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禅学思想通观

　　作者：刘泽亮

　　方以智禅学思想通观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方以智，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哲学的总结者，已为众所周知。然他晚年出家为僧，亲承觉浪法乳，主青原法脉，为曹洞宗的复兴作出了不可埋没的贡献，在中国古代禅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则鲜有加以研究弘扬者。这里拟就方以智及其禅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方以智禅学思想的主要特色和贡献，具体说来，有注重知见的求道论、强调实行的修道论等诸方面，其中以禅归明的易禅论尤具特色，是中国古代“道乘中和”的真佛祖。他的主要禅学著作《冬灰录》、《五位纲宗》、《青原愚智者禅师语录》、《禅乐府》、《一贯问答》、《青原志略》等，为我们今天研究方以智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一、注重知见的求道论方以智由儒道入禅，但言禅不弃儒道；主张道不可说，然又以其深厚的儒道文化素养和渊博的佛学根底在不可说中巧说；认为道非知见，但又不离知见。这种注重知见的学术路向，与石头希迁由参究而同契，与《参同契》讲究语言的启导艺术实是一脉相承的。与传统禅家一样，方以智以为道不可说。他开示弟子云：“但作话会，徒辱家风。只如老祖云：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搀中便当不成。还曾订过此锻炼么？三十棒头开正眼，何曾传得祖师心？”（《冬灰录》卷七第七页）所奇、所怨、所乐，都根于道不可说。如来“四十九年葛藤，止好一场颜破”；“教家五薰十玄，交芦折摄”、“宗门拈槌竖拂，棒喝交驰”（“三十棒头开正眼”），都不可执著，否则，只是更添一层妄想。“智慧德相，妄想执著”，皆非“齿舌所能分疏”。其关键“只消自拶初心”，犹如释迦佛祖于雪山睹星而悟。因此他又说：“但作话会，徒辱家风”。醍醐之上味出乎乳，若渗进一滴半点水份，则已然不纯。虽然“但作话会，徒辱家风”，但方以智还是怀着佛者的悲悯情怀，峄学禅者尽力加以启发和引导，即“注破”。其具体方法，则不外乎以不答答之、以机锋棒喝令其体验，实在无法以间接方式探其旨趣者，则不惜眉毛正面加以说破。为方便初心禅者，他仰赖其深厚的文字训诂学基础，对禅学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诠解。首先，对根机稍敏者，以“面南看北斗”、“问取草鞋”（《冬灰录•寿昌楚云大师率两序请上堂》卷七第七页）等答之。于不可问不可答者，以不答答之，充分显示出他的机智与智慧。“面南看北斗”是说道不可说，试图将问者陷于不可思议的境地，促其证悟；“问取草鞋”，是自青原石头希迁以来曹洞禅学的一个重要话头。其次，对能应机接对者，以棒喝交驰作为开示的方法。他认为，佛法究竟言之是不能言说的，对“僧破一缕，又作么生”的质询，方以智答以“穿破者自知”。但问者尚不以然，认为只是依教奉行而已。因此方以智只好给予其当头一棒，令其亲身体验一下这实在的佛法（《冬灰录•腊八上香》卷四第十页）其三，对初心禅者，则采取直接说破的方法加以正面开示，尽管这种作法与禅旨根本相背。如他对禅修之“心”的诠解，颇能启愚发蒙。据《浮山后集》《又洗》云：“以血肉为心耶？以虚空为心孜孜以求？非执昭昭灵灵，即执昏昏默默。如来五种，中道应时，中节即不问，且问洗心，藏密在何处。”

