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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人生三际遇 君子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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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二十篇五百章,我觉得也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教人学为君子。

《论语》中屡言“君子”,有时指有位者,有时指有德者。孔子教人学为君子,是要大家都做名副其实的、合格、称职的君子。他所称君子,主要是指有道德、有教养的人。

孔子身处乱世,心忧天下,主张人人学为君子,经世致用;主张上行下效,共同构建人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有序的大同社会。因为上行下效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规律,所以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要求身居君子之位的人,首先自己要做民众的表率。

又因为经世致用是孔子教人学为君子的目的,所以他奉行“有教无类”,期望人人学为君子:“学而优则仕”——学习修养到德能知行都优秀的人应当做官,承担起治国安民平天下的重任;“仕而优则学”——已经在位的人要做好官,加强学习修养,使自己的德能知行与君子之位相称。这也是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的真实内涵。

然而,“学而优”是通过自己努力可以达到的,但“优则仕”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还要受社会环境等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怀才不遇,怀宝迷邦的君子,代代有人,比比皆是。那么,君子该如何看待仕与不仕?如果不能仕,还需要学成君子吗?

唯其如此,《论语》编者把孔子的三句话作为首篇之首,指出君子入世可能有三种际遇,以及面对不同际遇应持何种态度。这三句话,是凡读书人都耳熟能详——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通常的解释是:学习文化知识要经常复习、练习;要乐于和朋友交流;别人不了解你也不怨恨懊恼。

我觉得这样理解依然嫌浅。先看“学”: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行,是知识与实践;忠、信,指做事与待人。(“中”是徽帜的象形,“忠”就是树标帜于心,亦即目标明确。《说文》释为“敬”,即肃穆、严谨,又说“尽心曰忠”,意思也就是一心一意朝着心中的目标前进。为人行事,成不成在天,志向纯一,做事尽心尽力,则在我。)孔子之教是全面的,其要求学生的“学”也就不单指学习文化知识,而是从知识、实践、处事、待人等诸多方面,全面地学为君子。所以,子夏领会老师的教育思想,就这样解释“学”: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所以,孔子所说的“学”,乃是包含德、能、知、行的,全面发展的,是指君子的全面修养,而其待人、行事、处世之德,则是最重要的。

再说“习”:甲骨字形作上“羽”下“日”,其象形意义是:鸟展翅高飞,翔于日之上。有的专家以“羽”为双帚,以“习”为“彗”即扫帚星,但释义又依《说文》之解“数飞”而引申为“重复”。彗星一晃而过,怎么重复?这就自相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举例如:

摭续六一:习二卜。

佚二二○:癸未卜习一卜。

“习二卜”固然可以说是重复,但“习一卜”又怎么解释?(上说及二例均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385页。)所以我觉得还须从原始象形意义上引申:以鸟之尽力高飞表示尽力从事,也就是努力实施、践行,即实践的意思。“习”就是“做”,“习二卜”就是做了两次占卜;“习一卜”就是只卜了一次。

朱熹从《说文》之解,说:“习,鸟数飞也。”已经接近原义了,但他接着又说“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还是转回到反复不断地学习上去了。《礼记·月令》有“入学习乐”,“鹰乃学习”等语,前语是说到学宫练习乐,这个“习”指的是舞蹈、演奏等行为;后语是说小鹰就开始学飞(学的项目是飞翔),这个“习”是用其本义:努力飞行,也是行动、行为。

综上所解,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是指从德能知行各方面都学到堪称君子的程度;“习”,是君子把自己的德能知行付诸实施,应用于社会实践。

“时”即时机。“亦”,不同于后人所说的“也”,它的原本意义是“大”,用在本章中就是“很”、“非常”的意思。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成德能知行俱佳的君子,而又有机会应用于社会实践,这就是“学而优则仕”,就是经世致用。这是孔子自己所期望的人生际遇,也是他谆谆教人学为君子的最高期盼。倘能如此,这岂不是很令人兴奋,很令人欣慰的事情吗?

