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装饰中可以看到大量植物花卉主题的装饰。其中有一种呈翻卷状侧面三叶样式的纹样运用最多,主要以波状结构的连续形式出现,习惯上我们将这种植物图案称为“忍冬纹”。

忍冬花纹砖

忍冬纹是随着佛教艺术在我国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外来样式,在南北朝的佛教装饰中使用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世俗装饰,盛极一时。如果对这种纹样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做一番考察的话,将给予我们今天的设计创造以很大启迪。

首先,把作为纹样的“忍冬”与现实中的忍冬草做一个对照: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忍冬纹”这一名称最初源自日本,传入中国后一直沿用,但是它与中国植物——忍冬草的形状很难找到相对应的特征。关于忍冬,早在《本草纲目》、《政和证类》、《农政全书》以及《救荒本草》中已有记载,它是一种藤生对节出叶的药草。《辞源》上说:“忍冬:药草名。藤生,凌冬不凋,故名忍冬。三四月开花,气甚芬芳。初开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又名金银花。”然而,金银花无论是花朵还是叶瓣都与这种忍冬纹的造型有很大出入。因此,这种装饰是否与中国古代现实意义上的忍冬草同出一物就很难说了,看来这种命名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实际上,作为装饰的纹样,并非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更多的装饰样式是经过设计者主观处理后的理想化了的造型。而忍冬纹最初是作为印度佛教装饰中的一种样式传入中国的,在中国的流行也主要与佛教装饰相关联。那么,它在佛教教义中是否有特殊的意义呢?从文献中看,并没有发现有关忍冬草的记载,就连佛学的辞典中也找不到关于忍冬的内容。可见,这一主题主要是作为一种优美的装饰而在佛教宣传中广泛使用的,很难在佛教教义中找出使用这种纹饰的缘起,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更深的寓意可言了。因此,将佛教装饰中的忍冬纹与中国忍冬草“凌冬不凋”的品性相比附是缺乏根据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这种装饰样式的形成与传播来证明它并非中国意义上的金银花。当我们对忍冬纹装饰的源流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印度佛教装饰中所使用的这种主题是由希腊传入的。古希腊的建筑和陶器等装饰中就已出现了这种忍冬纹样式,它往往与掌状叶纹组合使用。我们知道,希腊的莲花纹和掌状叶纹是在东方样式时期受到埃及等东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的装饰样式;而埃及的掌状叶纹实质是由正面的圆形莲花纹演化而来,可以说古埃及的莲花纹是后世许多植物类纹样的鼻祖。美国学者古德伊尔在《莲花纹样的语法》中认为,用莲花象征太阳的方法是从埃及传到其它东方文明国家的,这些国家因此也采用了莲花图案,最后,这种图案传到了古希腊。掌状式的棕榈叶形式也是莲花纹的一种变化形式,在古埃及已被普遍使用,然而由掌状叶演化出“忍冬纹”形式,却的确是古希腊人的创造。

说忍冬纹是由掌状叶纹演化而来,主要是根据形式发展的逻辑进行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因为当掌状叶的一半被饰于涡卷纹的夹角处(古埃及就已有之),并将其形象走势与涡卷的弧形相适应的话,就会出现所谓的“忍冬纹”,也正是因为它具有与波形弧线相适应的特点,才使得这种样式被古希腊乃至欧洲整个中世纪广泛地使用。它之所以受到西方人的钟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具有合乎形式美的曲线和富有节奏感的排列。因此这种纹样成为西方古典传统中的主要样式之一而盛行于欧洲,它与莨苕叶饰、掌状叶饰一起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的装饰艺术之中。

忍冬纹的东传是在希腊化时期的后期至罗马帝国时期,伴随着帝国的扩张而传播到恒河和印度河流域,对印度早期的佛教装饰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印度的佛教艺术“一开始便具有了希腊艺术的因素”(范梦《东方美术史》),我们在犍陀罗艺术中所看到的那些带有明显希腊风格的佛教雕像与装饰便是证明。忍冬纹也随之成为印度佛教装饰中的一种常用形式,最后,又随同佛教传入中国。

然而,忍冬纹装饰在中国仅仅流行于大量吸收外来样式的南北朝时期,至唐代就逐渐演化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卷草纹样,原来的忍冬纹形式已较少使用。宋元之后,忍冬纹已基本消失,只是偶尔见到。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物化形态的造型艺术乃至佛教教义本身都经历着一场中国化的改造。从造型艺术的角度看,只有找到最普及、最适合于中国人审美观念的外在形式,才能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从佛像的塑造到壁画的绘制,无不表现出以中华文化为标准所做的改造,这种改造实际上从佛教传入之始就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南北朝时期的佛像造型中所表现出来的“秀骨清相”、“刻削为容仪”以及“清羸示病之容”不正是当时中国美术的整体风貌吗?印度佛教艺术中的接吻、扭腰、胸部突出等特征都没有被中国佛教艺术所采用,就连忍冬纹这样纯粹的装饰纹样也必须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才能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相适应。

那么,由忍冬纹发展演化而来的卷草纹,其中蕴含着中国人怎样的审美意向呢?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国的装饰艺术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那种富于流动感的、虚实相生、婉转自如的云气装饰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精神。对这种曲线盘旋的抒情性和回转流动的韵律感的把握如同中国文学中的“比”、“兴”、“赋”一样更加贴近性情的抒发和意象性趣味的追求；而作为植物题材的忍冬纹的传入恰恰为这种游无定所的云气找到了形象的依附,两者合璧而构成闻名于世的“唐草”样式。这样一来,既符合以植物花草来粉饰宗教的要求，又合乎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习惯,可谓是中国装饰艺术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创造。

卷草纹

值得一提的是,由忍冬纹发展而来的卷草纹,虽说是云气形式的具体化表现,但这种卷草纹并不是以自然中的某一种植物为具体对象的。它如同中国人创造的龙凤形象一样,是集多种花草植物特征于一身,经夸张变形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意象性装饰样式。“它以那旋绕盘曲的似是而非的花枝叶蔓,得祥云之神气,取佛物之情态,成了中国佛教装饰中最普遍而又最有特色的纹样。”(陈绶祥《遮蔽的文明》)

中国的卷草纹与西方的植物纹明显地表现出两种全然不同的审美情趣。从古希腊的莲花纹、掌状叶纹、忍冬纹和莨苕叶纹到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各种变化形式,大都以一种井然有序的等距排列的形式出现,构成一种和谐的合乎数字比例关系的美,一般比较重视被表现对象的实指性内容; 而中国的卷草纹则表现出流动的、无法以规律化数字进行计算的非实指性的意象性特征。对忍冬纹所进行的中国化改造正是这种审美趣味的体现。

综上所述,忍冬纹的产生、传播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在传入中国之后,由引进到改造,进而被消融在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吸收性——开放性显示了宽广的胸怀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吸收性体现了健康的机体和发展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