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被称为“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强调效率；第二次是政府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力争社会公平；而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则强调社会责任和爱的传递。慈善，一个充满了爱的字眼；慈善事业，一方面在建设物质世界，同时也在建设精神世界。如今，我们探讨慈善命题，总是绕不开这些话题：富人承担什么慈善责任？平民该如何参与慈善？慈善组织如何提高公信力？做慈善应该期望什么样的回报？……在17日举行的江苏首届慈善论坛上，这些成为慈善先进人物、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探讨的热点。

慈善，从小众走向大众

中国的当代慈善事业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虽然处在起步阶段，但发展非常迅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王素英将之概括为：“从少数人的阳春白雪走向了社会大众广泛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取向；从单纯的自我满足上升到社会责任与社会公平；从简单的捐款捐物发展到从物质、精神、心理、发展、志愿服务等多方面的支持；从项目的自发性、随意性和零散性过渡到慈善机构的专业运作和政府、社会的广泛监督。中国慈善事业开始具有了更多的现代理想、现代方式和现代标准。”

统计表明，2004年以前，国内1000多万家企业有99%未参加过任何捐赠，而国内人均捐款不足1元人民币。而今年9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首个慈善蓝皮书，指出2008年大陆捐款总额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人均捐款34.66元，是上一年的13.5倍。2008年中国慈善事业出现一个井喷，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百年奥运……这个大悲大喜的年份让中国人的心情跌宕起伏，人们心底最朴素的团结、互助、慈善作为一种理念和社会责任更加深入人心，中国慈善事业也在这一年出现了一个飞跃。目前中国已有慈善类基金会1000家以上，其中非公募基金会超过1/3，在北京、江苏、浙江等地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

一向引领时尚风潮的名星们，也纷纷为慈善组织代言或创办慈善基金会，号召全社会关心并帮助各类弱势群体。2004年的印尼海啸中，李连杰一家遇险，从鬼门关捡回命的他顿悟人生，创办了“壹基金”，提倡“每个人每个月一元钱”的月捐形式；李亚鹏和王菲在经历女儿兔唇的痛苦后创办了“嫣然天使基金”，援手帮助兔唇儿童；濮存昕、蒋雯丽、彭丽媛和周笔畅等为艾滋病防治担任形象大使；中国扶贫基金会集中了杨澜、蒋勤勤、张靓颖等10位明星；李宇春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小天使基金”的形象代言人，韩红办个唱把收入捐给西部建希望小学……这串名单很长，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表达善行，更激发更多人慈善的愿望。

江苏的慈善事业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在2008年抗震救灾募捐中，省慈善总会和省红十字会的善款数额在各自系统中都处于首位。据了解，省慈善总会自2005年成立以来，累计募集资金3.69亿元，4年来共实施了求助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助孤助学等近70个救助项目，受益人数达到28万人次。而全省各级慈善总会的基金总量已超过129亿元，在全国名列前茅。如果加上其他慈善组织以及企业和个人的救助行为，江苏的受益人群保守估计也要超过100万人次。常州和江阴等地开创了新的捐资模式，实行“一次认捐，按息捐赠”、“一次认捐，分年捐赠”和“定向捐赠，冠名基金”等方式，既不对企业经营现金流影响太大，又使慈善组织有了长期的资金来源。

慈善，从道德走向责任

中国有慈善传统，古代官员、士绅回报乡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接济贫苦、铺桥修路都是“功德”，乐善好施是被人们称颂的美德。那时候，慈善的社会责任一般由富人承担。但是现代社会，慈善已经不是富人的专利，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富豪和平民，慈善都是一种公民责任。

在17日的论坛上，有“中国首善”之誉的陈光标在大会发言时说：“财富的积累是企业家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也是生成社会创造的力量。这样的一种资本伦理，代表着现代企业家精神。”他认为慈善并不占据着道德高地，而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这几年我一半精力做慈善，一半精力搞经营，慈善不仅不影响反而促进企业发展，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财富与慈善相得益彰。”

世界上名头最响的慈善家，恐怕要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盖茨把全部的580亿美元财产捐给了以妻子和他命名的基金会，巴菲特也捐出个人总资产的85%即370亿美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慈善捐赠是一种社会氛围，富豪们如果不捐或少捐都会被看不起。“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多余的财富和多余的体重一样，都是罪恶”等观念根深蒂固。2007年美国慈善捐款首次超过3000亿美元，2290亿美元来自个人捐赠，其中一半来自收入水平居美国前10%的家庭。这是一组让中国富人汗颜的数字，中国的财富榜与慈善榜至今依然是错位的，权力寻租、奢侈无度和为富不仁等负面评价始终围绕着富人阶层。

