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的10月18日-19日，持续两天的大火在北京西郊形成一团团巨大的浓烟。

　　参与烧毁圆明园的英军中校吴士礼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清风，将这浓密的黑云 刮向北京城，浓烟带来了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无声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日光被黑烟和浓云遮蔽，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 般。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得他们活像一群魔鬼，在为举世无双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与圆明园一起被付之一炬的，还有圆明园陈设清册——这也为以后的圆明园文物回归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所有荣耀在火光中逐渐成为一个王朝的背影，而惟有残垣断壁，才是追思与回忆的寄托。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其后针对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暴行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150年后的今天，雨果的雕像屹立于圆明园西洋楼，雕像底座用中法文字镌刻了他的这段名言。饶有趣味的，赠送这一雕像在法国一些人看来，是法国对中国示和的象征之一。

　　圆明园建成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孤独的，因为它与民众无关，它只是一座“皇家的花园”而已，换言之，它的焚毁与残破对当时的多数国人而言并非什么痛彻心骨的大事。

　　圆明园国耻的真正图腾化不能不说还是与中国最重要的的外侮——日本相关：1931年，梁思成等人参与的“中国营造学社”举办“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在民间影响极大，并终于把凭吊圆明园遗迹的种子撒入民间，而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圆明园不断地成为抗日宣传的符号之一。

　　1949年以后，圆明园与其他废墟一起，成为代表晚清封建王朝腐朽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成为特定时代凝聚民众共识的要素之一。

　　150年后，所有与圆明园相关的一切（比如圆明园文物的拍卖）似乎都可以点燃这个民族或隐或显的怒火。

　　无可否认的是，圆明园已然成为一个民族国耻的图腾。

　　150年后的今天，圆明园的那场大火似乎并未熄灭，“圆明园浩劫”其实依然在拷问着我们：

　　“圆明园浩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走出“圆明园”了吗？

　　固守国门、回避世界当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但反思国耻的形成或许更加重要——因为反思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避免悲剧重演。

　　风风雨雨150年，对于圆明园的未来与定位，目前仍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主张保留废墟者，亦有主张重建者。

　　主张重建者或从旅游商业出发，或出于重新认识所谓大清王朝的伟业。然而，正如学者汪荣祖在昨天的北京圆明园论坛上所言：“伤悼圆明园的失落，并不必刻意重建圆明园。重建后的圆明园是假的，更何况即使有钱重建，也无重建的手艺。如何好好保护圆明园遗址，才是要务。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宜尽量少具旅游的商业色彩，而保持遗址的悲壮氛围。”

　　悲壮营造的只是一种背影——那是过去。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过去的影子上看到未来，走出背影。

　　现实的困境是，150年了，我们更多的仍然跟在西方的后面，甚至，只是徒有其表，而真正属于自己的却又被放弃了许多，“中国制造”更多的仍然只是克隆……谁能说，我们真的走出了圆明园的阴影？

　 附：圆明园大事记

　　1860年10月18日-19日 圆明园大火。激怒主谋、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导火索无疑是1860年9月17日的“人质事件”。

　　1873年 慈禧四十整寿，内务府称圆明园尚存有十三处建筑。

　　1900年 据《圆明园》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

　　1923年 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正式要求清室提供圆明园遗址的部分地皮。

　　1924年 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他从圆明园搬走了大量汉白玉，运到辽宁去建造自己的墓地。

　　1928年 为修筑公路，北平市政府先后下令拆毁了圆明三园的4800米南墙和长春园东侧的全部虎皮石墙足。

　　1931年3月 中国建筑协会主持圆明园的历史与遗址公开展览会。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附近的居民到圆明园的旧址上挖地，把这里变成了农场。

　　1953年 周总理及时制止了中央党校拟在圆明园选址建房方案。

　　1962年5月 由于继续砍伐树木，挖山填湖，造成了遗址新的破坏。

　　2000年8月 北京提出要建成一座圆明园遗址公园。

　　2006年9月 浙江横店集团宣布筹资200亿元重建一座圆明园。

　　2009年9月 圆明园管理处启动圆明园海外寻宝。

　　2010年10月 北京有关方面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