　　他认为，求正知见的目的在于返求自己的初心。他说：“后人不求正知见，便云恐为正知见所碍，未琢先磨，枉费气力”（《冬灰录》卷五第十九至二十页）。他并不片面反对求知见，而是要求求正知见。对“未琢先磨”，即未得正面知见而入门，却一味排斥一切知见，进行了尖锐批评。这是对石头希迁重视知见的历史回应。但同时，他也对在获得正知见而得入其门之后仍偏执于知见的“老僧腔”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挞伐，其立足点在返求初心。值得指出的是，公开主张求知见，从表现形式而言，与晚唐五代后狂放不羁的所谓呵佛骂祖禅颇相异趣，似是对“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的复归。然而事实上，这正是对禅宗经过一味片面拒斥知见的长足发展之后，所呈露出来的弊端的“应病与药”，是对明清之际禅宗发展所进行的适时的剥复权变。从总体上看，与禅宗反对知见的意旨实是一脉相承。其四，对部分禅学术语，进行了饶有兴味的阐释。这种阐释一方面有利于初涉禅学众生的深切体悟，同时也体现出他厚积薄发所透显的犀利睿智。如他在《南谷警众》中对“出家”一辞所作的譬喻性的解释：“出家儿贵出生死利害之家，非谓出两片大门之家”（《冬灰录》卷二第三页）。这是说，“出家”不仅仅是其身出于两片大门之家，谋求“有一碗饭吃”，身心“全被外物扭转”，此非真出家。真出家者，乃“出生死利害之家”，与“五浊苦活，三毒家亲”一刀两断，方可“得大自在”。此为方以智对“出家”一语所进行的别有慧心的阐释。此外，还有诸如说“传灯”（见《铸燧堂切示》）等，这些都得益于他独特而丰厚的音韵训诂学的基础和素养，于学识之外透露出卓见睿智。二、道无彼此的融通论在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上，方以智主张“体无内外，道无彼此”（《冬灰录•谢戒日示》卷四第十页），以禅佛教为基础统合三教，这是石头希迁参而同契的融通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回响。方以智禅学与一般禅学的统合三教说的不同在于：它以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为根基，以易说禅、阴阳五行八卦说禅、以道说禅。这种说禅法，在明清之际，只有认识到身当古今之世而折衷其间的方以智才有可能做到。斯人斯事，造就了方以智独具特色的禅学观。但另一方面，以方以智的以易儒道融通禅佛教为标志，中国古代的禅佛教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一，调和儒道，以儒家思想说禅。觉浪道盛曾将“庄子、孟子，与屈子一堂供养”，认为庄了为儒家所托之孤的思想。这种观点为方以智所接受，并加以弘扬。他引《中庸》《孟子》以以说禅：“初发心众生，一念至诚，却自塞天塞地，所谓匹夫不可夺志，一步即为千里。确然菩提种子，诸佛护持”（《冬灰录》卷七第二十页）。“至诚”的观念本诸《中庸》，“塞天塞地”是孟子用来说明其所谓“浩然之气”的，“匹夫不可夺志”也本诸《孟子》。这里用来说明初发菩提心者自作主宰的主体精神。意即只要确然为菩提种子，一念即可至于佛地。以儒释佛、儒佛合一的特色在这里呈露无遗。值得指出的是，方以智不仅仅是一个儒禅合一的口头倡导者，也是亲身体验者。正如其法弟大汕（石头）对他的评价：“深植忠孝，而能浑融血性，究竟成佛”，“舍忠孝别无佛性，舍佛性必不能忠孝”（大汕《离六堂集》卷二《挽药地和上》）其二，以道家有无双遣、不落两边说禅。“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无心合，静沉死水，动落今时；超出二途，栖心无寄，犹是暗痴。恁么看来，不是昭昭灵灵，便是昏昏默默。直饶说个不落有无，尚未是到家时节在”（《冬灰录•晚参》卷五第九页）。有无双遣，不落两边，而终以老庄混沌为归趋。“断不可认着个马后驴前，又不许认着个寒潭月影，两皆不是，便靠着混沌无记空”（《冬灰录》卷六第十页）。“迷悟两忘，人法俱遣。共语话者，又是阿谁？”（《冬灰录•答子六语》卷七第二十页）之语。在这里，庄子道家的姑射山成为了佛教的胜地，成佛的境界。“藏一曰：庄子虽然画出妙高绝顶，藐姑射犹是化身”

