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诗法与佛禅

　　张煜

　　摘要：“江西诗派”所提倡的一系列作诗技法，诸如“脱胎换骨”、“点铁咸金”，在苏轼诗中已在在可见。故欲详论北宋诗学之“江西诗派”，追源溯流必及苏轼。东坡尝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苏诗的翻案、以文为戏、“破体”，乃至“活法”、“诗眼”，从诗歌创作到理论与”江西诗派”所呈现的种种相似联系，与他们同受到佛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苏轼；诗法；江西诗派；佛禅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2-0075-12

　　萧驰先生在《佛法与诗境》一书中，曾经以若干个案的分析，探讨佛教在中国诗学此一新观念(诗境)生成中的作用。“具体地说，谢灵运的个案提示了：弥陀净土观念与中土道教神仙思想的结合，如何在诗中开拓了远离人寰的山林这一主题。并透示出古代山水诗中现象论态度的渊源。王维的晚期山水则透显了如来清净禅传统：佛已从外在信仰的对象变为内心的自证，净土也只是刹那间目前便见的心境，故而不必深入山泽旷野，而不妨安坐于林叟、渔父和浣女的世界。白居易的‘闲适诗’提供了一个洪州禅‘无事’禅法所发展出的日常闲适情调的标本：它推动了这个中唐诗人突破魏晋以来‘感物’诗学传统，亦超越了王维只撷取触目当下之景的‘现量境’，而在田园诗中创造了‘意’中山水。”先生所论之三位大诗人，所处时代之元嘉、开元、元和，皆中国古代诗学发展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而佛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可谓如影随形，同步生长。晚清同光体论诗，陈衍重“三元”(开元、元和、元祐)，沈曾植标“三关”(元祐、元和、元嘉)，则佛教之与中国古典诗学，元祐亦不可忽而不论也。然元祐诗学所受佛禅影响，窃以为确实不专在诗境，而多为诗法之层面。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论“诗体”，述及北宋诗学部分，以时而论，则有“元祐体(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山谷为之宗)”；以人而论，则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它则本其自体耳)”、“王荆公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邵康节体”、“陈简斋体(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杨诚斋体(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盖其自序如此也)”[3]。从中概可见苏轼在北宋中后期文学界的崇高地位，不但是元祐诗坛的领袖人物，其“东坡体”，亦足与“荆公体”、“山谷体”鼎足而三。后“江西诗派”出，才出现所谓的苏、黄之争。而究其实，一方面“江西诗派”的领导人物诸如黄庭坚、陈师道皆出自“苏门”，另一方面“江西诗派”所提倡的一系列作诗技法，诸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在苏轼诗中也在在可见。故欲详论北宋诗学，“江西诗派”追源溯流必及王安石、苏轼。他们在诗歌创作乃至理论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相似联系，与他们都受到佛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关于苏轼与佛教的研究，在学术界可以说是一个热点，前贤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菲的积累。如孙昌武《禅思与诗情》、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陈中浙《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对于苏轼与禅林人物的交往多有所考订。又比如刘石《苏轼与佛教三辨》，对于苏轼最早接触佛教的时间也有所考辨。另外诸如苏诗多用佛典，苏诗富于佛理，这类的研究也可谓层出不穷，皆为不争的事实。本文拟以苏诗与江西诗学的迎拒为切人点，对于东坡诗法与佛禅的关系再作一番考察，以更清楚地呈现自“荆公体”到“东坡体”再到“山谷体”的北宋中晚期诗坛风气的演化过程。

　　有关黄庭坚与苏轼的交谊，可参看杨庆存《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6]。苏轼与黄庭坚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师友之间。二人互相引重，惺惺相惜。如宋王榊《野客丛书)卷七所云：“渔隐云：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然二公争名，互相讥诮。东坡谓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曰‘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此指东坡而言也。殊不知苏、黄二公同时实相引重，黄推苏尤谨，而苏亦奖成之甚力。黄云东坡文章妙一世，乃谓效庭坚体，正如退之效孟郊卢仝诗。苏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其互相推许如此，岂争名者哉!”

