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禅喻诗”原因考略之一

　　[摘 要] “以禅喻诗”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宋代文论中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鉴于此，本文将对其出现的原因进行思考，并主要从政治、思想、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作出有效的释疑。

　　[关键词] 宋代　以禅喻诗 原因

　　作者简介：冯永红，女，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古代文论方向2002级硕士研究生。

　　“以禅喻诗”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的出现可说是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而得到发展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到宋代终至发展成熟，并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但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产生的条件和生存的土壤。前人对这种现象曾作过一些思考和疏理，但一般着重从诗、禅本身的因素与关系来考察，而很少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及系统的论述。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上三个方面，对一些材料加以思考和疏理，就宋代的“以禅喻诗”现象作一系统探讨。

　　一、政治上：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扶持

　　“一般地说，在古代中国，不管哪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想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就必须为王道政治服务，取得统治阶级乃至皇帝的支持，舍此，任何发展都将十分困难。”【1】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我国宗教之一的禅宗，它是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式佛教，它是佛与儒、道在斗争中默契，在碰撞中认同，在矛盾中统一，才最终构成的中国文化画廊中特有的风景线。当然，它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得到统治阶级阶层的保护和支持。当它危及王道政治或有危及王道政治的嫌疑时，则难以逃脱被诛除的命运，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明证。“佛不自佛，唯王能兴”， 【2】“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3】这也是中国僧人对佛事与人事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

　　宋代宗教的基本格局是儒、释、道三教共融。之前佛教曾一度遭受到排斥（五代时期，北周世宗曾一度打击佛教），经历过起伏变化，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变化曲线。但在宋朝开国之后，为了获得广泛的支持，统治者迅速改变了宗教政策，在政策上给与佛教以适当的保护。太平兴国时期（976－983）印度僧人天息灾来到大宋，当他翻译出佛经后，宋太宗赵光义大为高兴。明代明河《宋天息灾、法天、施护三师传》写道，上览新经，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达者自悟渊源，愚者枉生诬谤。朕于此道，微识其宗，凡为君正心无私，即自利行，行一善以安天下，则利他行。”【4】可见统治者之所以提倡佛教，乃是因为其“有裨政理”、“以安天下”，利用佛教达到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目的，同时也说明宋时中国佛教已相当程度的儒化了。正如宋代名僧契嵩所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5】宋初统治者正是看到了“同归乎治”的优点，而给予佛教以积极肯定的，后来宋朝统治者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持佛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度牒制度。为了防止僧侣过多，宋代坚持度牒制度。所谓度牒，即政府宗教事务管理机关发给合法僧侣的证明书。宋代主要按照三种方式度僧：试经度僧、特恩度僧和进纳度僧。试经度僧，即参加专门的考试。特恩度僧，须经皇帝特别批准。进纳度僧，需要交钱。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僧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2、僧官制度。宋朝建立了完善的僧官制度，佛教的各级主持均被委以世俗化色彩浓郁的官职。北宋在首都开封设有名称为“左右街僧录司”的官署统一管理寺院僧尼。在地方上，各州郡设置僧正一名，掌管本州郡僧尼籍与寺庙。如此等等，就决定了僧官文化程度较高，大都具有良好的诗歌修养，他们往往是一些著名的诗人的朋友，如苏轼的朋友海月大师惠辩就是一位僧官。

　　3、寺院制度。宋代的寺院制度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通过敕赐匾额来提高寺院的地位，是朝廷惯用的手法。有时不仅是寺院，就是重要的佛教建筑也会蒙受敕赐名号。例如，大中祥符八年某月甲辰曾颁布《开宝寺舍利塔赐名灵感诏》：“列祖开基，禅宫载葺，神宗抚运，宝刹斯崇，建净梵之浮图，瘗祗园之舍利，屡臻祥应，备极庄严。迩者禅物荐彰，景辉延耀，念先猷之燕翼，荷丕庆之克昭。恭创鸿名，永宣殊贶，开宝寺舍利塔，宜以灵感为名。”【6】第二，在宋代，寺院的地位区分较以前严格。从宋朝初年起，产生了甲乙徒弟院与十方住持院。所谓甲乙徒弟院，指原住持死亡或退隐时由其所度弟子按照先后次序继承的寺院。所谓十方住持院，指聘请各地有明高僧来担任住持的寺院，旨在提高十方刹的地位。此外还有敕差住持院，是指由皇帝亲自任命主持的寺院。在所有寺院中，敕差住持院地位最高。

　　4、译经事业。宋代佛经翻译事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其在前代翻译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仅以太宗、真宗两代统计，就翻译出佛经234部，计489卷，且涉及的范围较以前有所扩大。宋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海外交流的便捷，以及宋朝译经院的设置等等，都进一步促进了译经事业的规模。

　　5、刊行《大藏经》。出版刊行《大藏经》是宋代佛教的一宗伟业，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宋代开版的《大藏经》主要有：蜀版《大藏经》、海印寺版《大藏经》、等觉院版《大藏经》、开元寺版《大藏经》、元觉寺版《大藏经》、碛砂版《大藏经》、普宁寺版《大藏经》等。

　　以上就是宋朝统治者保护和扶持佛教的具体表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重视佛教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这就表明，统治阶级重视佛教的思想必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重视，通过“上行下效”，客观上必然会促进佛教事业的兴盛和发展。这可以从当时佛教史书的撰写情形中，看出禅宗的发展情况以及时人的重视，故而谈禅说禅也必然会蔚然成风，引起一代风潮。这就为“以禅喻诗”风气的盛行奠定了社会基础，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二、思想上：宋人内敛的文化心态

