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科技为主导的经济世界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一方面是现代化的深入，另一方面是包括精神在内的宇宙秩序的紊乱。特别是中国，除受此二难之外还受到来自西方的经济、文化霸权的威胁。为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建立一种“中体西用”的文化结构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有力保障。“中体”之中，道家文化的自然主义和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契合了时代的精神呼唤，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底和渊源。

如果把中国的文化体系比喻成一棵树，那么，道教文化无疑可以充当这棵参天大树之根髓，儒为主干，佛及其它为枝叶而已。这种划分法也许跟传统的文化观念有异，但如果对道教文化甚而中国文化作一番深层的历史考察，此论立矣。近代以降，在矫枉过正的炮火下，传统文化日损，国人的精神秩序混乱不堪，及至改革开放，与世并轨，现代化的冲击日强，致使本来严重的精神危机日隆。值此民族精神危乱之际，为力排现代化非人性及西教(特别是基督教)对我国民的蛊惑、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必要对我国传统文化作一次梳理，来一次深刻的精神溯源。通过这次艰辛的文化探险，我们自然会明白道教文化乃我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底、精神家园。于此重提“中体西用”的历史话题显示了其特定的现代意义。

一、道教的文化渊源

中国道教的创始人为开汉勋臣张良的八世孙———张陵(公元34—156年)。作为张良的后裔，张陵颇得其祖的超凡飘逸之遗风，毕生以修道养生为能事。早年曾作过巴蜀江洲令，后辞官归隐，云游四海，遍访名山，晚年终于在蜀中的鹤鸣山得道，遂创立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自号天师。其子张衡号嗣师，孙张鲁号系师，多于汉巴一带传教。张鲁还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归顺曹操后，作为中国道教正统的天师道方传向中国的大江南北。

道教为何会在中国产生?为何会在此时产生?它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等等，这是我们拟解决的问题。

大致说来，道教的文化渊源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古代鬼神文化、方仙道、黄老之学、先秦其他各学派———包括儒、名、墨、法、阴阳五行等。其中道家思想构成了道教的思想内核，其余各派则构成了外壳，皆为道学所用。

道家思想的精髓为“全真葆身”，故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在此原则下，一切得以“全真葆身”为依归，扩而充之，当寻求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社会和宇宙的和谐，此乃道统。张陵归隐后，悟道甚勤，终于在一个冥冥之夜梦到太上老君———老子授之洞藏三经、金丹秘诀、都功印和雌雄二剑，命其号为天师，遂作《老子想尔注》，创立天师道， 设坛授徒，推而广之。以此可知道家与道教的嫡承关系。此乃道体之谓也。

除了道体，道教还以其它文化为用，表现了其开放兼容的高超气度，同时也是对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大的整合。在天师道创立之前，中国就存在着方仙道和黄老道等非正统的道教思想。传说中的黄帝的师父———广成子即是中国道教的先师，轩辕黄帝曾三次问道于空洞山的他，使黄帝获“致道”，内修则飘逸超脱，外用则天下太平，黄帝之至尊贤帝名始也，炎黄之嗣开也，道为中国文化精髓之证明也。

鬼神文化乃任何民族早期的文化形态，包含在原始宗教与祭祀文化及巫术祝由之中。万物有灵、灵魂不死为其精髓。原始宗教为万物有灵的泛神的自然宗教，以此为精神依归，时兴拜物教和各种图腾、禁忌。与宗教意识相联系，祭祀文化兴起，先是祭拜天地万物，继而祭拜先祖前贤。后来，这些鬼神文化被道教吸收，改造成“灵魂不死”、“天人合一”、“符咒之术”。李赝《蜀记》曰：“陵避疟于丘杜(巫教组织)中，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

方仙道是方士求仙之道。他们笃信人间有神仙，人可为神仙，神仙居住在神山上，例如蓬莱、方丈、瀛山即为古代著名的神山。人可为仙是需要修炼的，于是他们以炼丹食丹为己任，颇有蛊惑性。据说秦始皇即是食丹过多而亡的。道教之丹分内丹与外丹，外丹为正式道教产生前的方仙道所热衷，体现了没有深邃的理论指导下的蒙昧。内丹较外丹兴起要晚，重存心养性，实为一种修为养身的方式。

西汉初年，统治者崇黄老之道，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种宽松的政治导向，为文化整合及至正式道教的创立提供了历史契机。其中黄老道及方仙术的盛行为道教的成立奠定了直接的基础。一代枭帝———汉武帝虽然在理论上接受了董子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内心里却极崇黄老之学，欲求长生不老，任用公玉带、公孙卿、栾子等大兴方学、大炼金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即虽在汉武朝儒家就取得了霸主名义，但其真正的称霸乃是后几代的事，甚至于在盐铁会议上与法家的思想较量中也一败涂地。加之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也有家学族风渊源。其八世祖张良便是典型的道人，早年得道人黄石公秘籍，以此成就开汉大业。及至功成名就，“愿协赤松子游”，从此归隐山林，充分体现了道家“功遂身退”、“抱扑见素”、“无为而治”的人生及政治理念。基于此，在东汉末年战乱之际，由张良的后裔创立道教似乎昭示了某种必然的历史文化逻辑。

