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山与观音寺

　　□ 郑晓江　《寻根》 2004年第06期

　　雄伟的武夷山脉,横亘于闽赣两省边界。它的主峰黄岗山海拔2157.7米,在铅山县境内伸展出五条支脉,而鹅湖山,就是东部大支脉的主要山峰之一。山以湖得名,《鄱阳记》中记载:“山上有湖,多生荷,故名荷湖。东晋人龚氏居山蓄鹅,其双鹅育子数百,羽翮成乃去。更名鹅湖。” 又有人说,此山“宛若冲天之鹅,展翥欲奋”,“又若荷之吐蕊”,是以形而得名。

　　鹅湖山下稻粱肥,

　　豚栅鸡栖对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归。

　　这首唐人王驾的诗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片土地上仙境般的生活。

　　唐大历年间(766～779年),大义禅师在鹅湖山峰顶创建峰顶禅院。北宋初,禅院移至山下,后人称该寺院为“鹅湖寺”。其声名远播,曾为天下八大丛林之一。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及其友朋弟子相聚于鹅湖寺,展开了被后世学者称为“鹅湖之会”的一场学术辩论。由于它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学术和哲学的发展与繁荣的巨大影响,这场辩论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生于福建尤溪,七岁后迁居福建崇安五夫里和建阳考亭。一生主要从事著述和讲学,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故有“程朱理学”之称。

　　陆九渊(1139～1190年),字子静,江西金溪人,曾在贵溪象山建“精舍”聚徒讲学,人称“象山先生”,为中国古代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把儒家思孟学派的思想与佛教禅宗的某些思想方法结合在一起,并根据程颢“天即理”、“天即心”的思想,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张。在治学方法上,与朱熹曾进行过长时期的辩论。

　　陆九龄(1132～1180年),字子寿,学者称复斋先生,是心学大师陆象山的五兄,与象山先生“自为师友,和而不同”。陆九龄人品高洁,志向远大,又能脚踏实地;学问精进,而又虚怀若谷,故被时人誉为“海内儒宗”。

　　淳熙二年,时号“东南三贤”之一的史学家吕祖谦希望朱学与陆学“会归于一”,特邀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共赴铅山鹅湖寺集会讨论。行前,陆九龄对象山说:此番我等去鹅湖,正为学术之会通,如果我们兄弟之间先自不同,又何望在鹅湖之集上能会同?于是两人先行致辩,从早至晚,俩人均毫无倦意。到后来,陆九龄觉得其弟的观点有道理,赋诗一首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象山先生听后,认为整首诗突出道德之“心”乃人从小就有,且要求人们不必沉溺在繁琐的经传和注释内讨论生活,是有道理的;但此诗又说到人的心乃古圣贤一脉相传,则“微有不安”,可进一步商量。二兄弟与学生友朋于是启程至闽赣官道旁的鹅湖寺。

　　约五六月间,鹅湖会讲正式开始,吕祖谦首先发问:复斋先生近来于学有何新见?陆九龄吟上诗相答。朱熹一听,回顾吕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陆九渊说自己在路途中得和诗一首,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此诗与复斋先生之诗有相通之处,但又有重大的不同。陆九渊认为人之道德心是人本身自有,而非古圣贤相传的;且认定自己开创的心学是“易简工夫”,可以永恒长久,为人们普遍接受;而朱熹的理学则是所谓“支离事业”,且浮沉不定,难以为人掌握。朱子听后“色变”,大为不快,遂各自休息。鹅湖之集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据《陆九渊集》记载,鹅湖之集双方辩论了十余个问题,陆家二兄弟“莫不悉破其说”。陆氏门人朱亨道回忆说:会讲中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为学之方”上,也就是说,朱子之意要求人们在对古圣贤书的“泛观博览”之后,逐渐提升自我之道德境界;而二陆子则认为人们应该首先去“发明本心”,而后再去博览群书。所以朱子指陆学“太简”,而陆子则认朱学“支离”。朱陆之学看来是难以会通为一了,而陆九渊更是年轻气盛,想在会讲中提出一个令朱子难以回答的问题: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意思是说,至孔子删定诗书后,天下人才有书可读;尧舜之前是无书可念的,那么,没有读书的尧舜为什么又能成圣人呢?这个问题的确会令朱子及其门人处于尴尬的境地。所以,私下里复斋先生“止之”,以使会讲保持良好氛围,这充分体现出复斋先生谦谦君子“消争融隙”的宽厚之风。

