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从18岁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起，就一直追随季羡林先生，在季先生门下求学。因此，我和季先生有着远比一般人多的接触，远比一般人深的了解。这是我个人生命史上最为珍贵的一页。

出生于1911年的季先生今年（编辑注：1997年）已经是96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1984年，季先生也已经是73岁，年过古稀了。撇开季先生的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就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大家称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门生弟子那样称呼“先生”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比自己年长的人，季先生是非常尊敬的。1990年1月31日，季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非常的寒冷，当时也已经是80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向我赞说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17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20年前，那时的中年学者，行辈和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翘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那么，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然而，也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后来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给季先生带来麻烦，但是，季先生总是以非常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事。一次是请我吃饭。有一年假期，我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悉悉簌簌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的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现在虽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至今犹在眼前。那些年，我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这顿饭是很特别的。现在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卢向前教授在北大读研究生时，也吃过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曾经托他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他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有不少媒体问过我，季先生工作那么忙，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是否有学生代笔的？这不算是一个太离谱的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上面说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那么在学术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季先生穿着极其的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先生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机班。大家知道，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然而，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为什么呢？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可是，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不能！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实际上，对北大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90岁以前，他在北大朗润园的寓所的大门，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张中行先生笔下那幕一位小书店老板抱着一大摞书上门请季先生签名的情况，就是经常发生的。

我想，现在社会上“季羡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就在于此，人们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要知道这位朴素如老农的长者是留学德国十年的哲学博士，是当时已经为数极少，现在更已是硕果仅存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是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校长，是全国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杂志的主编——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态，这里难道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和谐或反差吗？可是，难道不也正是这种所谓的不和谐和反差，反而更加增加了对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吗？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连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在内，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可能没有抓住最要害的地方，实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和“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毕竟，季老和我们身边、社区里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还是有所不同的。”这样说，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人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才会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这一段话，我相信季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人们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丝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这里也不予以详细的评说，只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作最简略的介绍。 　　

季先生的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可以非常清晰地分成三段。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换句话说，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等以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国内却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等以成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所谓人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作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比如，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了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了还几乎处在破译阶段的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面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的。

1945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1978年长达30多年的时间，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从34岁到65岁，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他最暗淡无光的苦难时期。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194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20年为前半阶段，受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1966年以后可以看做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致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

第三阶段从1978年开始，当然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像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真是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行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这时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且不说他肩上担负着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让我这样的后生小辈叹为观止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文本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

在这一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曾经一身担任了一百多个学术领导职务，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季先生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上面的介绍远远不足以涵盖季先生作为学者的成就。好在我写了《季门立雪》一书，里面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介绍。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我这么说，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季先生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在那个年代，像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深思的。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对季先生的这种珍惜和尊崇，当然让我这个弟子感到快乐，但同时也让我陷入到一种茫然和悲哀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么？ 　

季先生已经到了天高云淡的境界。我在想，季先生若是知道了我今天对他的这些介绍和评说，会说什么呢？老人的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季先生也许会像巴金老人那样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