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忏法事

经忏法事, 或作经忏佛事。现代中国台湾的“佛事”, 非常兴隆，富有中国佛教的特色, 可说是现代中国佛教的主流。

经忏佛事, 从印度的“大乘佛法”中来。“经”, 是经典的受持、读、(背) 诵、解说、书写等, 如《般若经》、《法华经》等说。《法华经》称读、诵(等)者为法师, 法师是“法呗匿”的意译。在佛教中,“呗匿者”是主持音声佛事的。法呗匿法师是领导大家来读经；诵经；写经(现在印刷方便, 所以少有人抄写流通了)；解说, 应该是通俗的讲说(如“俗讲”)。依龙树说：这是入智慧的方便(《大智度论》卷五十四)。读、诵、书写、供养(经典)，施他经典, 对当时大乘法的兴起流行, 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以赞叹为“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忏”, 通俗的说是“忏悔”。早期集成的《舍利弗悔过经》，传出了“三品法门”——悔过、随喜、劝请(请佛住世, 请佛转法轮)。这一法门, 是在十方现在佛前忏悔的(与律制的忏法不同)，所以含有称念佛名与礼佛；末了, 要发愿、回向。这一法门的经典不少, 主要为：礼十方佛, 称(名)赞佛德, 供养佛，忏悔业障(扩充到三障、五障)，随喜, 劝请(二事)，回向。《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长行, 又加常随佛学与恒顺众生, 成为十法。这一法门，龙树称之为方便的“易行道”。忆念、礼敬、称十方佛名(经中, 每举十方十佛, 或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为代表) , 也称诸菩萨的名号。然后忏悔, 随喜, 劝请, 回向。这样修行，信愿力增强, 就能进修六度等菩萨大行(《十住毗婆沙论》卷五·六)。天台智者大师立“五悔法”：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 作为法华观门的助行(《摩诃止观》卷七下)；《普贤行愿品》依此而回向弥陀净土；唐代所传的秘密仪轨, 也是以此为修行前方便的(与咒语相结合) 。以忏悔为要门的方便修行, 促成“大乘佛法”相当的发达。如《大正藏》“经集部”(卷十四) , 从(四二六)《佛说千佛因缘经》, 到(四五九)《文殊师利悔过经》, 都有相同的意义：称佛名号, 可以忏除业障，往生净土。而称念佛名等, 还有种种现生功德, 与《般若经》等所说读诵经典相同, 所以诵经也好, (念佛)礼忏也好, 有共通的意义而被联合起来。“经忏”的成为一词, 也许因此而来。

礼佛称名的忏悔, 如《舍利弗悔过经》说：“持悔过经, 昼夜各三过读”。“昼夜各三过读”, 那是一日一夜, 六时读诵经的；可说是忏悔与诵经的统一。从译典来看, 印度佛教发展为诵偈的礼忏, 如龙树《宝行王正论》说：“现前佛支提, 日夜各三遍, 愿诵二十偈”。佛支提是佛舍利塔, 当时佛像还不多, 所以在塔前诵偈；所诵的二十偈, 就是礼佛、忏悔、劝请、随喜等。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的《文殊师利发愿经》, 共四十四偈, 就是《普贤行愿品》(六十二) 偈的初型。《出三藏记集》(卷九)“文殊师利发愿经记”说：“外国四部众礼佛时, 多诵此经以发愿求佛道”。这可见礼佛、称名、忏悔为主的诵偈, 已成为印度大乘佛教的一般行持。在中国, 梁、陈时代(503—588年)，忏文发达起来。唐道宣的《广弘明集》(卷二十八) 所载, 有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宣帝、陈文帝, 及江总所作的忏文。不只忏文而编成忏法仪轨的, 是陈、隋间的天台智者大师。智者撰有《法华三昧忏仪》、《请观世音忏法》、《金光明忏法》、《方等三昧忏法》(“忏法”, 智者是称为“行法”的, 后人改称为“忏法”) 。天台的后人, 唐湛然有《法华三昧补助仪》、《方等忏补助[阙]仪》。到宋代, 法智有《修忏要旨》、《(金)光明忏仪》、《大悲忏仪》；遵式有《金光明护国仪》, 治定《请观世音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忏仪》、《往生净土忏仪》、《炽盛光忏仪》、《小弥陀忏仪》、《法华三昧忏仪》；净觉有《楞严礼忏仪》, 仁照有《仁王忏仪》；南宋晚年有志磐的《水陆道场仪轨》。