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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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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 经济观察报：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学术思潮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九十年代后期李泽厚有一个说法，认为八十年代是“有思想没学术”，九十年代“有学术没思想”。王元化先生反对这个说法。 汤一介：要严格地讲，李泽厚的说法当然不是很全面，可是他也有一点道理。我经过八十年代，很多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因为太快了。 经济观察报：人们当时就说，“各领风骚三五年”嘛。 汤一介：太快了，可是你要说八十年代就一定有多少思想，也不尽然。也没太多的思想，李泽厚本人的思想大多在八十年代形成，但他九十年代就没有出太多的东西。九十年代“有学术无思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学术也不太多，因为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下海”影响太大了，学界更浮躁了，每年出版20万种书，很多是压在书库里。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做学术——当然也有，可是比较少。八十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经济观察报：但是还没有真正解答。 汤一介：九十年代在学术上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可是浮躁之风就是九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是要“下海”，要快，一年要出几本书。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制度，评职称必须有著作才行，这使得学术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你个人主要关注什么？ 汤一介：九十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发生问题。 经济观察报：现在来看，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汤一介：对，我当时对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说，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全球观念，不能只看到你自己。 经济观察报：那时很多人就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认为20世纪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只有中国文化能救世界。 汤一介：所以我担忧。原来的“西方中心论”不对，现在讲“东方中心论”也不对。“西方中心论”已经不行了，你再搞一个“东方中心论”也不行，搞“中国中心论”就更不行。所以我就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说现在的时代还是文化的多元时代，我们还要认真地汲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文化的东西。今后的文化发展，应该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如果仅仅考虑自己，让自己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是没有前途的。 经济观察报：几乎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汤一介：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说，文化尽管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从八十年代起，我写的文章就是讲“天人合一”,也就是“和谐”的问题。钱穆去世前，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天人合一”四个字。那是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了，这篇文章并没有完成。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可有的贡献》。“合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人要和谐。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讲和谐。天与人要和谐，人与人要和谐，情与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 经济观察报：你这儿讲和谐，他那儿讲冲突。 汤一介：其实那个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批评“文明冲突论”，很多人都批评。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批评 “国学热”会出现问题，一方面认为只讲文明冲突、不讲和谐相处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你是“两面作战”的状态。 汤一介：可以这样说吧。世纪末的时候，费孝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文化的来源、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的特点和文化的走向，既要反对复古，也要反对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我觉得，在文化上真正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费孝通，比其他的一些老先生要清醒。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已经传进来，但是并没特别流行，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却大行其道？ 汤一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我想，就是要消解文化一元化的倾向。这是一个思潮。文化是多元的，而且是零碎化的，没有中心的。1992年以后国学在学界的悄然兴起，也是要削弱一元文化的思想，所以这两股思潮是冲击一元化思潮的。 经济观察报：总是有人想把某些东西定为一尊。 汤一介：定于一尊不行，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这样定。一元化思潮出来了，也肯定会引出反对的声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在今天的思想界，儒学、国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人甚至主张搞国教，你怎么来看待这些？ 汤一介：这当然是走不通的，因为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后是要政教分离的。如果政教不分离，宗教要干涉政治的话，人民就没有自由可言。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是，袁世凯要做政教合一，不可行，没法做，现在要做政教合一，怎么可能？特别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框架下面，要做政教合一显然是行不通的。 经济观察报：也是背历史潮流而动的。 汤一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提出来有好处，提出来让大家来讨论，来清理我们的思想，从西方的角度，从中国的角度，看看这个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可以讨论。我觉得是行不通的。但是现在也有另一种思潮，比如在北京大学，原来由我编儒藏，我认为它不仅仅是做整理资料的工作，恐怕你还得做点研究才行，那就有人反对，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已经打倒了，你搞研究干什么？我觉得，五四运动确实有非常大的功劳，但是也不能认为五四运动的所有主张和口号都是正确的。所以得用一个展望未来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就有民主的东西，比如以民为重、以民为本的思想，足可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抗衡。 汤一介：并不能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都包含进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西方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足的地方，我们应该互补，这样才真正有文化交流的价值。如果我们都好，我们何必要去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呢？或者我们都糟，我们也没有吸收人家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是不是这样理解？ 汤一介：其实严复原来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他是从“体”、“用”的角度来考虑，他批评“中体西用”说，我们不能牛体马用，体用应是统一的，他认为西方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觉得他对西方的看法有他的独到之处。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倡导自由的教育思想。思想自由才有创造力，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从哲学讲，哲学的问题都是从怀疑开始，没有怀疑就没有办法进步。 汤一介 1927年生，湖北黄梅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八十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影响巨大，现在仍兼任书院院长。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文化问题。