　　（《冬灰录•五日茶话》卷五第十页）。妙高绝顶，即通常所说的妙高峰，为佛教所述的世界中心段弥山顶，此指成佛的境界。在方以智这里，庄子居然画出了妙高绝顶，已然成了佛家人物。道与佛、禅的界限已不复存在。其三，在佛教内部的教禅关系上，方以智主张律、教、禅三家只在拳掌之中。他说：“今日律、教、禅，总在这拳、掌里，何劳惟宽尊宿更吐出馊酸耶？”惟宽即《五灯会元》所记之京兆兴善寺惟宽禅师（755～817），承嗣马祖，与南泉为同门。据白居易《长庆集》卷四十一之《传法堂碑》所载，有人曾向惟宽问到他的道属关系，惟宽即谓，自四祖（道信）以降，正法虽代有所嗣，但仍然还是有冢嫡与支派之别；其具有法眷关系者，犹如世族中之兄弟、从父兄弟、从祖兄弟、伯叔、伯叔祖、曾伯叔祖等之关系。方以智认为这种法眷、法统之争实无必要。具体在禅净关系上，方以智主张“净土外无禅师”的禅净归一说。他引永明延寿禅师“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为众生说“禅即净，净即禅”的禅净融合说（《冬灰录•示永和莲法》卷六第十三页）。在禅宗内部，他主张“大道本圆，何分门户”的五宗融通说，反对分立门户和派别。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是传统禅家所标榜的五家宗派。方以智认为，“五家阵法”、“五家宗派”都根源于一本圆的“大道”，其门户本是不可分的。如他将三玄、三要的临济施设与五位君臣的曹洞施高相提并论，混归为一。当然，事实上，他仍然始终存在着宗青原的倾向，主张“青原一粒米”的青原宗主论。“青原一粒米”——即青原的门庭施设，是水以智所始终关注并标榜的门庭施设。所谓“青原一粒米”，用他的话说，便是教庞蕴（庞居士）变大地为黄金；便是亮座主不教蟠住苍龙窟。且看他明白宣称的本位立场：

　　“论此一拳一掌，不惟掀翻凡夫，生死打破，二乘但空，喝倒外道，自然直饶。从上诸佛菩萨，俱不许他坐在不生不死极乐国里，都要来青原门下，拖犁拽把，搬古运土，不容偷安”（《冬灰录•大觉戒子成佑请上堂》）不仅掀翻凡夫，打破生死，空却二乘，喝倒外道，即便诸佛菩萨也要来青原门下学此一拳一掌！这是何等的自矜、何等的自信！尽管五宗合同，但青原本位的立场还是在这里呈露无遗。这是他身当明清之际三教合一说的盛行与其身为青原曹洞之宗师的矛盾处境在理论上的必然反映。三、以禅归明的易禅说在明清之际三教会通的思想氛围之下，方以智发出了“儒何儒”、“道何道”、“释何释”，“要参三教为一原”的时代强音。会通三教、以禅归明的方以智禅学，或可称为易禅学或易哲学。他在《象环寤记》中认为，儒、道、释当集其大成而归于一《易》。《东西均》附《象环寤记》题注：“癸巳入关笔。”其文载“佛生西，孔生东，老生东而游西，而三姓为一人。……溯其源同，则归于《易》耳。”（《年谱》第187页）他的禅学可以称为儒道禅、文化禅，或称易禅。本来，从文化根源上说，石头希迁《参同契》中的“回互”思想是早在《周易》中就有的（如讲互体等），石头则明确地提出了“回互不回互”的命题。方以智更进一步，不仅将儒释道三教融通为一，而且将《易》作为统合的基础，在禅学思想方面则着重体现在以禅归易。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以易说禅。“先人云：乾有始无终，坤有终无始。乾无始终，坤有始终。只如君臣道合者，以那一句消归妙叶耶？”（《冬灰录•丙午元旦上堂》卷六第112页）有始无终四句，只为青原启迪门人圆相的一种手段，也是青原导引学人进入禅境、参透生死的重要门庭施设，本无所谓新意；但他在这里将周易乾坤之卦与曹洞圆相，即所谓君臣道合者，相互发明，则为文人士大夫进入禅庭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津梁。其次，再来看一看他的以阴阳说禅。“今日冬至，恰好十一月中，……天地之心，何处不在，然而非复不见，非剥不复，现前念起念灭，迅不停几”（《冬灰录》卷二《冬至垂问》）。剥、复，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两卦。《易》有“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之语。汉代易学有以易卦配天干地支的易象数说。