宋初的法智, 专心讲经礼忏三十年, 而遵式被谥为“忏主”, 可见宋代天台学者的重视忏法。天台教观的弘扬，与礼忏相结合, 是影响中国佛教最深切的。属于贤首宗的, 有唐宗密的《圆觉经道场修证仪》；知玄的《慈悲水忏法》等。从忏法的内容来说：有忏罪的, 是忏法中的取相忏，要“见相”才能消除业障。有作为修行的前方便, 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 都有这类忏；天台的忏法, 本是以此为主的。以上, 都是自己修持的。有为人消灾的, 如陈永阳王从马上堕下来, 昏迷不知人事, 智者曾“率众作观音忏法”, 永阳王得到了平安, 这是为人的现生利益而修忏。有为国家修忏的, 如天台宗的法智与遵式。《仁王护国般若经》说到：请百位法师,“一日二时讲读此经, ……不但护国, 亦有护[获]福”, 这是为了国家而讲读经典与修忏法的(仁照有《仁王忏法》)。诵经修忏法门, 在民间发展中, 渐渐的重在消灾植福、超度鬼魂, 关键在元代。元是文化低的蒙古人, 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对各种宗教, 都受到保护, 但自元世祖起，“西番僧”(现在称为喇嘛)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尊敬与纵容。对中国传统的佛教, 好处是：“三武二宗”(加一宋徽宗)，佛教受到破坏, 都有道士在从中作怪。到了元代, 总算在帝王的支持下, 佛道一再辩论, 达成焚毁一切伪造道经的胜利(现在还是编在《道藏》中) 。坏处是：“西番僧”大都是不僧不俗的, 修男女和合的欢喜法；有的还蒙元帝赐几位美女。国家随时都在作消灾植福的功德(经忏法事)，还成立“功德司”来管理, 这主要也是“西番僧”的事。“上有好之, 下必有甚者”, 内地僧侣的不僧不俗, 与民间的经忏法事, 当然会大大流行起来。明太祖护持佛教, 也要维持僧伽清净的。从洪武二十四年《申明佛教榜册》(《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所见：僧人分三类, 在“禅僧”、“讲僧”以外, 有“瑜伽僧”, 也称为“教僧”，就是为人诵经礼忏的应赴僧。诵经礼忏的, 已成为一大类(怕还是多数) , 中国佛教是大变了!《榜册》中明令, 有眷属(妻) 的还俗；如与眷属分离, 准予住寺修行。对“私有眷属, 潜住民间”的, 严加取缔；“官府拿住, 必枭首以示众”。不僧不俗的情形, 太严重了! 并禁止“民间世俗多有仿僧瑜伽者, 呼为善友”。这类应赴经忏的在家人, 从前我以为上海五马路、今日台湾才有这种现象, 原来元明间也曾如此。亏了明太祖的护持, 总算阻遏了歪风(没有变成不僧不俗、僧俗不分的)，但在民国初年, 太虚大师所见的佛教, 清高流、坐香[坐禅]流、讲经流、忏焰流,“其众寡不逮后一(忏焰)流之什一”。忏焰流就是瑜伽僧, 占佛教僧侣十分之九以上(台湾似乎少一些)，这才是元明以来的佛教的主流！

著重于消灾、消业、超度亡灵的“经忏法事”, 现在流行的, 有一、“水陆斋会”, 是盛大的普度法会。宋《释门正统》(卷四)说：梁武帝梦见神僧, 要他作水陆大斋, 普度苦恼众生。谁也不知水陆大斋是什么, 志公劝武帝“广寻经论”。武帝在经中, 见到了“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 这才制立仪文。天监四年二月, 在金山寺修水陆斋，“帝亲临地席, 诏(僧)祐律师宣文”。志磐的《佛祖统纪》也这样说，但略去了阿难见面然[焰口]鬼王事。阿难见面然鬼王, 出于《佛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 是唐(695—704年)实叉难陀译的。武帝寻经, 怎能见到唐代的译经? 志磐大概感觉到这一问题, 所以略去了。但是《释门正统》所说, 有事实的成分, 如说：“诸仙食致于流水, 鬼食致于净地。”布施饿鬼, 饮食是放在“净地”上的, 布施仙人及婆罗门，饮食“泻流水中”, 这确是《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所说的；“水陆”二字, 是依此得名的。在每一饿鬼前,“各有摩伽陀斗四斛九斗饮食”, 也就是“平等斛食”的意义。