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的产生与发展，完全是印度佛教东传之后，逐渐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相结合的产物。早在达摩未来东土之前，中国的格义佛学便是印度佛学与中国玄学相结合的产物。其间既有僧肇的造论，也有道生的说法，他们这些东土大德对佛法的弘扬，就为中国禅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齐梁之间，宝志禅师的《大乘赞》，就颇近后世禅门的顿教思想，善会的禅修则已开启了“中国禅”之先河（详香港《内明》298期之拙文）。只缘东土有此大乘气象，以故达摩祖师的东渡，方才找到了其禅法顺利弘传的缘（条件）。也由于中国早期就具备了禅法弘传的基础，故六祖以后的禅法必然朝着单刀直入、当下即得的道路发展。这一发展方向虽然曾一度发展到了“呵佛骂祖”的境地，但毕竟只是在破斥学人的情识上的我执与法执上作功夫，而作为真正永恒的佛法是骂也骂不掉的，而真正的觉者也是骂不到的。所谓“丹霞烧木佛，院主落须眉”，其缘由就在这里。假如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禅家不做禅定修持，不对人生的终极目标作追求，那自然也就找不到自身的归宿（即云门和尚所说的“腊月三十日”）。而作为心性解脱的禅宗也将会从佛教的轨道上颠覆，从而转化到纯学术的方向上去了。

　　佛教最具中国特色者是禅宗，也就是由于禅法在不违背佛教的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又能充分注意与东土的中国文化相融合，使之彻底地“中国化”，而又不脱离佛教的基本轨则。倘若离开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无从谈“中国禅”了，更无从谈中国的佛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