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礼记》记载，早在夏商周时，我国就建立“庠”、“序”、“学”等机构，这些机构集慈善教育于一体，老人不仅能在其中得到妥善安置，更能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发挥余热。根据年龄大小，老人们被划分为若干类型，享受相应的待遇，被相应级别的政府部门收养，既“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於诸侯”。通过国家收养与家庭收养的结合，使老人越老越受到尊崇，不致因老迈无力而惨遭抛弃。

　　随着年纪的增长，老人陷入“五十始衰，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亦不暖矣”的困境，只有合理的膳食调节，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因此《礼记》对此做了详细规定，认为应为五十岁老人单独开小灶、为六十岁老人多提供肉食、为七十岁时老人准备精美的副食、为八十岁老人提供高级营养品。对于九十岁老人，则应按需供给，要多少给多少。天子每年还会举行若干次国宴，邀请老人参加，共享美味佳肴。此外，老人们还经常被赏赐衣帛，以抵御寒冷的侵袭。

老人除能享受经济待遇外，更能享受政治特权，根据《礼记》记载：老人年满五十岁时，就不用修城筑路等、六十岁时，就不用参军打战；七十岁时，可以不接待宾客；到八十岁时，连祭礼都可以不参加。甚至连他们的家属也能因此而沾光，如“八十者，一子不从征，九十者，其家不从征”。为了能使老人有较高的地位，慰藉他们的精神，君主在每年八月还对德高望重老人赐予鸠杖，鸠杖不仅可以用来帮助行走，更象征着权力和荣耀，老人可以“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年满九十的老人，天子若想请教，要携带珍贵礼品亲自登门拜访，从而使老人们感受无比荣耀自豪。

　　《礼记》的恤老思想对后世养老制度产生深远影响，许多帝王为能实现“孝治天下”，纷纷推行恤老惠老的仁政，设立了“孤独园”、“居养院”、“普济堂”等养老慈善机构，给予老人各式的政治特权，恩赐爵位或学衔等各种荣誉，然而由于财力匮乏，国家养老很少能够实现，养老机构只能收养极少数老人，起到点缀仁政之用，大部分老人只有在登基、诞辰等重要节日，才能偶尔得到些衣帛财米的赏赐，生活依旧窘困。只有在盛世年代，国家养老才呈现制度化特征，使老人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如“文景之治”时，汉文帝就曾下诏：“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人赐帛二匹，絮三斤。”唐王朝强盛时，曾推行“补给侍丁”制度，凡是年满八十岁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九十岁以上的安排两个人，百岁以上的安排五个人。侍丁们不要服徭役，只需专心负责老人起居即可，从而使老人生活得到充分保障。

　　向年老农民发放国家养老金，不仅是我国国力强盛的标志，更是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顺时应势之举。解决养老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政府公益惠民职能的充分发挥，方能使亿万老人安享晚年，社会将更加和谐。养老机构的过度商业化，恐将使老人们深受荼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