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傅国涌为金庸写传，最初的感觉是有点奇怪。在我看来，在一代年轻的学人中，傅国涌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他的文章带着他特有的思想光彩，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为金庸作传，洋洋几十万言，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值得吗？而且，人们对金庸的看法距离甚远，傅国涌会不会出力不讨好？直到拿到这部印刷精美的《金庸传》，我仍然充满疑虑。

打开这本书，首先感到它的资料工作做得好，许多材料都是作者从档案和旧报刊中查出的。但这并不出我的意料，傅国涌做学问很扎实，为读者提供一些过去难以接触到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但我似乎已经感到了国涌的谨慎和为难，他几乎只是叙述，不做评论，处处都很小心。读到“梦断京华”、“父亲的噩耗”等章节之后，我想，真是难为作者，能提供一些资料就很好了。带着这样的心情一页一页读下去，新的疑虑又产生了：记录这样的流水帐，需要傅国涌的手笔吗？在读过几十页之后，我几乎就要放下了，而且想给傅国涌打电话，坦诚地劝告他不可再这样浪费他的才华。

然而，我终于兴奋起来，而且庆幸没有放下这本书。因为它终于吸引了我，而且使我看到了一个完整的金庸。金庸应该感谢傅国涌，是他使像我这样的读者对金庸刮目相看。因为在过去，我只知道一个写武侠小说的金庸，而对于那个金庸，我是不怎么恭敬的，尽管早有青年才俊将其尊之为20世纪的文学大师，而且有著名教授为之鼓吹，我却仍然不愿对一个适应大众传统审美心理而编传奇故事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也许像我这样的大陆读者真的太可怜，竟不知道金庸作为一个报人的光彩，不知道金庸作为一个社会批评家所曾有的崇高！因此，我应该代表像我一样的读者感谢傅国涌的工作。

对于传记作家来说，当然首先要熟悉传主的生平事迹。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个好的传记作家必须对传主所生活的时代有深入的了解，对他活动的大背景有深入的把握。只有这样，人物的事迹才能显示更深刻的意义，活动的对背景描写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这一点上，傅国涌做到了。比如，由于对大公报历史的深入了解，傅国涌就可以清楚地叙述大公报的历史，谈其文人论政的传统，从张季鸾到胡政之、王芸生，举重若轻地清理出金庸与大公报的关系。虽然金庸进入《大公报》时这家著名的报纸已经即将走完它的辉煌之路，但毕竟几十年的传统还在。这样，就为金庸后来的光彩找到了重要的基础。金庸与《大公报》的关系是该书重要的内容。金庸是《大公报》精神的传人，却很快离开了《大公报》，原因正如金庸自己说的，这家报纸已经改变了它的路线，与过去的传统断绝。为了这一切，他必然地选择了离开。从这个意义外说，金庸的确不可等闲视之，北京大学给他的名誉教授头衔是新闻学而不是文学，也毕竟体现了中国最高学府仍然有些水平。的确，他的主要光彩并不在于小说。作为一个报人的金庸，比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金庸更伟大。金庸与《大公报》持续多年的论战表明了金庸作为一个报人的选择。他所认同的，是胡政之时代的《大公报》的传统，是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立场。

《金庸传》对《明报》崛起的叙述是相当精彩的：在40年前的那场大饥饿中，大陆灾民如潮水般涌向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自然无力承担，逃亡的人群被军警堵在梧桐山一带。这就是著名的“梧桐山移民潮”。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决定给予大篇幅的如实报道，《明报》因此而迅速崛起。看看《明报》当年的这些社评吧：《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巨大的定时炸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他呼吁中国政府不能对逃亡潮采取冷漠的态度，呼吁香港当局应该对大陆逃亡而来的灾民伸出救援的手，从这一切，我们看到了当年的金庸作为一个报人的光彩。

通过傅国涌的描述，我们还看到了金庸的那些社评。关于那些社评，陈平原曾经谈起过，据说有几万篇之多。其中一些话的确说得透彻，比如，在大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他说：“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再比如，他关于“裤子与核子”的观点：“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决不是好政府。”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承认这样的判断。他的一些话说得很尖刻，比如，一个没有裤子的国家即使造出了几颗原子弹，是不是就表明自己强大了呢？“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为此，左翼报纸与他展开了论战，然而，论战更成就了金庸，《明报》因此而影响巨增，金庸因此而声誉鹊起。

人物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在时代的大舞台上。金庸也是如此。传记的高下往往不只在于对传主事迹的了解，而是还在于对其事迹在历史舞台上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傅国涌的工作也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对时代的了解，他清楚哪些细节更有意义。事实上，传记作家不可能把传主的生活细节都表现出来，因此，对哪一些细节更感兴趣，往往显示着作家的高下。傅国涌写的是人物传记，但对事件及其广阔背景的描写更见他的功力。比如，1964年初，法国同时与中国大陆政府和台湾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事实上出现了“两个中国”。金庸在他的社评中严厉批评了法国政府的这种外交政策，指出它导致“两个中国”。令今天的大陆读者无法理解的是，当时左派报纸却大谈“中法友谊”，避口不谈“两个中国”的问题。透过这样一个事件，我们不仅看到了金庸，也看到了已经日渐掩埋的历史。

这本传记还以不小的篇幅写了金庸对文化大革命的预言，竟有那么多事都被他言中。看到这些，至少像我这样的读者是很开眼界的。

更为可贵的是，傅国涌并没有回避金庸的弱点。虽然傅国涌尽量回避自我价值的呈现，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的价值立场。对于金庸后来的一些表现，他只是客观地呈现，并不加以评说，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评价。金庸毕竟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特别是在文化上，他的思想是比较旧的，而且受到汤因比等西方学者的影响，因而其旧思想得到了某种巩固。由他的一些行为，可见中国旧传统对他的制约。对于他的文化态度和政治态度，傅国涌都没有过多的评论，但只要仔细品味，并不难发现更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