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这首乐曲穿越50 年的岁月，旋律浪漫悲壮，荡气回肠。它不仅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更被时代打下了民族的烙印。

5月26日晚，小提琴协奏曲《梁祝》50周年纪念庆典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梁祝》曲作者何占豪、陈钢等创作人员齐聚，首场演奏者俞丽拿再度奏响旋律。

坐在嘉宾席上，年过七旬的何占豪无法不想起《 梁祝》 首演的情景。 1959 年，上海兰心大戏院。站在台上的首席小提琴手俞丽拿，还是个 19岁的姑娘。何占豪是上海音乐学院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演奏席上担任协奏小提琴手。最后一个音阶收尾，何占豪的心悬起来，等待观众的回应。七八秒钟的寂静，何占豪额头冒出汗来。

终于，雷鸣般的掌声随即席卷全场。“当时的心情啊，哎呀，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一个学生，总算完成了这个‘天大’的任务。”

实验小组试奏新作品。(左起：俞丽拿、沈西蒂、丁芷诺、何占豪、孟波、贺绿汀）

1958年还是小提琴专业二年级学生的何占豪演奏小提琴

拉小提琴伤心因为农民听不懂

6月20 日，记者专程拜访了何占豪。在上海音乐学院旁边的一栋普通住宅楼里，何占豪的住房布局略显局促。书房被钢琴和写字台占据，摆下两张椅子之后，只剩下转身的余地。乐谱和书籍随意铺在桌上，暗示着主人忙碌的一面。

何占豪沏上茶，兴致勃勃翻出旧时照片：“看，我年轻的时候帅不帅？”照片上的何占豪20出头，透出一股英气。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进修班，与丁芷诺、俞丽拿成了同班同学。

“那个年代的教学制度规定，每个学期必须抽出一定时间下厂下乡，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艺术院校的学生还要为工农大众演出。”何占豪回忆。1958年，他和同学一起送音乐下乡到上海郊区，当地农民就在家门口、晒谷场自由集合起来，观看老师和学生们现场表演。管弦系学生学的是贝多芬、巴赫等国外名曲，一曲奏毕，观众们只笑笑。“我们问他们：‘好不好听？’他们回答：‘好听。’又问：‘懂不懂？’他们笑笑：‘不懂！能不能奏一段沪剧、越剧听听？’ ”

这种局面让何占豪和他的同学们感到尴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你的演奏大众不欢迎，这受到的刺激是很大的。”何占豪和同学们伤心地发现，他们自编自演说相声，都比小提琴演奏受欢迎。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要说《梁祝》的来龙去脉，最源头处就是农民。”何占豪说，“他们启发了我去创作《梁祝》。我们的音乐老百姓不欢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当时不只是我的困惑，是我们整个班级、整个集体共同的困惑。”

在何占豪记忆里，纯真的理想和昂扬的激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从乡下返校后，同学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当时系领导刘品提出一条意见：“小提琴要使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必须解决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首先需要有民族化的作品。”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家赞同。

1958年8 月9 日，大学二年级的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等六人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我们都是知识不完整的青年，但是豪情万丈，最初想要给这个小组取个大大的名字——‘中国小提琴民族化学派’。”何占豪笑着讲起这段“少年狂”的历史。这个小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改编了《二泉映月》等有民族特色的弦乐作品。这段时间里，何占豪吸取越剧音调，写了弦乐四重奏《梁祝》。今天，他将这个最初的雏形作品称为“小梁祝”。

捷克斯洛伐克乐团试奏“小梁祝”

“当时我们作为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想法确实淳朴：创作不但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还要攀登世界高峰。”50 年后的今天，何占豪谈起当年的价值观念，流露出诚恳的态度。50年前，中国学生在参加国际音乐比赛时，“强烈的自豪感和自卑感交织在一起”——我们并不比外国人笨，但音乐水平确实比人家落后。

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四重奏乐团到上海音乐学院访问。这支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乐团友好地表示，愿意演奏中国的四重奏作品。交流会上，中方陷入沉默，因为国内尚没有像样的弦乐四重奏。实验小组成员丁芷诺，“她有点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把何占豪的“小梁祝” 摆到了桌面上。

“我当时很着急：‘你不要乱说！’因为我自己知道那是不能上大雅之堂的，谱子就随手写在一张破纸头上。”何占豪打退堂鼓，又被学院领导推出去：“你一个学生，怕什么？拿出去就拿出去了！”

令何占豪没想到的是，当晚，捷克斯洛伐克乐团就提出想在上海锦江饭店试奏“小梁祝”。何占豪提供的乐谱，画满了体现民族风格指法的符号，乐团看不懂，特地前来请教。这让何占豪信心大增：“没想到他们对我们的民族风格如此重视，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

有这样一个细节。四重奏所需的大提琴乐谱指法，何占豪自己不会画，他特地请一位从小学习大提琴的同学帮忙。这位同学听说是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乐团画指法，非常激动：“好嘛好嘛，从小学琴，指法都是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师给我画出来。现在终于轮到我给他们画了！一定要画得难一点，难得拉不起来！”如今回想起来，同学这句孩子气的玩笑话，折射出当时年轻人急于证明“我们并不比外国人差” 的普遍心理。