这样, 普度饿鬼仙人的水陆大斋会，一定在实叉难陀译经以后, 不可能是梁武帝所撰的。《佛祖统纪》(卷三三)说：唐咸亨(860—873年)年间，西京法海寺道英禅师,“梦泰山府君”说起, 知道梁武帝所集的,“今大觉寺义济得之”, 这才得到了水陆仪,“自是, 英公常设此斋, 流行天下”。这才是中国流行水陆斋会的事实! 无论是义济或道英, 极可能是唐末咸亨年间, 假传泰山府君所说, 托名为梁武帝所集而兴起来的。二、“梁皇忏”, 是忏罪消灾、救度亡灵的法事。元末, 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卷二) 说：梁武帝的夫人郗氏, 生性残酷嫉妒, 死后化为巨蟒, 在武帝梦中求拯拔。“帝阅览佛经, 为制慈悲道场忏法十卷, 请僧忏礼”, 这是“梁皇忏”的来源。稍为早一些的念常, 编《佛祖历代通载》, 也说到郗氏的“酷妒”；死后在梦中见帝, 并关心武帝的健康。武帝“因于露井上为殿, 衣服委积, 置银辘轳、金瓶, 灌百味以祀之”(卷九) 。文中并没有说到忏法, 但目录中作“郗氏夫人求忏”, 这应该是后人改写的。郗后的酷妒, 死后化作龙形, 唐高宗时李延寿所作的《南史》已有记载。《通载》进而说祭祀，《稽古略》就说到忏法。《通载》说是天监四年,《稽古略》改为二年, 这是天监四年水陆斋会传说的翻版。《茶香室丛钞》说：梁皇忏是梁代诸名僧, 删改齐竟陵王的“净行法门”而成。元代的妙觉智等“重加校订审核”, 成为现行的“梁皇忏”——“慈悲道场忏法”。可以推定的, 这是元代所编, 假借梁武帝的名字来推行的。在中国佛教史上, 梁武帝确是诚信佛法的。隋《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说：武帝为了“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 或飨鬼神, 或祭龙王”, 命宝唱等集录了《众经忏悔灭罪方法》等八部。虽只是集录经文，但对建福禳灾、礼忏除障、飨鬼神与祭龙王等法事, 是会有影响的，这可能是“水陆斋会”与“慈悲道场忏法”, 都仰推梁武帝的理由吧！三、“瑜伽焰口”, 是以超度饿鬼为主的。唐不空译的《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 是实叉难陀所译《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的再译。不空并译出《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仪轨经》；《明藏》有较广的《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 可能是元代“西番僧”所出的；明、清又有各种不同的改编本。“施食”——救济饿鬼, 在我国的晚课中, 有《蒙山施食仪》，近代有人扩编为《大蒙山施食仪》，也有作为“法事”的。“水陆斋会”、“瑜伽焰口”、“蒙山施食”, 救度鬼魂的本质是相同的；在“秘密大乘”中, 只是低级的“事续”。适应中国的“人死为鬼”, 与“慎终追远”的孝思, 这一超度鬼魂的法事, 得到了异常的发展。七月——“鬼月”普度而施放(救济品)焰口, 到处都在举行。流行的“水陆斋会”,“内坛”是主体, 加上“大坛”的礼忏,“华严坛”、“净土坛”等的诵经、念佛, 成为“经忏法事”中最具综合性的大法事。四、“大悲忏法”, 宋知礼依《大悲心陀罗尼经》而编成的。本是修持的方便, 但观世音与现生利益——消灾植福, 西方净土有关，所以也成为一般的“经忏法事”。五、“慈悲三昧水忏”, 是唐末知玄所辑成的, 可以消释宿世的冤业，也相当的流行。六、“净土忏”——“往生净土忏愿仪”, 是忏罪而往生西方净土的。七、“药师忏”, 依《药师经》而造, 作为消灾延寿的法事。八、“地藏忏”——“慈悲地藏忏法”, 这当然是超度亡魂用的。此外, 还有“血湖忏”、“金刚忏”、“壬申忏”等, 流行的相当多。再说与称佛名有关的二部忏法,“万佛忏”与“千佛忏”。阴历年初, 寺院中多数拜“万佛”与“千佛”, 由出家人主持唱诵, 在家信徒也随着礼拜。这是依《佛名经》及《三千佛名经》而来的。元魏菩提流支, 译《佛名经》十二卷, 是大乘经中佛名的集成。《大正藏》中有三十卷本的《佛名经》，每卷都列举佛名, 经(法) 名, 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僧名；称名礼敬三宝后, 有忏文, 末后附录伪经——《大乘莲华宝达问答报应沙门经》一段。