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推荐阅读的图书，或者热情地开一些书目，是中国读书人向来的风气，为许多读书人所好，当然这也是时下许多文化媒体、图书媒体惯常的做法。但对读书人喜好给人推荐读书书目这种做法的评价，似也应该被注意。

鲁迅、林语堂和老舍等人对一些人推荐阅读书目的实际意义，都曾持保留、怀疑的态度。林语堂就曾说过：“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拿起书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曾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论读书》）因为，为他人开书目，向别人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籍，这多少与阅读是极具个性化、自我化的规律有出入，是无法真正从阅读的本质上反映出阅读的精神的。

周作人在谈到他的读书经验时说：“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书话家叶灵凤讲到自己读书的体会：“读书本是精神上的探险，尽管有他人的介绍和推荐，但对于一本书的真实印象如何，总要待自己读完了之后才可以决定。对一些书，自己因为个人的特性或一时的环境关系，竟有特殊的爱好。这正与名胜的景色一样，卧游固是乐事，然而亲临其地观赏，究竟与在游览指南之类所得者不同。”（《重读之书》）

这些体会，的确符合读书是自由的、个性的和自我的规律，是大多数人的阅读经验。其实，我在浏览和参考《新京报》所采访的一百人阅读情况时，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范围、有自己的阅读选择。作家迟子建读了《热什哈尔》说，这一本薄薄的册子，却胜过很多空洞干瘪的大部头，“能在岁尾读这样的书，有一种收割了一把好阳光的感觉”。陈丹青对美国传媒学家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和俄罗斯人写的《以赛亚柏林传》很感兴趣。林贤治偏爱南斯拉夫副总统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麦家喜欢阅读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教会我做梦”。止庵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朱大可阅读菲利普.阿利埃斯的《私人生活史》……

可以说，这些读书人的阅读都具有鲜明的自我色彩，都是个性化的阅读，他们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各种假定，他们的趣味、价值观和记忆，构成了他们的私人阅读经验，成为他们每个人无法复制的个人的阅读历史。

其实，我们是很缺少这种个性化的阅读的，相反跟风阅读却成了如今读书界的一种流行趋势、一种阅读时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前后，我们国内的读书界可谓热闹非凡，不仅各种版本的奥巴马传记蜂拥出版，所谓“塑造总统的书单”也纷纷出现……也许“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读奥巴马似乎也有落伍之嫌。可是，每一个读者是否真的就去梦想当总统？这种跟风阅读的潮流，又怎能是一种个性化的、持久性的独特阅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