统计表明，慈善捐款占GDP的比例，西方国家一般在3%—5%之间，美国高达9%，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则低于0.5%。简单的对比，对发展中的中国并不公平，但是中国经济水平低，贫富差距大，富人理应承担更多的慈善责任。中国慈善总会的统计表明，拥有80%财富的富人阶层只贡献15%的慈善捐款，这很难让人心平气和，撇开富人的责任谈慈善是悖谬且危险的。

我们同时也应该明白，慈善并不是富人的专利，好的慈善文化并不是富人慈善而是人人慈善，这些我们身边亲切可感的行为，才是慈善事业最基本元素和最强大动力。

在每一位比尔·盖茨的身旁，都站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据统计，美国每年有70%的家庭做了捐赠，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6%的18周岁以上的美国人参加了志愿者工作，他们的贡献相当于给这个3亿人口的国家增加了900万名全职雇员，价值约为2500亿美元，可以说，平民撑起了美国慈善的另一个神话。

在中国，平民慈善像已经破土的幼苗，截至2008年底，中国注册志愿者已达2946名，当年有506万名志愿者参加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170多万名志愿者直接服务北京奥运会。有专家评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志愿精神，更适合中国发展现状，普通人的参与是中国式慈善事业的基石。看看汶川地震后人们捐款捐物、向震区邮寄奶粉，甚至自发组织救助队伍赶往灾区，就可以知道民间的慈善热情有多大。目前我国城市人口约为6亿人，如果每人一年捐100元钱，仅此一项全国每年就能募集到600亿元善款。也就是说，平民慈善是我国慈善事业尚待开发的一个宝藏。

慈善，从物质走向精神

在中国，慈善往往被赋予道德的光环，但是把慈善提到过高的道德水平，不是慈善文化的先进和成熟，而是滞后和幼稚。以平常心看慈善，是重建中国慈善文化需要确立的心态。慈善如何既是物质上的资助又是精神上的培育？捐助者又能从中获得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慈善观和慈善行动？看看他们的故事：

赵静文，全国青联委员，南京爱德基金会公共卫生与艾滋病防治项目主任。2004年她第一次去农村帮助艾滋病感染者，虽然她知道艾滋病传播的3种渠道，知道正常的交流不会感染，但她仍然恐惧。为避免和他们握手，她一直假装拍照，开馆时也不敢上桌吃饭。这次经历让她明白，从知识到态度再到行动，这种转变很难，也是中国慈善事业最稀缺的。

那一年她见到王大妈时，老人正在院子里哭。她和丈夫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丈夫去世后，女儿上吊自杀，儿子离家出走。一句“望天等死”中透露的深深绝望，让人心悸。基金会把她纳入“养猪计划”，借给她3头小猪。几个月后，当赵静文再见到王大妈，老人带她到猪圈，喜滋滋地说：“看小猪养得多好？我每天可忙了，邻居们也不再看不起我了。儿子也联系上了，等把猪卖了给他娶媳妇。”几年过去了，王大妈还活着，药品由国家免费提供，她还在养猪，儿子真的娶了媳妇，一家人住在砖瓦房里，大铁门是鲜艳的红色。

“我们的猪不是免费提供，受资助者要还给我们小猪，然后我们再交给下一家，让爱和希望像火种一样传递下去。”赵静文说：“慈善不能停留在给钱给物，而是要保护人的自尊自信，让他们燃起生活的信心，并最终实现自强自立。从物质帮助到精神求助才是慈善的境界。做慈善不是扮演拯救者，但是可以让痛减轻一点，让爱充满人间。”

每年，有1300万元以上的资金，经赵静文的手注入村卫生所建设、乡村医生培训、妇女疾病防治和小额贷款等20多个项目中，受益人口达百万人，其中200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乡村医生李春燕就是他们培训的骨干。

吕灿是南京一名初三学生，5年前，过9岁生日时，她拿出7万元存款，又添了父母的3万元，以她的名义成立了助学基金。这个基金至今已经资助了20多名贫困学生，其中5人已经考上大学。由于不愿过多面对媒体，她委托妈妈徐洁接受采访。徐洁说：“跟受助孩子主要是书信和短信联系，见面不多，主要是怕孩子们有压力，为什么同龄人可以过得像公主，我却要接受她的施舍。女儿跟我商量过，不见面是一种情感上的牵挂和感激，见面了我们就会以施舍者的形象出现。他们只要明白人间有爱就好了，并不需要把恩情记在某个人的头上。我们也有收获，那种被依靠、被依赖的感觉非常好。”母女俩都把慈善当成很平凡的事，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相反有一次在福利院的经历并不美妙，当时她们要教孩子们唱歌，但是备选曲目都是《感恩的心》、《感谢》之类的，那些孩子需要帮助，但他们并不欠谁的，徐洁说：“不能助长弱势群体仰视捐助者的风气，所以我们选了《同一首歌》。”

