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遭受质疑事件虽然越来越呈现出娱乐化的特征，但是，这并非单纯的个人名节论争。舆论对文怀沙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反应方向，就是对当下国学复兴的反思与质疑，陈季冰先生则由此直接唱衰国学，撰《“文怀沙事件”为传统国学唱挽歌》一文，认为“不管多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纯正的儒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笔者认为，对于国学复兴的命运问题，此时或许不是得出结论的时候。对国学感到悲观，根源在于对国学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尚需从知识与道德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待当下的这场国学复兴运动。

陈季冰认为，“‘国学’在中国人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术，它寄托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理想化社会规范。所有人(包括我)都坚定地认为，一个真正的‘儒学大师’就应该是孔孟学说的卫道士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此说触及到了国学作为一门学问与作为伦理实践的双重身份，而当代国学复兴“知行分离”之弊亦在文怀沙事件中暴露无疑。

国学的复兴事关知识复兴与道德复兴两个方向，然而，当代两个方向的复兴表现皆不如人意。从知识论层面来看待国学，国学的内涵包括的是有关儒家及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这既包括考据与训诂之学，亦包括国学知识的普及，以及国学概念的现代化改造与重新阐释。清儒在学术史上的最大成就正在于此。对经典进行认真考证、去伪存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科学精神主要体现为三个主要方面，一个是探索物质世界的活动规律，这是广为公众所接受的；一为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活动规律，例如哲学；三为对传统典籍的研究，这类研究不独为中国的国学所独有。需要强调的是，国学知识层面的研究亦有严格的学术规范，与西方的学术规范并无本质冲突。所以，国学的知识复兴之路，并非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以及学术体制内没有空间。而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化断层，国学知识的普及亦是当今国学复兴的基础性工作，而如何从传统国学中开出适合当代社会的新国学来，亦是当代国学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然而，如果只有知识的复兴，而脱离道德实践的复兴，那么，国学复兴就会成为原始意义上的“口头禅”。知识能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德行。康德所讲的实践理性，对于儒学来说，正是其历史意义以及当代复兴的最大意义所在。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不但要让人“知”，而且要体现于人的“行”当中。知行合一虽可以不适用于某些哲学流派，但那些和信仰、道德有关的学派却必须如此。对于那些弘扬儒学的国学大师们来说，道德要求并不仅仅是社会的强制，而是国学精神的自觉。

当代国学在知识复兴方面，有所进步，但道德复兴却一直是个脆弱的命门。固然，文怀沙大师的道德水准令人存疑，那么，那些拼命攻击文怀沙并以复兴传统为己任的国学才俊们，是否也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瑕疵？当今的国学代表人物又有几个经得住道德的推敲？

鼓吹国学而不重修身，是当今国学复兴新旧领袖们的通病；国学书籍畅销，蒙童亦满口仁义道德，而三聚氰胺横行，俯卧撑不已，躲猫猫不休，则为国学并未实现道德复兴之明证。国学的道德复兴不是学斋里的革命，而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道德水平的高低与知识水平无关，“国学大师”或可私德沦丧，而穷乡僻壤的山民亦可为道德之模范。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废墟并非证明这个社会可以不需要道德而存在。这恰恰说明，一个道德失范的社会究竟有多么可怕与可悲。

中国当代社会当然需要政治与法治的完善与建设，但是亦需要道德重建。国学则可成为道德重建的精神来源之一。这也正是国学复兴的现实基础。然而，如果国学流于知识层面，而不落实为实践，则这样的复兴不但没有前途，亦无意义。同样，对于国学复兴的批评者来说，如果只把儒学当作一种关于道德与伦理的学问，也只能推导出传统国学必死无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