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慈善界，闽商可谓是独领风骚。不仅所捐善款总额冠绝全国，涌现了诸如黄如论、曹德旺、陈发树等慈善大亨，更勇于开拓进取，倡领中国慈善新潮流：2002年12月，晋江成立全国第一个县级慈善总会，其理事多为本土企业家，七年筹资八亿惠民八万，被视为民间慈善机构典范。

2009年，曹德旺、陈发树的股捐，媒体热议、举国轰动。闽商行善，大则捐款上亿，造福一方，泽及后世，少则捐款数十成百，却能汇涓涓细水成江河，使穷人转危为安。闽商行善，助残助困、安老扶幼、赈灾济民，无所不涉，但以助学为主，使千万寒门学子完成学业，早日成才。闽商行善，心系桑梓，使慈善之花在八闽大地处处绽放，亦能抛弃地域隔阂，虽身在异国他乡，也热忱满怀，积极参与当地公益活动，行善不倦，成为“仁爱”象征。

海商领袖助万名饥民台湾垦荒

闽商“缘起于汉唐，鼎兴于宋元；绵延于明季，式微于晚清；重振于开放，勃发于当今。”与其他商帮相比，历史上的闽商虽不如晋商、徽商实力雄厚，霸气十足，也不若洞庭商帮钻天入地，极善钻营，却始终能坚持大爱为本，虽经沧桑岁月的洗礼，几度沉浮，亦毫不动摇。

明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大旱，赤野千里，民不聊生，海商领袖郑芝龙毅然捐资，“招饥民数万，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不仅使人民免遭旱魔荼毒，更促进宝岛开发。清代迄始，福建慈善蔚然成风，善堂善会林立，如义仓、义塾、义渡此类的民间慈善机构多由闽商独力捐资设立，并受其管理。即使是官办色彩浓厚的育婴堂、普济堂，虽由官绅出资设立，但“商捐”却是其日常经费的重要来源，商人势力强大与否往往决定当地慈善机构规模。

翻阅史料，闽商“敦亲睦族”、“捐施贫乏”的记录随处可见，甚至还涌现了一批在全国颇具声望的慈善家。如晋江商人林瑞冈，早年曾参与上海“果育堂”创办，后又捐银五千两在家乡倡办“明善堂”，使“合镇贫乏家，孤寡有月资，病有医药，死亡有棺槽，行李困乏者助，济急扶危，遂以开一郡未有之善举。”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赈济灾民，名闻京师，被朝廷授予“乐善好施”匾额，并被赏戴花翎。

近代之后，由于地狭人多，许多福建人出海谋生，历尽艰辛，创业有成，成为侨商，他们虽有千万身家、却恋爱家乡、努力回馈桑梓，涌现了陈嘉庚、胡文虎等可歌可泣的人物，使侨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在抗战的烽火岁月，许多闽商不惜毁家纾难，捐款捐物，救济难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可见，今日闽商彪炳善界，是历史的传承与发扬。

闽商世代“济世”传承

闽商之所以热衷慈善，源于福建深厚的人文底蕴。先秦时期，福建由于交通闭塞，远离中原，被视为蛮荒之地。汉唐之际，随着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福建得到开发，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北宋时期，理学大师杨时归闽，使洛学归闽，其三传弟子朱熹更在福建创立闽学，受到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一代儒宗。福建也因此人文鼎盛，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据统计“明清两代泉州的进士总数在全国位列第7名”，福州“在清一朝，即有进士547人，在全国进士最多的32个城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与北京。”儒家崇尚“仁爱”，主张‘仁者爱人”，对福建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古代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商人社会地位极低，然而福建人却勇于冲破思想束缚，主张儒者为贾，实现“济世”抱负。如明人李光缙在《景壁集》中：“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此非羞贫贱而厌仁义，良亦欲有所行其志焉”。在封建社会里“用贫求富而仁义附，诚莫如贾”。大量知识精英的加盟，使闽商颇具“儒商”特质，他们重义轻利，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为行善而无怨无悔。

闽商之所以热衷慈善，得益于福建民间信仰兴盛。由于种种原因，福建民间信仰极其发达，庙宇多、信徒多，不仅为佛教、道教、基督教传播重镇，还产生妈祖、陈靖姑、保生大帝等地方神邸，有“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之说。民间信仰多有劝人行善的内容，如佛教的悲悯情怀、道教的善恶观念、基督教的爱人思想，均对信徒的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使他们将施善默化为内在品格。除此以外，由于信仰发达，宗教活动也极其频繁，每逢节日庆典，许多村落都要举行盛大的游神庙会，所需经费均有村民捐助，这也为慈善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故土难离回报桑梓

闽商之所以热衷慈善，因其有强烈的乡土情结系。北方汉民南下时，为聚集力量，抵御外敌，多是聚族而居，使福建宗族势力强盛。福建的祠堂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宏丽可称得上是中国之最。人们对家族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家族利益而不惜生命。因此许多商人常常倾囊购置族田，专门用于改善族人福利。据建国后统计，闽西闽北各地的公有田，占总耕地面积的50%以上。近代以来，许多闽人奔赴南洋创业，原先的家族观念便扩展为乡土情结，人们以方言为纽带，组成地缘商帮。当他们创业成功后，眷恋故土，回馈桑梓不仅成了他们实现对人生价值自我肯定的主要方式，也是提升海外商帮凝聚力的重要途径。如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不仅改写了家乡历史，更成为万众景仰的侨领，影响至今尤存。

闽商之所以热衷慈善，亦是其创业艰辛的体现。闽商为了创业，常常漂洋过海，前往异域开拓，不仅要承担商业风险、抵御风暴侵袭、更要克服文化隔阂和民族歧视，忍他人所不能忍，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客死故乡。因此闽商极富有抱团精神，常常结成商帮，设立会馆，以便在恶劣的环境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每当商帮会员有难，其他商人便会积极伸出援手，捐钱出力，助其渡过难关，形成互助互恤的良好传统。由于创业艰辛，闽商成功后对穷人更具体恤之心，因此对施善常常倾全力为之，这也使他们能较好消除与其他族群的对立，更好溶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闽商热衷慈善，勇于倡新，与其地域性格有关。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蓝色文明铸就崇尚拼搏、勇于开拓的闽人个性。闽商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推崇“争气不争财”。传唱很广《爱拼才会赢》堪称其精神代表。他们讲求实际，甚至敢于冒险犯禁，冲破统治者“海禁”政策束缚，纵横海疆。此种“拼”并非蛮拼，闽商更懂得“善观时变、顺势而为”，根据具体形势作出灵活判断。正因有如此海纳百川的胸怀，所以闽商才能闯荡天下，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根创业，数量达1100多万人，享有海外第一大商帮美誉；才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成为国内商界主力，为施善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洞悉慈善事业在新形势的重要意义，积极吸收各种新式慈善理念，敢为天下先！

爱是人类共同语言，是成功的真谛，是人性的无私体现。正是因为大爱，闽商才能广受欢迎与信任，在千年岁月中屹立不倒，成为国际商界的璀璨之星。虽有极少数恶徒打着慈善旗号，招摇撞骗，但最终不为闽商群体所容，声败名裂，备受唾弃。在新的历史时期，闽商不仅能秉承大爱本性，竞仿先辈，更能推陈出新，成为时代弄潮儿。相信在末来，闽商还将继续扬帆善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海西建设发挥更大贡献，开创中国慈善新时代。

（作者简介：徐文彬：福建松溪人，福州闽都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慈善史、闽台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