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 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 经济观察报：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学术思潮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九十年代后期李泽厚有一个说法，认为八十年代是“有思想没学术”，九十年代“有学术没思想”。王元化先生反对这个说法。 汤一介：要严格地讲，李泽厚的说法当然不是很全面，可是他也有一点道理。我经过八十年代，很多问题并没有深入思考，因为太快了。 经济观察报：人们当时就说，“各领风骚三五年”嘛。 汤一介：太快了，可是你要说八十年代就一定有多少思想，也不尽然。也没太多的思想，李泽厚本人的思想大多在八十年代形成，但他九十年代就没有出太多的东西。九十年代“有学术无思想”，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学术也不太多，因为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下海”影响太大了，学界更浮躁了，每年出版20万种书，很多是压在书库里。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做学术——当然也有，可是比较少。八十年代主要是提出很多问题来。 经济观察报：但是还没有真正解答。 汤一介：九十年代在学术上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可是浮躁之风就是九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是要“下海”，要快，一年要出几本书。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制度，评职称必须有著作才行，这使得学术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你个人主要关注什么？ 汤一介：九十年代以后，我特别关注整个文化的动向。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担忧，我就怕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太好了，过分了，容易发生问题。 经济观察报：现在来看，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汤一介：对，我当时对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说，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发展，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全球观念，不能只看到你自己。 经济观察报：那时很多人就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认为20世纪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只有中国文化能救世界。 汤一介：所以我担忧。原来的“西方中心论”不对，现在讲“东方中心论”也不对。“西方中心论”已经不行了，你再搞一个“东方中心论”也不行，搞“中国中心论”就更不行。所以我就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说现在的时代还是文化的多元时代，我们还要认真地汲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文化的东西。今后的文化发展，应该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如果仅仅考虑自己，让自己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是没有前途的。 经济观察报：几乎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风行一时。 汤一介：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说，文化尽管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从八十年代起，我写的文章就是讲“天人合一”,也就是“和谐”的问题。钱穆去世前，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天人合一”四个字。那是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了，这篇文章并没有完成。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可有的贡献》。“合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人要和谐。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讲和谐。天与人要和谐，人与人要和谐，情与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 经济观察报：你这儿讲和谐，他那儿讲冲突。 汤一介：其实那个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批评“文明冲突论”，很多人都批评。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批评 “国学热”会出现问题，一方面认为只讲文明冲突、不讲和谐相处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你是“两面作战”的状态。 汤一介：可以这样说吧。世纪末的时候，费孝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文化的来源、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化的特点和文化的走向，既要反对复古，也要反对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我觉得，在文化上真正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费孝通，比其他的一些老先生要清醒。 经济观察报：九十年代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已经传进来，但是并没特别流行，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却大行其道？ 汤一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我想，就是要消解文化一元化的倾向。这是一个思潮。文化是多元的，而且是零碎化的，没有中心的。1992年以后国学在学界的悄然兴起，也是要削弱一元文化的思想，所以这两股思潮是冲击一元化思潮的。 经济观察报：总是有人想把某些东西定为一尊。 汤一介：定于一尊不行，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这样定。一元化思潮出来了，也肯定会引出反对的声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在今天的思想界，儒学、国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些人甚至主张搞国教，你怎么来看待这些？ 汤一介：这当然是走不通的，因为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后是要政教分离的。如果政教不分离，宗教要干涉政治的话，人民就没有自由可言。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是，袁世凯要做政教合一，不可行，没法做，现在要做政教合一，怎么可能？特别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框架下面，要做政教合一显然是行不通的。 经济观察报：也是背历史潮流而动的。 汤一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提出来有好处，提出来让大家来讨论，来清理我们的思想，从西方的角度，从中国的角度，看看这个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可以讨论。我觉得是行不通的。但是现在也有另一种思潮，比如在北京大学，原来由我编儒藏，我认为它不仅仅是做整理资料的工作，恐怕你还得做点研究才行，那就有人反对，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已经打倒了，你搞研究干什么？我觉得，五四运动确实有非常大的功劳，但是也不能认为五四运动的所有主张和口号都是正确的。所以得用一个展望未来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就有民主的东西，比如以民为重、以民为本的思想，足可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抗衡。 汤一介：并不能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把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化都包含进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西方有它的文化，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足的地方，我们应该互补，这样才真正有文化交流的价值。如果我们都好，我们何必要去吸收其他民族的东西呢？或者我们都糟，我们也没有吸收人家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是不是这样理解？ 汤一介：其实严复原来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他是从“体”、“用”的角度来考虑，他批评“中体西用”说，我们不能牛体马用，体用应是统一的，他认为西方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我觉得他对西方的看法有他的独到之处。自由应该是一种精神，民主呢，就是怎么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为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所以要思想自由。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倡导自由的教育思想。思想自由才有创造力，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创造力。从哲学讲，哲学的问题都是从怀疑开始，没有怀疑就没有办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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