方以智以此和禅宗相沟通，并以此来阐明他的禅学思想，这与他易学世家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也是与他的易学素养分不开的。其三，以五行说禅。“杖人有五行尊火之论，金、木、水、土四行皆有形质，独火无体而因物乃见，吾宗谓之传灯，岂无谓耶”（《冬灰录•铸燧堂切示》卷四第五一六页）？对“传灯”一词，方以智从杖人“五行尊火”之论的立场出发进行阐释，并例举雪峰、玄沙之论作为证据，说明之所以题为“铸燧堂”，本意在于“为仁者发机”，因为燧镜能于空中取火，火在五行之中独无形体，但却因物而现，如果学者能就此当下悟入，则金刚本体之心呈露。确乎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颖之论。其四，以八卦说禅。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这是宋代易学对八经卦卦象的一首记忆歌诀。方以智以此为“梦笑老人”提曹山偈“注破”，通俗地诠解了整个参禅修道的过程（《冬灰录•晚参》卷六第八一九页）。自然亲切，丝毫不显造作。其五，以易象数说曹洞五位君臣。“五位君臣说”是曹洞宗用来接引、勘验弟子的重要门庭施设。以易说禅，古已有之；然以象数说禅，则是方以智的发明。他撰有《五位君臣》一文，例举了禅宗史上几种不同的易禅说，并一一加以评析。而他则独以易象数学为药，烹炮烧煮、锻造他的禅学。他的好友为了阐明他本系一儒者的立场时，恰好为我们点醒了这一点。他说：“盖其大父廷尉公湛深周易之学，父中丞公继之，与吴观我太史上下羲文，讨究析里。师少闻而好之。至是研求遂废眠食，忘死生，以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愚山先生学馀文集》卷九《无可大师六十序》）。从这里，我们既可以找到他们由一个儒者遁迹于禅门的学理上的根据，也更可以抉发其禅学观的特质正在于以易会禅。易曰：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这或许就是他所谓“万物皆备于物（一易）”的另一层意蕴吧？

　　四、道乘中和的真佛祖

　　通观《冬灰录》、《愚者智禅师语录》等著作，可以发现，这些禅学著作实际上是方以智对士大夫所讲的佛教。他善于开悟知识分子，“士大夫之行过吉州者，鲜不问道青原（指方以智——引者注）。至则闻其言，未尝不乐而忘返，茫乎丧其所恃也”（《学余文集》卷九《无可大师六十序》）。这是佛教所以能在中国生根的基础，是明清之际大批晚明士大夫遗民涌现的必然产物，也是佛教在古代发展的最后辉煌。及至清代，整个禅佛教由于皇权的干涉和控御，实际已名存实亡。

　　通观方以智的整个思想历程和禅学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实是一位“穷尽一切而尽中和”的真“佛祖”。其禅学是明清之际士大夫佛教的典型代表，是在明清之际的新的时代高度对中国古代禅佛教、尤其是曹洞一脉思想历史的总结。首先，方以智与正统儒者不同，他公开宣扬禅旨，而且位列曹洞宗青原第三十世祖，曾亲自上堂说法，以机锋接引弟子。史载，他还曾力劝王夫之一同逃禅。可见，他非一般禅者可比；同时，他又与正统禅者有异。他有着儒家之学（以儒释禅）、道家之学（以老庄释禅），以及易学（以阴阳、五行、八卦释禅，以易说五位君臣）、音韵学（如释“金刚”、“出家”、“传灯”）等方面深厚的文化根柢。正如施闰章所述：“善《易》者不言《易》，善禅者不执禅。其汲汲与人开说，囊括百家，掀揭三乘，若风发泉涌，午夜不辍”（《觉浪道盛禅师全录》卷九《无可大师六十序》）。对百家的由参而同，致使他的禅说简易直截、痛快淋漓。其二，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明清之际禅宗流弊进行了痛切的反思与批导。他认为，举一隅而不能三返，将禅语录变成口头禅，以贪欲昏弊成事障、暗智偏执成理障，只是徒增我慢而已。于生死大事终极解决毫不相干。他认为，禅佛教并非纯虚不实之学。在升座讲禅时，他教诫僧徒修行习禅要克服虚浮之气，要“不知足”，要自始至终踏踏实实地务实。《冬灰录》卷一《腊八上堂》有“师云：龙头蛇尾中什么用”句（《年谱》第二三二页）。