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介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西方科学评审体系的异化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近20多年来，中国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更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可以说，它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作为评审标准的反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入西方评审方法是必要的矫正。

然而，在西方，科学评审明明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原因可能再也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

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在中国，各种考核却都是由教育部门的官员决定与推行的。中国的教育资源，也大多是教育部门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部门官员的专制权力。

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可以理解。因为官员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社会科学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橛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形成西方思维霸权后果严果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的各种评介体系里面了。

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