孔子自己正是这样的态度。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他就认真地按照自己理想的君子之道来管理中都,政绩显著,“一年,四方皆则之。”后来,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又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孔子面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学成君子之德,又恰好获得君子之位,可以一展抱负,为实现治国安民的理想大干一场,所谓英雄有用武之地,就连孔子这么深沉稳健的君子,也难免喜形于色。

他对他的学生,也是这样期望。虽然深知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还称不上仁人,但一有机会,他总是竭力推荐。答孟武伯:说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说冉求——“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说公西赤——“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又,答季康子:说子路果敢有决断,子贡通达情理,子有(求)多才多艺,结论都是:“于从政乎何有?”——他们的从政能力都是毫无疑问的。

学成君子而得到实践的机会,以行道于当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生第一种际遇,也是最佳际遇。以治国安民造福社会为生命意义和最大欣慰,这就是君子的心态,至于有点喜形于色,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种际遇是“有朋自远方来”。

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可变的,君子的人生际遇也不会都那么一帆风顺,“学而优”也不见得就一定能“优则仕”。那么,不能仕的君子又当如何?孔子的回答和躬行的实践是:从事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君子之道,懂得君子之道,学成君子。

“有朋自远方来”,就是宣传教育的效应。虽然没有受到当政者的赏识和重用,但你不遇则弘道于当时,而且你的宣传教育,以及你的德与行,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和社会效应:有人从远方慕名而来,与你相互切磋,共同探讨。于是你以获得同道为快乐,相信你的益世之道一定会得到推广,总有一天,不是由你,也会由别人,将它应用于社会,造福于人间。

这是退一步的安排,同时也是进一步的努力和期望。没有直接行道于世的机会,就努力弘道于当时,既是寻求同志,也是寻求机遇。这一重境界还可以理解为更进一步的要求:既以天下为己任,就不能只凭个人的特立独行,而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志者,共同奋斗,才足以担当起天下之重任。这就是《为政》篇所说的“众星共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见、亲历、亲身感受到弘道的效应,与同道交流切磋,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快乐又不同于行道之“说(悦)”,那是自个儿欣慰,充其量也就是喜形于色;而这是互补、互勉、互惠、互动的快感,是相互激发而倍增的乐趣,其乐何及。

由行道转入弘道,是不得其遇而求其次,于际遇是差了一等。但作为君子的思想境界却须更进一层:不遇而不气馁,反而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精力,去实现更长远的目标。而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之中,君子又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当到司寇,其间一度摄行相事。正当他要大展宏图,放开手脚干一场的时候,他的“堕三都”计划却遭遇流产,而导致流产的主要因素,恰恰是他的学生孟懿子阳奉阴违。后来,又因为孔子治理鲁国政绩赫然,大有复兴强盛之势,招致齐国的恐惧与忌惮,于是,“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既已仕,为什么又要放弃,又要离开?因为仕只是阶梯、手段,而不是目的。仕的目的是行道,既然仕而不能行道,那仕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这自然是不得已,自然遗憾。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气馁,而是换一种方式来奔向既定目标。于是他带领学生们周游列国,一面进行教育,一面进行宣传,同时也是寻访道友和明主,寻找新的机遇。有朋自远方来,与为寻朋而四方走,对于君子来说,那本质意义是相同的。

第三种际遇更差,可以说成是遭遇,这就是“人不知”。

通常人们把“不知”译为“不知道”,“不了解”,我觉得不妥:即便是今天这样的信息社会,即便你是明星大腕,世上不了解、不知道你的人还是多不胜数,你“愠”得过来吗?如果因此而懊恼、沮丧甚至怨怼,那就不是“君子坦荡荡”,而是“小人常戚戚”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人不知”,是指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赏识和信任,以至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君子最不应该遇到,也最怕遇到的遭遇。

比“不遇”更难堪:既无“时习”以行道,又无“朋来”可弘道,甚至办个私塾都没人来报名,别人都不把你看作君子。这该怎么办?孔子说:“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那时候的未仕的士人,如果原本就不富贵,没有老本吃,再遭遇“人不知”,就八成要导致贫且贱,经济拮据,地位低下,连生存都困难。在如此困窘之中而能做到“不愠”,确实不容易。孔子自己也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所以孔子说,在这种遭遇下而能做到“不愠”,岂不就是大君子,了不起的君子吗?