称《法显传》为《法显传经》, 分宾头卢颇罗堕为二人, 这部《佛名经》的编集者, 对佛法的理解, 显然是幼稚的。三十卷本的《佛名经》, 唐《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列入“伪妄乱真录”, 并且说：“群愚仿习, 邪党共传, 若不指明, 恐稽圣教”, 似乎当时已流传民间了。《丽藏》本在卷一末的校勘记说：“然此三十卷经, 本朝盛行。行来日久, 国俗多有倚此而作福者, 今忽删之，彼必众怒。”“作福”, 就是作功德。知道是“伪妄”而不敢删去, 可以想见流行的盛况了! 这部经的后二卷, 与《三千佛名经》中的《现在千佛名经》相合, 也是称佛名与忏悔的(过去、未来千佛, 有佛名而没有忏法) 。“万佛忏”与“千佛忏”, 就是依此而来的。在现在流行的经忏中,“万佛忏”与“千佛忏”, 及“大悲忏法”, 还有集众礼诵忏的, 其他忏法, 都成为僧众代人礼诵的“经忏法事”, 也就是“瑜伽”——应赴僧的专职了。

“经忏法事”, 本出于大乘的方便道, 演化为应赴世俗的法事, 从适应世间来说, 是有相当意义的。任何宗教, 普及社会, 对信徒都会有一定的宗教义务。如结婚、生孩子、弟兄分家、丧葬, 基督教也会为信徒举行“礼拜”；天主教, 伊斯兰教等, 都各有不同的宗教仪式。中国佛教的“经忏法事”, 可说是普及民间, 满足信众要求而形成的。在佛教国家中, 中国是“经忏法事”最兴盛的; 唐、宋时代, 日、韩僧侣来中国求学佛法, 也有为信徒诵经等行仪。代表原始佛教的“律部”中，信徒如生孩子、造新房、外出远行(去经商)、丧葬等, 都会请僧众去受午供。吃好了饭, 施主在下方坐，听上座略说法要, 说偈颂回向功德(“呗匿者”由此而来)；如上座不会说法, 就背诵一则佛经。这就是“应赴”受供, 为信众作功德, 为信众诵经的起源。初期“大乘佛法”兴起诵经、礼佛、称名、忏悔等方便, 自力而含他力的思想。中国式的“经忏法事”虽多少中国化了, 而实受后期“秘密大乘”的影响。如《大灌顶神咒经》(第十二卷是《药师经》的古译)，是晋人编集的, 也有印度传来的内容。第十一卷《佛说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 也是地狱、饿鬼不分的；对临终及已经死亡的，一再说要为他“转读”(经) 、“修福”。为人诵经礼忏, 以救度亡者，在中国“人死为鬼”、“慎终追远”的民俗中, 是需要的。如明洪武二十四年的圣旨说：“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应供，是方足孝子顺孙报祖父母劬劳之恩。”适应中国民俗, 不妨有“经忏法事”, 但对中国“经忏法事”的泛滥, 总觉得是佛法衰落的现象。因为一：中国的经忏多, 主要是人死了, 都要做功德。有的逢七举行, 有的四十九日不断, 满百日、周年, 也要做功德, 而七月普度, 到处在放焰口。举行法事, 需要的人也多, 如“梁皇忏”(七天)十三人或二十五人,“水陆大斋”是四十九人，五人、七人的是小佛事。人数多, 次数多, 时间长, 这多少是受到儒家厚丧厚葬的影响。应赴经忏, 实在太忙了, 如僧数不足, 就邀在家的(穿起海青袈裟) 凑数。大家为这样的法事而忙, 胜解佛法、实行佛法、体悟佛法的, 当然是少了！二、“经忏法事”, 应该是对信众的义务。现代日本佛教, 遇信徒家有人丧亡, 会自动的按时去诵经, 人不多, 时间不长, 可能就是我国唐、宋时代的情形。民国四十一年, 我到台湾来, 台湾佛教也还是这样的。但大陆佛教(在家出家) 来了, 做法事是要讲定多少钱的。从前上海的寺院，有的设有“账房”, 负责接洽经忏。严格说, 这已失去宗教的意义, 变成交易的商业行为。依《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明洪武年间的《申明佛榜册》, 说到“应赴世俗, 所酬之资, 验日验僧, 每一日一僧钱五百文。主罄,写疏, 召请——三执事, 每僧各一千文”, 可见由来已久。国家明定价格, 免瑜伽僧的贪得无厌，但从此, 应赴经忏每天多少钱，僧众也觉得理所当然。多数人为此而忙, 专在临终、度亡上用力，难怪太虚大师要提倡“人生佛教”。在家出家的佛弟子, 为佛法着想, 的确应该多多反省了。

——选自印顺法师《华雨集》第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