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在锡麟禅院“闭关”潜修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普济寺　法空
　　一、闭关“锡麟禅院”之缘起
　　大虚大师，俗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崇德（今并入桐乡）人。自幼失去双亲。外婆周氏信奉道教，道名修理，寄居于海宁州长安镇大隐庵，他从五岁开始，依外婆在庵内长大，并读了几年私塾。公元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从临济门下士达和尚剃度出家，取法名唯心。
　　士达领大师到宁波团桥头玉皇殿，托请玉皇殿住持奘年老和尚（士达的师父）照应他。奘年老和尚是大师的师祖，对他极其慈爱，并为他立了个表字叫“太虚”。这一年，太虚大师才十六岁。
　　同年十一月，宁波天童寺传戒，奘年老和尚陪著太虚大师到天童寺求戒。当时，该寺住持八指头陀寄禅，就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和尚。
　　寄禅和尚看出太虚大师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受完戒，便修书介绍他去永丰禅院参学。
　　一九○六年，大师十八岁时，到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经，住进天童寺禅堂，并学习坐香、跑香、吃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在这段时间内，寄禅和尚给他许多精辟的开示。
　　翌年，太虚大师到汶溪西方寺阅藏。阅藏对于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大有造于他的一生。
　　他在阅藏期间，一日阅《大般若经》垂尽时，“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以后，他再阅《法华》、《华严》、《台贤教义》等经论，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
　　一九○七年，太虚大师受具有新思想的僧人华山及革命和尚栖云的影响，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和邹容等人的著作，响往革命。越年，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次年，随寄禅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一九一一年，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组织僧伽教育会，讲演著述。又联络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人，从事秘密活动，因作诗凭吊黄花冈的烈士，受到清廷的缉捕，离开广州，返上海，并往普陀山度夏（避难）寓居锡麟禅院。印老（净宗第十三代印光祖师）来访，阅其大师诗文深为赞许，因和掩字韵以相勉；相访每深谈移晷。（《大虚大师年谱》第二十页，以下称《年谱》）
　　另据大师《自传》记述，公元一九○九年，他任普陀山化雨小学教员时，就与法雨寺了余和尚、印老相识（当时印老五十一岁）得到了他们的教诲，从而建立起甚深的法缘。
　　再说，了余和尚闻得太虚大师要来闭关，便为他准备了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备下书桌、书架、器用什物。
　　一九一四年八月，大师带了十多件书籍行李的箱笼，到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当时，印老特来为他封关。
　　大师在关中坐禅、礼佛、阅读、写作，日有常课。初温习台贤禅净诸撰集，尤留意楞严、起信，于此得中国佛学纲要。世学则新旧诸籍，每日旁及。于严译，尤于章太炎各文，殆莫不重谈精读。故关中文笔，颇受章、严影响。（《年谱》第三十五页）
　　大师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为整个佛法的概观。其后，继作《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辨严译》、《订天演》、《论荀子》、《论周易》、《论韩愈》、《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等论文。一九一五年，北京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条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产的大权。他在关中阅及，审度时势，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一书。之后，又写了《禅关．漫兴》诗一首，可据以见大师关中之生活心境。
　　一九一七年，春，大师出关。
　　出关己，摄影为纪念。从此剃发留须。老成稳健，非复昔年疏放情态！
