史已经用无数的事实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多么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无法不承认，其中确实还有很多必须批判和放弃的糟粕。由此，“国学虚热”还会诱导我们将民族自信心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使我们忘记，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主动、更虚心地向其他国家和文化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无愧于这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

“国学热”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学”这个概念和标签。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聚讼纷纭的定义，在我看来，当下的“国学”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可疑篮子，仿佛可以装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部分。我只是想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国学热”的高涨和普及，“国学”一方面如上所说展示出无所不包的气势，另一方面，却又在同时呈现出明显的朝向儒学程朱理学一系的窄化倾向。

我以为，已故的季羡林先生生前所倡导的“大国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今天的“国学”，除了传统中固有的内容外，还应该包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人向其他国家和文化学习的成果，也应该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成员的优秀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