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古意，别出新裁——论《赵州录校注集评》的禅籍整理特色

　　段新龙

　　关于对佛教经典的注疏如何看待的问题，明末莲池 宏在《竹窗随笔》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当时有人评论说天如惟则会集的《楞严会解》是“天如之《楞严》，非释迦之《楞严》”，莲池回应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是初学者对此说法产生了执著，遂抛下所有古人的注疏都不看，那也是错误的。因为若是所有的注疏都不看，独只看原文，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读者看到的是“自己之《楞严》”，而非“释迦之《楞严》”呢?莲池接着说： “不独《楞严》，近时于诸经大都不用注疏。夫不泥先入之言，而直究本文之旨，诚为有见。然因是成风，乃至逞其胸臆，冀胜古以为高，而曲解僻说者有矣。新学无知，反为所误。”以这段话来评论当今学术界某种浮躁风气是也是非常适合的。现今都提倡“读原典”，这当然是极为值得鼓励的。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不看前人注疏及研究成果，自己看书偶得一想法，便立刻洋洋自得，引为最新成果，不知其“新成果”已早落为前人剩语了。这种现象就是莲池所说的“喻如学艺者，必先遵师教以为绳矩。他时后日，神机妙手，超过其师，谁得而限之也，而何必汲汲于求胜也。而况乎终不出于古人之范围也。”

　　近年来社会上对禅宗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而一般人又看不懂禅宗典籍。借此流行之风，书店里关于说禅解禅的新书层出不穷，但翻开一看，大多都穿凿附会，不忍卒读。引莲池的说法，这些书中的“禅”都是“作者自己之禅”，而非“禅宗之禅”。这种书的泛滥不仅误导了大量一般读者，也误导了很多佛教信徒，甚至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文化。而此时，若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出版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禅宗解读的书籍，不能不说是对文化学术所做的一种贡献。吴言生教授的《赵州录校注集评》正是这样一套值得我们关注的禅学新著。

　　吴言生教授以前出版的“禅学三书”(《禅宗思想渊源》、 《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中华书局，2001年)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对禅宗思想、哲学、诗歌进行解说的著作。书籍出版之后深受读者欢迎，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刷了三次，成为近年来反响较大的禅学学术著作之一。此次吴言生教授的《赵州录校注集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上下册共计84万字。书前有净慧法师，方立天教授，杨曾文教授分别作的序言。

　　本书是采用集评形式整理禅学名著的尝试。本书采用以禅说禅、以禅释禅、以禅证禅的方法，即尽量从禅宗语境本身来对《赵州录》中的相关术语进行疏证、阐释。集评选取的例旬是历代丛林中很多禅师通过上堂说法和所谓举古、拈古、颂古等形式引用的赵州和尚的事迹和语录。这对于对禅宗公案、语录感兴趣者，或对于从事禅宗研究者来说，能够方便地通过比较深人了解赵州语录中一些著名句子、语汇所含的意境。例如，对赵州语录中的“平常心是道”、 “柏树子”、“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狗子还有佛性也无”、 “吃茶去”，等等，都有大量引证。通过对这些从不同角度引证、发挥的语句的比较，可以加深对赵州语录中所蕴含禅机、禅境的理解。书中搜罗资料十分广博，为阅读、利用者提供很多线索和方便，也可使读者置身于禅宗语境之中，领略禅意，体会禅味，并避免由于过多解说而带来的繁杂枝蔓。以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禅学观点，在禅学三书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表述，并且，以自己目前的参修水平，还不足以对赵州大师的语录进行评论。我希望今后通过不断的学习，在各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之后，可以真正地走进赵州大师，完成一本深度体证赵州大师思想的著作。”这种尊重古人成果及谦虚的态度，正是前述莲池 宏观点的最好注脚。换句话说，吴言生教授通过这本书正是想让读者能从尽量广博的集评中读到 “禅宗史中之赵州”、 “历代禅师之赵州”而非“吴言生之赵州”更非“读者自己之赵州”。这种对禅学著作的注解方式是作者首倡的，能为佛教界、学术界阅读、利用和研究中国禅宗提供很大方便，或可亦为后来学人的注疏带来新的范式与灵感。

　　在版本、校勘、辑佚方面，本书以日本春秋社1964年版《赵州禅师语录》为底本，该底本系铃木大拙校阅，秋月龙眠国译。参校本有1993年净慧法师重编的《赵州禅师语录》、明径山藏本《古尊宿语录》以及《祖堂集》、《景德传灯录》、 《天圣广灯录》、 《建中靖国续灯绿》、 《联灯会要》、 《嘉泰普灯录》等。本书还从各种典籍中辑录出九十则佚文附于书后，造就保证了底本的权威性和校勘的准确性，并使本书成为迄今为止最可靠和最完备的《赵州录》校注集评本。 在评论方面，本书从四百多种文史典籍中，搜集有关《赵州录》的评论资料，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分别加以论述，以使读者了解该公案的历时性接受、诠释、再发挥的过程，亦可使读者了解赵州禅思想对中国文化史、诗学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