还有更多的人把微薄之力汇入慈善洪流，在奉献中收获快乐。苏州120名志愿者参加“苏老师热线”，通过电话、短信和QQ等平台，对未成年人进行学习问题、心理问题、亲子沟通和网瘾等问题开展咨询服务，并走进社区和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在苏州，苏老师在学生中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大明星；宜兴老人姜达敖18年来几乎把全部的工资、奖金、积蓄和子女孝敬的费用全部用于资助全国各地的困难群众，资助总额超过180万元；40岁的王小梅曾做过高中物理老师，现在她以志愿者的身份，每周两天到红山民工子弟学校给那里的初三孩子上课……他们以实际行动发布着一个宣言：慈善人人可为。

慈善，从无序走向有序

近日，农夫山泉“一瓶水一分钱”的捐赠行为曝光，广告中农夫山泉承诺捐赠7年，实际上只有7个月，而这7个月中还有4个月5亿瓶水的收益莫名蒸发。再往前看，牛群、牛根生、曹德旺等人的捐赠，投入了多少，用在了哪里，哪些人受益，一直让人雾里看花。而对新华都实业集团创办人、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发树的捐赠事件来说，用基金会的钱给企业办事，却并不触犯现有法规，制度设计上就没有防止“洗钱”的阀门。另外，慈善事业的所谓“回报”和“感恩”，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说双方“签订协议”是否必要，感恩如何在一种有尊严的状态下进一步规范化……慈善事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无序行为，给慈善事业蒙上了阴影。

长期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存在无序的方面，最主要的是公信力不高。目前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理念还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采用行政手段而非法制手段。再加上监督机制不完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降低了公信度，挫伤了公众慈善捐款的积极性。一些慈善机构管理上存在漏洞，缺少必要的监督、审计，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善款使用随意性很大。与此同时，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都可以直接募集慈善资源，正是因为这种“多渠道”，许多具有善心的机构和个人，时常遭遇为同一目标的“重复捐赠”、“捐赠举牌”和“捐款排名”的烦恼，使他们感到某种压力，对善心有所损伤。另外，慈善组织不健全且人才匮乏。慈善事业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许多学科，同时又是一项政策性强、工作量大的工作，而目前慈善机构的队伍现状很不适应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成本困境，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支付成本，慈善事业也不例外。《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中都明确规定，慈善活动的成本只能“在利息等收人中按照国家标准开支”。这就意味着，当某公益机构“利息收入”很少或者没有时，该机构就将陷入财务困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慈善成本的确认办法不尽统一，但却普遍认同慈善工作需要成本。如美国100家“最好”慈善机构的平均筹款成本为7%、行政成本也为7%，二者之和占总捐款的14%。但是，我国的市民百姓目前对此还很难接受，认为慈善成本就该由慈善组织自己在善款之外消化。

慈善，是一种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之上的互帮互爱、共同进步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慈善事业一方面在建设物质世界，同时也在建设精神世界。有学者指出，发展慈善事业，要坚持扶贫济困、自愿无偿、公开公正、政府推动、民间实施的原则，通过培育慈善文化，制定政策法规，规范募捐活动，依法监督管理，切实维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应该利用各种渠道，营造慈善文化的氛围，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慈善组织要提升自己的公信度，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对善款的募集、管理、使用、增值等环节制定公开透明的管理程序，使其制度化和规范化，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度；规划慈善发展，培育慈善队伍。

做慈善要有“玻璃做的钱袋”，即所有的内容都要一目了然，在慈善事业成熟的国家，不但慈善机构的每笔捐款都要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向公众报告，其会计账目，甚至工作人员的工资都要公开，你说给盲人买了100根盲公杖，真的会有人随机抽取10个人，打电话核实。为了做到完全的透明，每个公民都可以去查慈善组织的账，人们只愿意把钱投给自己信任的机构，做不到公开透明，就募不到善款。而转型期中国，信用危机还在很多领域中广泛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慈善组织更应占据诚信的高地，这是慈善组织生存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社会道德重建的先驱。用制度、自律和道德共同做一个“玻璃做的钱袋”，才能真正用慈善的爱温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