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下流行为学者封“大师”、戴高帽的做法，冯其庸哈哈一笑：“现在有些人称我国学大师，和我的老师、同辈相比，我是不敢称国学大师的。要是将‘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教育和学术是冯其庸人生的两大主题，对于师者身份，冯其庸一直极为重视，从没有停止过探索育人方法的脚步。其实，早在青年时期，冯其庸就在一代名师身上早早地体验和感悟到极富理想的教育教学了。

冯其庸说：“无锡国专的一个特点就是名师多，许多大师级的学者给我们讲课，都有各自的风采。像给我们讲《史记》和杜甫的朱东润先生，他有个习惯，上课先朗诵，声调不高，可是情味很足，讲杜诗时，吟诵的声调每一首都不一样，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变换节奏，一下子把人带进情境中去了。我直到现在还能想起朱先生当时朗诵的样子。冯振心先生开的课是‘说文’，用《段氏说文》作教材，逐字讲解，我特别感兴趣。这让我以后形成了一种观念，我认为一篇文章，从单个的字到词，到句，到段，到篇，一层一层都要搞明白，有一个环节弄不清楚，文章就会理解不准确。学校还经常请名家作讲座，开阔学生眼界。我听过钱宾四（钱穆）先生的演讲，哎呀，太吸引人了。他讲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他的话说叫‘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做学问就钻牛角尖。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以后治学就力图照着去做。在无锡国专，学的具体知识未必很多，你想，王蘧常先生一个学期没讲完一篇《逍遥游》，但他旁征博引，联想比较，给人无穷启迪。我被那些了不起的学者的治学精神所感染，领悟到了他们的治学方法，感到做学问乐趣无边。总之，无锡国专培养了我对做学问的浓厚兴趣，确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使我的眼界和胸襟都大大开阔，这些是我最重要的收获。”

冯其庸持续一生的学术创新正是源于名家们成功的教育教学。冯其庸说：“刚到中国人民大学时，课很重，运动也多，白天开会，只能晚上备课、看书。我总要把白天耽误的时间找回来，自己规定每天读多少页书，几乎总是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敢睡觉，持续了十多年。当时最重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一周5次。每一篇作品，我一定理解透了才去讲，讲出心得，讲出精彩。《历代文选》就是在这门课的基础上编成的。编这本教材当时一无依傍，从选目到体例都是我定的，教研室的老师分头去注释，我来统稿，然后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讲义用了好多年，不知怎么后来这本油印教材传到了青年出版社，周振甫先生在那里当编辑，看了说好，又切合社会需要，于是决定出版。我写了一篇长序，叙述中国散文发展脉络，加在前面。毛泽东主席看到这本书，很欣赏，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读。为了讲好课，我还编了一部文学史讲义，从先秦写到明清，六七十万字，下了很大功夫，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80岁以后，即便在病中，即便在深夜一两点钟，冯其庸只要想到什么学术上的问题，也会披衣下床查书、查资料，有时竟干到“东方之既白”。

读天地间最大一部书

人们说冯其庸有“西域情结”， 冯其庸坦言：“确实是这样。我从少年时读李颀、岑参等描写西域风光的诗，大为惊异，不由心向往之。几年后又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和感动，所以一提到西域，更是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