1665年春，在青原山佛堂讲法。暮春，令僧徒务农事。《冬灰录•小参》：“春将过去，大家听见么？割麦播禾。有僧出。师曰：人不如鸟。”《康熙青原志略》卷十三《净居寺山场田地》：“山中石多，树木难长，野兽害稼，坑田多荒。笑和上种茶千株。墨老人亦种之”（《年谱》第二三四页）。“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乃是唐洪州宗师百丈怀海《百丈清规》所定的律例。这一作法，在当时对禅宗相对独立于世俗社会，保证僧团的自我稳定，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禅佛教经“会昌法难”的重大打击而能始终不衰的内在根源。《百丈清规》尤在唐代以后，在禅林广为传播，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方以智这里显然有以“割麦播禾”、“种茶”等劳作锻炼时僧意志，以驱除其时弥漫整个禅僧团浮躁之气的意图。这种思想意向，当然也是明清之际崇实斥虚实学思想在禅学上的反映。其三，方以智禅学与以前禅学有别，表现在从明清之际大的文化背景而言，与以“不立文字”相标榜的禅学大异其趣，禅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知识层冇的东西，在这里绝对得不到进入天国廉价的入门券。因此，从禅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而言，由原初的不立文字，到宋明的不离文字，发展到明清之际则成为必须以深厚的学养作为基础，以文字作为入门助力，主要依靠自悟的禅学，这是禅学发展的自我否定；从曹洞宗思想逻辑发展的源流而言，由原初石头希迁的“巧说”，到后来大慧宗杲的默照禅，再到方以智诉诸知识层面的参禅悟道，这也是禅学发展的自我否定和发展。其四，以统合三教、融通五宗而以青原为归趣的方以智禅学，达到了时代所能允许的圆熟高度。且看他的“青原一粒米”，到底何味：“推倒南岳，跌杀隐峰，一柄钝斧子，至今常削风。但插三枝黄屑香，不妨请破你的《参同》”（《冬灰录•石头迁禅师拈香》卷四第四页）。不仅祖庭可以推杀，就是被视为曹洞经典的《参同契》，也可以请破。可见，方以智禅学境界所达到的高度，他对青原的贡献，与他对整个禅佛教积极成果的鼎炮、烹煮是分不开的。其五，同义词以智及其禅学思想在曹洞青原一脉占有重要地位。方以智逃禅之后，师事觉浪道盛，亲承觉浪法乳。并受觉浪付嘱，入主青原法席，树法幢于青原。以“反躬先众，不辞劳苦”的精神，“感浮十方”（《康熙浮山志》卷十《无可大师命山足兴斧为浮山监院》，转引自《年普》第二六一页）。使青原一片山，曹洞一支脉，成为祝国裕民之道场，接众讲学之丛林。是青原三十七祖，法号无可，门徒甚多。方以智驻赐青原山，阐示教宗，释儒互济，中和为本，远近人士及缁俗等众，闻旨如梦初醒（《康熙青原志略》卷七焦荣（荆崖）《青原未了庵引》）。据记载，他主青原法席之后的1644年冬，青原山中有一株千年倒插的枯荆，忽发三枝新芽，被人视为奇兆。这件事在当时有着广泛的传扬，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闹话题。在当时禅林及士大夫中影响甚剧，众僧徒香客皆前往祝贺，并赋诗志庆。如滕楫等十数人均有咏枯荆再发之诗（据《青原志略》）。这类事迹屡现于典籍，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方以智入主青原以后，青原禅门所出现的巨大变化。由此，我们可以说，方以智不仅是明清之际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之一，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明清之际曹洞宗的复兴也作出了不可埋没的贡献，是曹洞宗以至中国古代禅学思想的总结者和终结者。作为一代旷世哲僧，是我们今天研究禅学思想发展，尤其是明清曹洞禅发展史所不应该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