　　不过,虽然朱陆之学难以会通,朱子也还是承认这种讲论是大有益处的。鹅湖之集,讨论虽不够充分,争辩中不免有些意气,但无论是朱吕方还是二陆方,均受益匪浅则是公认的。

　　淳熙四年(1177年),陆母不幸病逝,在如何遵循古丧礼方面二陆专门去信咨询朱熹的意见。朱子尽其所知作了解答,陆九渊似乎不以为然,而陆九龄则认可朱子的说法,并“以书来谢,至有负荆请罪之语”。淳熙六年二月,陆九龄访在铅山观音寺候旨的朱熹,共相聚了三日,此次晤谈气氛与鹅湖之集不同,相当融洽。朱熹门人余大雅作了详细的记录:

　　陆子寿自抚来信,访先生于铅山观音寺。子寿每谈事必以《论语》为证,如曰圣人教人“居处恭、执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此皆教人就实处行,何尝高也。先生曰:某旧间持论亦好高,近来渐渐移近下,渐渐觉实也。如孟子,都是将他已做到底教人,如言‘存心养性’、‘知性知天’,有其说矣。是他自知得,余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头处。若《论语》,却是圣人教人存心养性、知性知天实涵养处,便见得,便行得也。

　　由此可见,陆九龄与朱子论学,仍然坚持着他一贯的立场:直承圣人之言,在实践上显现人先验之道德的善性。但朱子认为,只有圣贤才能在实践中自然显现先天之善性,而其他的人则不可能,仍然要通过读圣贤书,细加体会,才可“存心养性”、“知性知天”,寻到所谓“入头处”。而《论语》所言,在朱子看来的确是既“见得”,“便行得”,是实做实事。

　　不过,朱子之意虽然与复斋有别,可是他也察觉到原先所论有些“好高”,讲学的确应该就实处着眼。在此,充分体现出朱子虚怀若谷的胸襟。另一方面,复斋对朱子之学亦表现出相当的敬意,对朱子《中庸注》表现出赞赏的态度,使朱子觉得他已改变了在鹅湖之集上的立场,对经典之注也有了兴趣;其实不然,这恰恰映衬出陆九龄为学不固执己见、心胸开阔的儒者之风。陆九龄又云:“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今人自小即教作对,稍大即教作虚诞之文,皆坏其性质。某当思欲做一小学规,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须有益。”朱子听后,表示完全赞同,并说:“只作《禅苑清规》样做,亦自好。”此说仍然是复斋先生一贯的学术主张,即认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使人读圣贤书不是为进德修业,却只学“做对”以参加科考入仕,实是败坏人才。朱子不仅同意此论,而且提供复斋可以仿效《禅苑清规》的模样做一“小学规”的方案。

　　若以复斋赞朱子《中庸注》视为转变了为学的立场,那么,朱子此处之言是否亦可视为其转变了为学的根本呢?显然都不能作如是观。其实朱子与复斋,在相与讨论的三天中,各有所获亦各有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余大雅又录之云:

　　子寿言:“孔子答群弟子所问,随其材答之,不使闻其不能行之说,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复礼为仁,唯以分付与颜子,其余弟子不得与闻也。今教学者,说著便令克己复礼,几乎以颜子望之矣!今释子接人,犹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则随其根器接之。吾辈却无这个。”先生曰:“此说固是。如克己之说,却缘众人皆有此病,须克之乃可进;使肯相从,却不误他错行了路。今若教释子辈来相问,吾人使之克己复礼,他还相从否?”子寿云:“他不从矣。”曰:“然则彼所谓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见得是与不是?解后却错了,不可知。”