其实,孔子的标准比“不愠”还要高。《论语·学而》第十五章记: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贫而乐”,不是以贫贱为乐,而是因为心中有君子之道,就不会因贫而忧,只以得道为乐。他称赞弟子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因为颜渊深得君子之道。

别人知与不知,自己遇或不遇,享富贵还是安贫贱,这不是仅靠自己努力就可以决定的,还要看祖宗遗泽,还要看社会环境,还要看时势机会,等等。而学为君子,学成君子,学得君子之道,却是靠自己发奋努力就完全能够做到的。所以君子不能斤斤于追求富贵,而要尽力修养君子之德,努力躬行君子之道。唯其如此,孔子感慨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处、去与取、舍,唯一标准是道。违背这个标准,富贵临头也不能接受,不能安处。情况相反而理相同:当贫贱加身(得之)时,谁都想摆脱,但既为君子,就要考虑你的摆脱行为是否符合道,如果不合道,就宁肯安而受之,不摆脱它(不去也)。

孔子为“人不知”的遭遇,开了三剂药方:

一是“仁者安仁”,也就是前面说的“贫而乐”,“不改其乐”,也是后来人们说的“安贫乐道”,先安下心来,把对贫的忧虑转化为对道的向往。

二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用担心没有君子之位(官位),只担心自己有没有具备立于君子之位(符合君子标准)的德行和能力。不用担心没有人理解、赏识、信任,去追求那足以让人理解、赏识和信任的内在素质吧。《卫灵公》篇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也是同样的意思。这就比安贫乐道更进了一步,从改变情绪,转移注意力,进到学修君子之德的实际行动上,自加压力,自添动力,发奋进修,做个名副其实的君子。

三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怕别人不理解、赏识、信任你,就怕你不能理解、赏识和信任人。这比加强自我修养以“求为可知”更进了一步:要主动去“知人”。

孔子有一次跟他的学生们聊天,首先责备他们有怀才不遇的牢骚,然后问他们的志向:“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坐在家里总是说没有人赏识你,如果有人赏识了,你们打算做什么?于是大家谈起了各自的理想抱负。

学生子游(言偃)当了武城宰,孔子见到他,开口便问:“汝得人焉尔乎?”“得人”即得到人才,自然先要知人,而后才可能得人。孔子把知人用人看成“仕”(做官)的首要条件。

冉雍(仲弓)要去就任季氏宰,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先考查各部门负责人,责成他们努力工作,寛恕他们的小过失,提拔和重用德才兼备的人。冉雍问:怎么知道谁是贤才呢?孔子说:提拔起你所知道的。其余你所不知的,也就不会被埋没掉了。

孔子曾为樊迟解释“知人”:“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是没听懂,退出去又问子夏,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举皋陶,不仁者与远矣。汤有天下,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对了一个人才,就能用对一群人才。

还有一次,得知学生宓子贱(不齐)治理单父邑政绩卓然,孔子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宓子贱先说,我教育老百姓:父亲要体恤儿子,儿子要体恤孤弱。孔子说,不错,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但这还是小节。宓子贱接着说,被我当长辈尊敬的有三人,当兄弟看待的有五人,作朋友交的有十一人。孔子说,很好,这可以算中节。宓子贱又说,这地方有五个人,德能知行都比我强,我以他们为师,许多事情都是先向他们请教,然后才施行。孔子赞叹道:太好了!这才是大节呀!从前,尧舜治理天下,就是“务求贤以自辅”,靠的是知人善任。贤才是一切福祉的根本。可惜呀,能让宓子贱管理的地方太小了!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人”,是“不愠”的最高境界。身处“人不知”的逆境,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于士来说,是最糟糕的了。但是,君子无怨无尤,依然“不改其乐”,一心向道;奋发图强,“求为可知”;而且心忧天下,“患不知人”,时刻准备着有朝一日“优则仕”,就要象尧舜那样“务求贤以自辅”,完成治国安民平天下的宏图大业。这是多么宏大的君子襟怀,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时习”,“朋来”,“人不知”,三种际遇层递以降,等而下之。“亦说”(大感欣慰),“亦乐”(同道同乐),“亦君子”(做心怀天下的大君子),三种境界层递以进,阶而升之。这就是孔子毕生躬行的君子之道,这就是孔子谆谆教人学为君子的良苦用心。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不只是谦虚,更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因为他深知修养成这样的君子之德,有多么不容易,所以他身体力行,从不懈怠;教诲后学,不知疲倦。

即便如此,他自己有时也难免发句牢骚,讲句赌气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有时也会生发点感叹:“莫我知也夫!”但他总是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重新振作:“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他要从最基础处下功夫,脚踏实地,朝着最高远的目标前进。他还时时提醒自己和告诫后人,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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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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