　　而二人互相尊重，并不代表文学观点就完全一致。比如黄庭坚虽然尊重苏轼，但确实曾经说过“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7]这样的话。更主要的是，随着江西诗派在二宋之际诗坛的影响越来越大，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与理论已非“元佑体”所能完全牢笼。故宋吴炯《五总志》云：

　　(黄庭坚)至中年以后，句律超妙入神，于诗人有开辟之功。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坡虽喜出我门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后之学者因生分别：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于江右。以余现之，大是云门盛于吴，临济盛于楚。云门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根点地者。百无二三焉。临济棒喝分明，勘辩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见头角，如徐师川、余荀龙、洪玉父昆弟、欧阳元老皆黄门登堂入室者，实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与嗣法者不同耳。彼吴人指楚人为江西之流。大非公论。

　　既看到了两家的联系与相似，也看到了两家法嗣之不同。

　　据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东坡尝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周裕锴<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中云：“‘反常合道’就是超乎常规而合乎常理”。在禅宗语录中，又常被称为“返常合道”，屡见不鲜。“反常合道”在苏轼的诗学中居于一个重要的核心地位。其实质是一种创新精神，此也正是荆公、东坡、山谷三家诗法得以贯通之处。

　　荆公作诗多喜翻案，东坡同样如此。清刘熙载《艺概》卷三即云：“东坡诗跌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苏轼诗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凤翔八观，秦穆公墓》：“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1]]以秦穆公不杀孟明，翻(诗经，秦风，黄鸟》小序“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12]之案。又如<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其二咏张翰：“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直为鲈鱼也自贤。”[13]翻用秋风鲈鱼之事，而更高一格。《次韵答孙侔》：“千里论交一言足，与君盖亦不须倾。”查慎行注：“邹阳云：倾盖如故。孙侔与东坡初不相识，以诗寄坡，坡和云：与君盖亦不须倾。此翻案法也。”[14]晚年更是自翻己案。《和陶咏三良》云：“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15]早年认为秦穆公不杀孟明，所以一定也不会杀三良。晚年认为三良是杀身成仁，死得其所，异于且高于早年议论矣。

　　江西诗派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注重构思与造语的推陈出新，其法门也可以说是开自荆公与东坡。<冷斋夜话》卷一：“山谷云：诗意无 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人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天厨禁脔》卷中亦云：“‘河分岗势断，春人烧痕青。’僧惠祟诗也。然‘河分岗势’不可对‘春入烧痕’，东坡用之，为夺胎法。曰：‘似闻决决流冰缺，尽放青青入烧痕。’以‘冰缺’对‘烧痕’，可谓尽妙矣。”[8]除惠洪外，后人于此亦多有评述。如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五十五：

　　庾信《月》诗云：渡河光不湿。杜云：入河蟾不没。唐人云：囚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半日凉。杜《梦李白》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山谷《簟)诗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退之云：如何连晓语，只是说家乡?吕居仁云：如何今夜雨，只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为新。夺胎换骨。

　　还有将文点化人诗与将诗点化入文的，如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二“坡文之妙”：

　　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此乃粟括刘禹锡《何卜赋》中语，曰：“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沂者之凶；同刈于野，其时在泽，伊種之利，乃桂之厄。”坡以一联十四字而包尽刘禹锡四对三十二字之义，盖夺胎换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赋》尾段一节，自“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至“相与枕藉乎舟申，不知东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联十六字，演咸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不但诗文，词亦如此，如宋曾季狸《艇斋诗话》云：

　　东坡《和章质夫扬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依前被莺呼起。”即唐人诗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细看来不是扬花，点点是离人泪。”即唐人诗云：“时人有酒送张八，惟我无酒送张八。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皆夺胎换骨手。

　　有用前人之语，也有用前人之意的，要在能够自出己意，度越前人。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云：“读古人诗多。意所喜处，诵忆之久，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绿阴生昼寂，孤花表春余’，此韦苏州集中最为警策，而荆公诗乃有‘绿阴生昼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阅唐诗多，于去取之间，用意尤精，观《百家诗选》可见也。如苏子瞻‘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误用，直是取旧句纵横役使，莫彼我为辨耳。”而至有被后人以为剽窃者：“东坡诗云：‘惆怅东阑一枝雪，人生能得几清明?’此偷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倚此阑干’句也。然风调自别。”