　　二、改革佛教的现实意义
　　大师出关以后，先到台湾演讲，继到日本考察。三年掩关励志潜修是他一生的最大转折点，对于自己在关中三年来的研究和创见，增加了信心，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他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讲学弘法，席不暇暖，是从闭关以后才开始的。
　　从一九○九年开始，大师在普陀山化雨小学任教，至一九一八年春应了余和尚之请，出任普济寺知众，这十年来，虽然驻锡的日子不算长。但是，大师在普陀“闭关”，与陈元白等组织觉社（在上海出版《觉社丛刊》后改为《海潮月刊》），整理僧伽制度改革等都是在普陀山进行的，他对于普陀名山圣地，有其殊胜的法缘啊！新编的普陀山志，都将印光祖师、太虚大师列为近代的普陀山高僧。
　　（一）主张改革佛教
　　太虚大师著的《整理僧伽制度论》，表达了他主张的改革佛教思想，其境界是何等大啊！正如他的遗训所说：“在我的意境上，向来以全国乃至全世界人群佛教为对象。”他愤于佛教内部的腐败现象，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计划佛教弘誓会，为佛教团体根本革新，发起维持佛教同盟会，建佛法僧园，创立觉社，从而宏扬佛法的革新运动，以促进三大革命的开展。
　　１、教理革命
　　总的是以有组织、有规律、有层次的科学方法，融摄教理，发扬真理。他对佛教各宗的学说都了解，但他学习佛学，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重复佛祖的教导，或祖师的话头，而是根据现实社会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作出自己的理解。例如他写的《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一文，对其教理行果所趋重所崇高的特点，合八宗为三宗：以“三论”为“空慧宗”；合“律宗”、“慈恩”为“唯识宗”；合“禅宗”、“天台”、“贤首”、“真言”、“净土”为“真如宗”。这是他对大乘各宗不偏不倚的公正言论，也就是他对整个佛法究竟的根本看法。
　　２、教制革命
　　大师痛于当时《管理寺庙条例》与寺僧腐败的情况，根据教理史作《整理僧伽制度论》树立佛教改革改进运动，以佛法之修习为中心，旁及近代思想，以备宏扬佛法，觉世救人。取僧伽的形仪，重菩萨的精神。主张整僧的根本在于戒律，废除剃派法派，为在家信众建立正信会。对僧数，则主张减少滥收的量，提高优良的质，革除一切腐败的顽固的流币。对大乘各宗，力持平等融贯之说，不为一宗一派的传承，打破千余年来入主出奴的门户之见。提出以大乘佛教的理论，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去体验修学，实现振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今菩萨行者（指的是出家与在家众）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
　　总之，整理僧制，建立健全的僧伽制度，大师还著有《僧制今论》、《建僧大纲》，同时，以“六和”（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的精神统领僧团，以律仪轨范僧制，由此，代代相承，佛种不绝。
　　３、教产革命
　　解放前的佛教，又遭政府《管理寺庙条例》和《监督寺庙条例》的限制僧徒、侵害教产，以及庙产兴学、提产、逐僧、占寺，弄得佛教局势动荡不安，寄禅老和尚为请愿一事，卒于北京法源寺。太虚大师也勇往直前地一再请愿，上“国民议会意见书”，“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局势稍得缓和。又对内政部公布的不合理的寺庙兴办慈善事业办法，呼吁反对，并拟出五项办法呈行政院，维护寺僧，务使于僧得安，于教得整，于国家民族得益，终使停止实行。
　　旧社会的僧寺，随著私有制为转移，或多或少有一些山林竹木产业，且多己成为适应宗法制度，立剃派，立法派，子孙式的传承，霸占传统大丛林的寺产，使得佛教十方常住的财产，成为少数寺院主持私有，将佛教公产视如家族遗产。产业收益，操在少数人手里，有的随意挥霍，有的土劣剥夺，弊病丛生。如此一来，不但佛教的公产无法用之于佛教的教育，文化等弘法事业，而且瘫痪了历代丛林的僧教育系统，影响到佛教整体人才的培养，破坏丛林选贤传贤制度。大师说：“中国民族以及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振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建设中国现代佛教》）因此，中国佛教要振兴，寺庙法派、剃派的传承制必须革除，而恢复选贤传贤制度。
　　关于僧寺财产的管理使用，大师的态度是：“僧寺财产为全国僧团所有，选任住持等管理之，国内外僧众，皆得依规律来享用。”（《恭告全国僧界》）大师主张集产制度，总集寺产为佛教公有。住持选贤任能，僧众除依律行持外，要参加劳动，按劳分配，各取所值。寺庙收益，除正开支外，应作兴办教育、慈善、宏法等事业的开支。（续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