“化蝶”不是封建迷信吗？

1958 年，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钱俊瑞来到上海音乐学院视察。他听了“小梁祝”后，认为“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调，是一条新路子”，希望年轻人继续探索下去。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向何占豪传达了他的意见。

说实在的，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子’，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对于小提琴专业的何占豪来说，作曲始终是‘业余’的，他并没想过要写大型的作品。

时逢上海音乐学院筹备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曲目。实验小组提出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等现代题材，“梁祝”是最末位的选择。孟波看了之后，在“梁祝”上打了个勾。

“孟波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觉得小提琴如泣如诉的音色，更适合表现一曲浪漫的爱情故事。”何占豪说。孟波的选择，无疑是冒着风险的。在“大跃进”的政治气候中，文艺界盛行“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口号，一个以古典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是另类中的另类。

1958 年底，学校安排何占豪和作曲系的学生陈钢等人合作，共同完成《梁祝》的创作。为了创作，几个年轻人挑灯夜战，困了在自来水管上洗个头。但在初稿中，《梁祝》并没有后世传为经典的“ 化蝶” 章节。 孟波审听初稿时发问：“ 为什么省去化蝶？”何占豪回答：“新中国青年不应该相信迷信，人死后不可能化成蝴蝶。”回忆起当年的自己，何占豪亦感到幼稚。孟波笑着向两个年轻人解释：“恐怕不能这么看问题，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你们不但要把‘ 化蝶’ 写好，而且要写得美。”孟波的关键性意见，助推了这个传世作品的诞生。

蹁跹蝴蝶飞遍全国

《梁祝》首演成功后，报纸报道消息，电台播放音乐，上海刚刚组建的电视台前来拍摄电视新闻。新华社称之为“ 中国自己的交响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如一只蹁跹蝴蝶，飞遍全国。

“我们收到了很多来信，有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工人等各阶层群众。他们好多人写信，不是祝贺，而是感谢。信里常这样说：我是音盲，本来对音乐一窍不通，但现在我听懂了。感谢你们！”有的来信中提到，听到“楼台会”一段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些消息让何占豪和实验小组的成员很高兴——写老百姓听得懂的音乐，他们的心愿实现了。

与此同时，圈内也有评价不高的声音。1959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从前苏联留学回国的中央交响乐团指挥家李德伦对《梁祝》发表看法：“这只能算个小 piece (小曲)，不能称为协奏曲。”这个带有贬义的评价一下在上海音乐界传开了。对于这位师长权威的评价，何占豪期待有机会向他解释和请教。

“我是‘黑线上长出的黑瓜’”

1960 年初，何占豪在北京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接到中央交响乐团电话，说是乐团将派车来接他到一家酒店，李德伦要宴请他。原来，李德伦在北京把《梁祝》带到了学校、工厂等基层单位演出，发现群众非常欢迎，《梁祝》已成为他每场必演的保留曲目。

“在那个年代，酒店宴请是相当高的待遇。同时参加宴请的，还有乐团各声部的首席。我非常不好意思，嘴上虽然没说，但心里已经感觉到李先生宽阔的胸怀。”“文革”开始后，《梁祝》被打成“大毒草”，李德伦以大众欢迎《梁祝》为据，与“四人帮”面对面理论，因而遭到更大的迫害。后来听说这些，让何占豪肃然起敬。

“文革”的突然降临，让何占豪“思想上糊涂了”——为什么好的作品一夜之间成了坏的作品？忆起这段历史，何占豪并未流露太多苦涩。“当时还是相信中央的决定都是正确的。让我劳动，我就去劳动。没进监狱，就算不错了。”

何占豪被下放到养猪场养猪，但他对自己很放心：没有旧社会历史，没有海外关系，出身是农民，自己的问题顶多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养猪场，不让写作品，他还能给大家说说相声。一次开批斗大会，何占豪被要求“讲讲自己什么身份”。何占豪站在台上，只说了一句：“我是‘黑线上长出的黑瓜’！”全场哄堂大笑，群众的确没有把他当做外人。在这段时间里，何占豪还编写了一些儿童小提琴作品，后来成为教材。

不要轻易说“经典”

“文革”结束后，何占豪还创作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别亦难》，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西楚霸王》等作品。上世纪80 年代，歌星徐小凤那首风靡一时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是由何占豪作曲。但《梁祝》 50 年来散发的光芒，几乎盖住了何占豪此后所有作品。

“音乐根本上是表达人的感情的。它不仅能表达个人感情，也能表达一个群体的感情。”何占豪始终强调，《 梁祝》的诞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提倡‘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我、丁芷诺、陈钢三位作者，就是三只小蚂蚁，三只比别的蚂蚁卖力一点的小蚂蚁，不是什么天才。千万别吹！”

今天的何占豪仍然热心音乐事业和社会活动，当有人讨教如何谱写经典时，何占豪皱起眉头，沉默片刻：“唉，我曾经不大喜欢经典这个词。现在自吹自擂、随便把这个词搬出来用的，太多太多了。”对于当今音乐界人士只闻其大名、不知其作品的现状，何占豪不甚满意。

“是否科班出身、受过专业教育，也许都不重要。你看中国最著名的作曲家阿炳、聂耳，几个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但他们的作品饱含感情。”略一沉思，何占豪还是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经典的诞生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人民大众所接受的作品，能够被大众所喜爱和传唱；二是在社会上能够产生些效益，留下独特的社会价值；三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