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两盏学术之灯几乎同时熄了。7月11日，中国学术界一日里痛失两位智者——任继愈、季羡林先后仙逝，原本即是好友的二老结伴西行。

季羡林先生拥有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作家等多重身份，在学术成就之外，更因不少散文而为人熟知，因对过往历史的冷静反思令人记忆深刻；任继愈先生则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并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有离开的一天，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季、任二老在90余岁的高龄，双双驾鹤西归，对于后生晚辈来说，在世俗的意义上，已可当作“白喜事”来操办。而二老过世，之所以让社会感到无比心痛，也实在是因为受到人们敬仰与尊重的两位学术楷模已然远去，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已显稀缺的道德风骨再遭折损。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之路始于私塾，却终以印度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成名。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求一条理解中国的道路。早年赴德留学，他选择梵文，因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此外辅修英国语言文学与斯拉夫文学，从此习得12种语言。

有为真知之学，有为利益之学。一生保持着清醒头脑的季羡林，或许能表达，人在追寻真知时，抵御外界困苦所能达到的极限。三十余年后，季羡林以一己之力翻译印度典籍《罗摩衍那》，从1973年一直持续到1984年，煌煌八大本、一百多万字的《罗摩衍那》，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一个由一人译成的译本。

在季羡林晚年的种种事实与传说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他力图摘去戴在他头上的种种桂冠。其中之一，是为“国学大师”。在他看似谦虚的表达背后，是一些实在的信息:常人理解之国学，是为传统儒学意义上的国学，但季羡林所研究者，远超这一领域。他提倡以宽阔的眼界，看待中国文化。

比之季老，任继愈先生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人同生于1910年代，同为山东人氏，也都曾为北京大学教授，治学上均是贯通古今中外、思路视野开阔。这位曾被毛泽东赞为“凤毛麟角”的学问大家，颇有古人之风，并将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毕生的追求和使命。

任老著作等身，自不必多提，由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培养滋润了众多学人。任老也是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如此评价：“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 任老一生更是处世低调，奖掖后学，不图虚名，正所谓“天风海浪自悠悠”。故此，任老的一生，被誉为“如同一部厚书、一个蕴藏丰厚的图书馆”，令人感怀。

自然的规律终究无法违抗，回想二老生前，学问高深，作文认真，为人谦逊，保留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与人格。前辈学人的从容本色感动后人，却也难免让人神伤。时代在前移，但一些宝贵的、质朴的人文亮点，却悄然失落。中国知识界正在进入一个学人众多，却罕见大师的时代。

随着老一辈的智者陆续远行，如巴金、王元化等文化大家，均在过去的两三年里相继离开，更让人有一种文化泰斗后继乏人之感。如今，季、任二老携手同行，留给后人的，同样会有难以言说的伤痛。或许，这个社会把对知识分子的某种道德理想太多地寄寓在了老前辈们的身上，同时，也是在祈望逝者们的烛光依然能够照亮未来，祈望人文的香火代代相传。

缺乏大师的时代，是一个苍白的时代；没有智者的社会，也是没有未来根基的社会。中国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快速变迁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模糊化，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缺乏时代担当，是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客观存在，毕竟，这个时代，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各种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可能都来得强烈。然而，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不能容忍现实主义的过度泛滥，也许，这才是我们无限悲伤的真正所在。

当此时刻，我们尤其呼唤杰出智者的担当，我们期待他们成为“时代明灯”，无论是学风还是道德，皆成楷模与榜样；无论是批评精神还是道义担当，都有大师的风骨与气节。如此，即便季羡林们陆续远行，未来依然有明亮的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