　　二位学者讨论入学之门,相当诚恳且深入。

　　由余大雅所记陆九龄与朱熹铅山观音寺的讲习活动来看,陆九龄的基本立场并无改变,至于是否应该读书讲论的问题,陆九龄本来即并不反对。不过,只这一点已让朱子喜出望外了。盖因朱子在三年前的鹅湖之集上,被年轻气盛且能言善辩的象山先生将他与伯恭一夜所商量的数十折议论“莫不悉破”之,在心中留下了不少的闷气,现在终于能一吐为快了。在这样和谐的气氛中,朱子终于有了做诗的心情,于是挥毫和复斋先生三年前之诗云:

　　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两学者商量“旧学”,培养“新知”,雍雍睦睦,其乐也无穷。朱子所谓“新知”是对其“旧学”的某种超越,即对原来“好高”之病的修正;而对于复斋先生,“新知”亦意味着对其“旧学”之“尽废讲学”观点的某种损益。所以,说复斋对其学进行了某种修正是对的(朱子亦有修正);但若说复斋在与朱子铅山之晤后“尽弃其学而学焉”,基本转变到朱学一派则有误。但朱子却感觉到复斋在鹅湖之集后“别来几时,兄以书来。审前说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怀。逮余辞官而未获,停参道左之僧斋。兄乃枉车而来教,相极论而无猜。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但是,在复斋先生写给张的信中说的却与朱子的感觉不同:“某春末会元晦于铅山,语三日,然皆未能无疑。”既然说到“皆未能无疑”,复斋当然绝非是完全倒向了朱学。

　　铅山观音寺在今紫溪乡境内,已是一片废墟,乡人在此重建了观音寺,但已是面目全非了。立于此处,我们能否想像825年前,朱子与复斋先生在这里是怎样的晤面,寒暄,如何坐下从容谈话的?先贤先哲已矣,空留这荒草残石,蓝天白云,耐人寻味,让人留连徘徊,沉思冥想……

　　陆九龄、吕祖谦、陆九渊、朱熹逝世后,人们钦仰四人之道德文章,在鹅湖寺西侧兴建“四贤祠”以作纪念。淳十年(1250年),朝廷赐名“文宗书院”。历代多有兴毁。明初修复时更名为“鹅湖书院”。

　　“鹅湖之会”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是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它给后世留下了开展学术争论的良好传统。鹅湖之会是儒学内部不同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争论,朱、陆都是当时儒学的巨擘,他们之间通过争论来辩明真理,消除分歧,谋求统一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这有利于学术观点的深化和发展。鹅湖之会之后,通过开展学术争论来进行教育的会讲在书院教育中逐步形成制度,并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方式。这种会讲有如今天的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是交流学术观点、开展学术争论的重要形式。

　　鹅湖之会也为平等地开展学术争论树立了榜样。尽管在这次争论中,因为陆九渊年轻气盛的举止而使朱熹“大不怿”,但朱熹并没有以自己在学术上的声望和年龄上的优势来压制陆氏兄弟,也没有与陆九渊结怨,思想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会后他们各自反省自己的偏颇之处,同时仍然进行争论,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1181年(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作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讲演,朱熹对这个讲演评价很高。朱熹在听陆九渊的讲演过程中,“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陆九渊一讲完,朱熹即离席言曰:“熹当与诸生共守,而无忘陆先生之训”,认为陆九渊“发明敷畅”,“恳到明白”,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悚然动心”。朱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寻以《讲义》刻于石”,并在讲义后题识。在后来与门人的通信中,朱熹一再称赞陆九渊的义利之说“说得分明”,“说得好”。陆九渊后来对自己当年在鹅湖会上的年轻气盛表示了歉疚,他对朱熹始终是尊敬的。在批评朱熹“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时,仍认为朱熹是“泰山乔岳”。朱陆之间这种在学术观点上既不妥协,又互相尊重的态度,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良好风范。鹅湖之会成为中国古代学术争鸣的代名词,成为学术平等精神的象征。鹅湖书院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儒家的学统所在,在中外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心目中具有很崇高的地位和吸引力。

　　八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在探讨人类的生存发展的种种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观点和学术流派,各门学科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学术的传承创新仍在发生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时代需要探索,我们的时代需要创新。在这种探索和创新当中,争论,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辩明真理;只有通过争论,才能选择最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理论。争论仍然是我们通向真理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