二、道教的文化地位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那么普世的宗教，这一方面在于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成为意识形态的霸主，另一方面，中国的宗教都具有出世的精神内蕴。在西方，神圣的宗教归宿是与世俗的政治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中国，这两者是分离的，世俗的政治无法取代宗教的神圣，神圣的宗教也无法取代世俗的政治，政教分离，各行其道。正是这样的文明特征，似乎给人一种错觉：我们的宗教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也真的只能算是一个文化错觉，它蒙蔽了我们对文明认识的眼睛。

中国三种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当属儒家、道家、释家。论中国文化之深浅高低当以此为基础。下面从几个方面论证三者的高低，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定位。

从本土与否的角度看，儒家与道家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形态，而佛教只能算是舶来品。佛教之传入中国并且能发扬光大，正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儒家本身是一套极俗的人生政治理念，没有超越的神圣理想，这为其普及与发展设置了障碍。同时也为佛教的传入留下了巨大的文化空间。及至传入之后，其道德理想的彻底性和纯洁性很快为正统的儒教所利用，为其政治统治服务。与佛教一样，道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未能获得正统的统治地位，未能建立如张鲁样的汉中政教合一的政权，但较之佛教，它到底还是中国自己的宗教，身份和地位，于朝于野，略有胜出。至于道教与儒教何者高下，且从以下方面来审视。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排除了佛教与道儒的高下，即因后两者为本土文化故更能体现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精神，以此观之，后两者略胜出一筹。下面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此二者来一番比较。

从渊源的迟早来看，三皇五帝的统治理念其核心在于道而非儒礼。如轩辕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伏羲画阴阳八卦等。虽然说礼在统治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礼的概念本身及其文化内涵都是衍生于道的思想。先民的鬼神文化、祭祀文化和巫祝文化本质上是道教思想的范畴，而儒家的礼精神正是从此中来的。因此可以说，正是道的文化孕育了儒的文化。以此观之，道乃高出儒之一筹。

从理论体系的精备程度看，道家堪称中国真正的哲学，其立意之高远、论辩之精确、涵盖之广泛等皆使儒学望尘莫及。道家的开山之作———《老子》，虽区区五千余言，但句句珠玑、字字美玉，真不愧神书之美誉。从此书中，整个中华民族———甚或全人类的历史文化精神都被其道破天机，是总结也是开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相比之下，儒家的开山经典就显得俗气直白，无法给人一种超脱的精神享受，也没有多大思辩与想象的空间。如果要说他们谁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的代表，我想无疑是老子，如果硬是要道出二者的关系，我以为：道为体，儒为用。

再从现代的角度看，由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对世界的破坏，使传统的人物二元对立的世界观遭到了彻底置疑，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急待建立。综观世界现有的文化意识形态，道家思想是最契此意者。它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全真葆身、忘我齐物等价值理想是彻底解决现代人类精神危机的最佳良方。它的价值对国际及人类意义远在儒家之上。

从二者的自身特质看，道家是一种具有更深远的人生关怀文化形态，它超脱高远、大气磅礴、可进可退，以道为治，出可葆身，入可匡国及至太平天下。但儒家仅仅为世俗之文化，虽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总让人有狭隘压抑之感，没有飘洒俊逸之气，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特质不能充当最佳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家园。与儒家相比，道家简直可以用神圣来形容，仿佛上帝的使者，专司监民、导民之职，若有混乱，立行匡正。

三、道教文化的现代意义——新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构想

“中体西用”一词最早是由晚清的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所提出，顾名思义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宗旨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礼法精神。正因为此，此思想成为近代以降各派激进思想批判的对象。资产阶级革命派骂之，全盘西化者骂之，自由主义者骂之，马克思主义者复骂之，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当历史的激情趋缓，时代的坐标移换，重新翻开尘封的历史，发现极左的革命思潮决堤一样把一些有用的东西给抛弃了。对待文化的态度需要理性的精神。今天我们重提中体西用这个概念就是在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之际，用理性的态度对文化的一种反思。

我以为至少基于以下几点，我们应该要大力提倡中体西用：

其一，基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经济时代，金钱的力量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强度吞噬着传统的价值和文化，以至于产生了以下三个直接的负面效应：一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危机之中；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之中；三为人自身的灵肉关系陷入危机之中。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只能在科技之外去寻找途径。历史证明，西方的基督新教文明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对于现代科技文明发源地的西方也非解决此问题的最佳所在，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的天人合一、兼爱非攻、忘我无为等价值理念正契合了这种时代的精神需要。

其二，基于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严格来说是西方拜金主义的副产品。从中西方近代交融史来看，明中后期，西方的传教士如利马窦之流也得对中国文明表示深深的敬意，穿中国服装，取中国名字，说中国的话，甚至信中国的宗教。但鸦片战争后，再也难找这样的外国人了，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落后了。近代西方文化界所弥漫的一股浓烈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也是基于同样的历史逻辑。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势，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文化领域，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就是西化。更有甚者，他们的宗教即基督教文化精神已在中国大有遍地开花之势、润物细无声之妙了。历史表明，文化的侵略是最残酷的侵略，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此时提倡“中体西用”。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本质所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极富个性和生命力的，这也是历史上中国文明从未泯灭的深层次的原因。保持自我，不卑不亢，中体西用，造福我民，这才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的最佳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