　　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总结了唐及五代灭亡的教训，认为前代的灭亡，是由于国家专制力量不够。因此，宋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以“佑文抑武”为国策。这一基本国策在宋代可说是贯穿始终的，是宋代政治建设的核心。虽然它带来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但也是造成宋代长期“积弱不振”的因素之一。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一贯政策有着直接关系。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8】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为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方面有力地消弥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总的说来，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屈辱的时代，它的建立虽然使残唐五代的割据纷争归于一统，但是与其前版图广阔、武功显赫的汉、唐乃至其后的元、明相比，其“兴朝气象”明显地相形见绌，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不断受到北方外族的强力侵凌。“靖康之变”后，南宋更是在长期偏安中苟且偷生，宋统治者对外族的态度从最初的“奉之如骄子”进而“敬之如兄长”以至“事之如君父”。【9】在历经辽、西夏、金、蒙古长期的侵扰后，宋朝的覆王更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出现。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这种时代背景，自然对诗人心理造成沉重的负担与压抑。

　　另一方面，宋朝“佑文抑武”的国策，也造成了宋代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在宋代，真正富有学识的读书人往往得以一举成名，并进而平步青云，成为朝廷重臣，因而宋代知识分子往往集文人、学者、重臣于一身，表现出多重人格特征。”【10】而宋代又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宋代知识分子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来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自己的角色。同时由于他们角色的多重性，他们在文学上的见解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同，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双向的互动，造成剧烈的争议，引起社会状况的动荡，促使党争文祸的频繁。这些状况的长期影响，势必迫使诗人避祸全身，在背离现实的处境与惶惑迷惘的心境中努力认识自我的地位与价值，更多地反映着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和心灵世界的内省体验。

　　可以说，是时代和生活环境造就了宋代文人独特的心理结构，从而使宋代文人以一种内省内敛的心态来观照整个世界和人生，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体察社会和人生。对社会处境的惶惑迷惘，宋代文人也易产生怀疑和不安全感，从而更加求助于自心，和佛家所强调的“本心”、“自我”、“自度”等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僧人慧海所道：“当知众生自度，佛不能自度，佛不能自度，努力努力。自修，莫倚他佛力。”【11】又如净觉言：“是知众生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12】这些都说明了宋文人之心境和禅宗之境界是相通的，这无疑为禅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以禅喻诗”风气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具体表现为：

　　1、行为上：主张隐逸。时代环境的不尽人意，党争文祸的频繁，得意失意乃在瞬念间，升迁贬谪也是常有之事。而一当仕途失意，落拓潦倒，不为人用，甚至不为人知时，则往往转向自然，寄情山水，浪迹于五湖之中，返朴于林石之间，直至“大彻大悟，如朝阳初启”。于是乎，高蹈出世，隐遁绝俗，“和同天人之际，使无间也”，【13】在宋代文人当中，苏轼可说是一位典型的代表，其一生在政治风浪中屡遭挫折，后半生更是愈贬愈远，身处蛮荒，心似槁木，其困厄可想而知，但苏轼的人生态度却始终是旷达的，乐观的，笔者认为这跟苏轼寄情于禅宗有关。苏轼正是以禅宗的随缘悟道、立地成佛的思想方法为契机，凭以“空”观物的禅悟境界，造就了一种随缘任运的处世态度和心灵超脱的艺术境界。其一生遍游大山名寺，“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14】广交名僧大德，诸如慧辩、辩才、契嵩、清顺、可久等。他自己就说：“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可见他结交僧人之广、之多。 正如《证道歌》中所说“寻师访道为参禅”，苏轼也正是在“访道”、“参禅”的过程中逐渐参悟人生，达到一种随缘自适的心境的。

　　2、语言上：古淡基调。我们都知道，宋代诗学的基调主张“古淡”，此种基调的初步建立者是梅尧臣，他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15】声称自己的诗是“因今适性情，稍欲到平淡”，【16】又称林逋的诗“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至乎静正，不主乎刺讥”。【17】可见“适性情”、“忘百事”、“静正”的生活态度正是其古淡诗风的思想基础。梅尧臣的这种诗学主张，首先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肯定和推赏，他说梅诗“古淡有真味”，【18】同时也受到与之齐名的苏舜钦的推重，主张“会将趋古淡，先可去浮嚣”。【19】梅、苏、欧之后，以古朴平淡而又意味隽永论诗者，首推苏轼，且有新的开拓，如：“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之所及也。”【20】在简古平淡的语言外壳中，蕴含着丰腴、绚丽、隽永的诗境与诗意，使读者感受到诗人旖旎、超脱的情怀。以及以后的江西诗派、刘克庄、方回等都主张平淡的诗风，力求把诗美收敛到深层。可以说，自古淡之论出，便自始自终受到宋人的认同，从北宋到南宋，从诗学家到理学家，大抵皆是如此，无疑这是同一时代精神和文学思潮的反映，恰好符合宋人的心理结构。

　　其实，对古淡诗风的爱好应与理学的时代氛围有关，因为理学吸收了释、道“去欲”、“窒欲”的思想和淡泊无竞的生活态度，失去了盛唐时的外向事功精神和对高壮之美的爱好，诗学上的雅好古淡正是这种思想文化的反映。“而‘理’的内涵，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上也就是对封建集权统治的永恒性与合理性的阐释。”【21】所以宋人对古淡诗风的追求并不违背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且又能很好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愫，于古淡中见真情。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士大夫才典型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哲，归至康德所说的：既无明确目的而又符合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