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妨再来看看所谓“一流大学”这个流行的概念。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比尔·雷丁斯在其所著《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中，充满洞见地对“一流大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揭示。跟克尔笔下那头惹得人人生厌的巨怪(所谓“巨型大学”)不同，人们或许要问，怎么“一流大学”又招谁惹谁了？瞧我们现在，校方不正是在把“争创一流”当做军令状么？部里不正是把“是否入流”当做验查标准么？

原来，按照雷丁斯的说法，在一切坚固之物皆已烟消云散的今天，“一流”这个空洞的说法之所以会被推行为普遍的标准，逼使各大学乃至各系科都争相向它靠拢，恰恰是因为这个标准，掏开一看根本就是空空如也的！“一流不是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而是一个尺度，它的意义依附于其他事物。用一流飞机的标准评价一只一流的小船，这小船就称不上一流。所以，说一流是个标准就等于说，委员会决不会出台用于评价的标准”。

雷丁斯还形容说，“一流”这样一个空洞的能指，在一个封闭的范围里实际起到了货币单位的作用。这便使我们领悟到，惟其当一个验查标准的内涵趋于无穷小时，它的外延才可能趋于无穷大，才有可能囊括天下万物，从而在林林总总的本国大学之间，进而在更加千差万别的各国大学之间，建立起抽象的虚拟的量化可比性。由此就干脆让我们满足一下好奇心吧：看看如此煎熬各国校长的大学排名，到底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 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 12%，声望占20%。

然而，如此机械死板的“通分”方式，或者说，如此诱惑人们去大做表面文章的量化标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顾到各大学的实际长短呢？比如，考虑到当今图书市场和答辩会场的种种病态，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所大学新近购置的图书大多都是印刷垃圾怎么办？如果一所大学由于片面追求教师的 “博士率”而招纳了大量的庸才又怎么办？再比如，对比一下被公认为中华民族之光的西南联大，我们又不禁要问：那一所如果根据上述标准无疑要敬陪末座的战时大学，究竟是应当本身感到无地自容呢，还是反过来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排行榜的设计者应该下课？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当代的大学究竟何以沦落至此呢？按照雷丁斯的逻辑，似乎并不难于料想，他大概会沿着其独特的理路——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现在的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这一“大学三段论”去追根溯源，把大学衰败的原因归咎于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式微。

这样的判断固然有作者的观察作为支撑，他也明确提示过自己观察范围的局限性(“我关注的是西方某种关于大学的观念”)。可即使这样，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一句：雷丁斯肯定是没能把中国的情况考虑在内！事实上，正如中国体育界刚刚震惊世界的“金牌战略”一样，同样在“争创一流”的中国大学教育，其表现刚好跟雷丁斯的概括擦肩而过：反而是民族国家整合能力的加强——而非它的衰落——才会作为难以抗拒的动力，来强力推行“一流大学”的模式，并就此催生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数据报表来，而且还通过这种势必要忽略内容差异的量化形式，来加速涤除各个学校在历史中形成的任何特色或特长。

(五)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作为一位教授，特别是一位人文学科的教授，尽管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我还要再重申一下个人的关切要点。大学功能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在步入大学之后，除了有可能被精神的向度所感召，当然也有可能被其他东西所干扰。而在所有的干扰之中，又有两种丛林原则最容易遮蔽住梦想，其一是学院政治，其二是学院经济。意识到这种严酷的现实，那当然不是什么罪过，它还有可能帮你在并非天堂的环境中，活得更清醒更踏实。不过，要是你由此就误以为，其实大学机构的全部意义，也都大抵不出此类政治或经济活动，那你就注定要买椟还珠，注定要白来大学一遭，注定要虚掷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之所以要设计和维护大学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毕竟还是因为人类自有其精神的追求，所以说到底，只要大学还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无的盲肠，那么它与其说是在受到丛林原则的无情制约，倒不如说它是在残酷的丛林中仍然坚持维护着人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