　　又《冷斋夜话》卷四：“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宋赵令峙《侯鲭录》卷一：“予诗中有‘青州从事’对‘白水真人’，公极称之。云‘二物皆不道破为妙’。”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术解》：“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则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后汉书·光武帝记》：“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其实说的就是酒和钱，但苏轼以在诗中不道破为妙。苏轼自己的作品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东坡诗：‘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按，慧日至夹山，夹山问：‘与甚么人同行?’曰云：‘有个木上座。’盖谓拄杖也。”木上座就是拄杖，竹夫人是夏天的消暑用具。

　　这样的一种文字游戏，不作正面描述，更有表现为所谓“白战”者。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引《王直方诗话》云：

　　欧阳文忠守颍日，因小雪。会饮聚星堂。赋诗，约不得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事。欧公篇略云：“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家窥冥漠。”自后四十余年，莫有继者。元祐六年，东坡在颍，因祷雪于张龙公获应，遂复举前令，篇末云：“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能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

　　其实苏轼在嘉祐四年(1059)即曾作有(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诗，洋洋洒洒。因难见巧。因为必须避去题中所提到的咏雪常用之字，所以通篇多从侧面描写，如：“沾裳细看若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禅家机锋，强调“说似一物即不中”，不可作正面的回答：“(南岳怀让)诣曹溪参六祖。祖问：‘什么处来?’日：‘嵩山来。’祖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宋人诗法，多受此影响。而从体物到禁体物，也正体现了唐诗到宋诗在表现手法方面的发展。

　　东坡、山谷除倡以故为新，又倡以俗为雅，故多游戏文字之作，深得禅家游戏神通三昧。苏轼《东坡志林》卷九云：“诗须要有为而后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新乃诗之病。”黄庭坚也认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

　　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五：

　　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诗赠坡，坡答曰：“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又云：“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予戟。”又云：“不如默诵千万首，左抽右取谈笑足。”又云：“千章万句卒非我，急走捉君应已迟。”似讥集句非大方家所为。然坡又有集渊明《归去来辞》作五律十首，则不惟集句，且集字矣。坡又有《题织锦回文)三首，此外又《回文》八首，大方家何至作此狡狯!盖文人之心，无所不至，亦游戏之一端也。《戏孙公素惧内)诗云：“披扇当年笑温峤，握刀晚岁战刘郎。不须戚戚如冯衍，便与时时说李阳。”则仍典雅不作恶戏。《席上代人赠别)云：“莲子擘开须见臆(忆)，楸抨著尽更无棋(期)。破衫会有重缝(逢)处，一饭何曾忘却匙(时)。”此本是古体，如“石厥生口中，衔碑不得语”之类，非另创体也。刘监仓家作饼，坡曰：“为甚酥?”潘邻老家酿酒甚薄，坡曰：“莫错著水否?”因集成句曰：“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则一诗戏笑，村俚之言，亦并入诗。又有口吃诗，因武昌西山多槲叶，其旁即元结湖，多荷花，因题句云：“玄鸿横号黄槲岘，皓鹤下浴红荷湖。”座客皆笑，请再赋一首。坡诗云：“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高竿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荆笄供馈愧搅聒，乾锅更戛甘瓜羹。”又《和正甫一字韵》诗云：“故居剑阁隔锦官，柑果姜蕨交荆菅。奇孤甘挂汲古绠，侥觊敢揭钩金竿。己归耕稼供藁秸，公贵干蛊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狯加间关。”此二诗使口吃者读之，必至满堂喷饭[25]。

　　<苏轼诗集》卷四十八又有《戏作切语竹诗》：“隐约安幽奥，萧骚雪薮西。交加工结构，茂密渺冥迷。引叶油云远，攒丛聚族齐。奔鞭进壁背，脱箨吐天 梯。烟筱散孙息，高竿拱桷研。漏口零露落，庭度独蜩啼。扫洗修纤笋，窥看诘曲溪。玲珑绿醴醴，邂逅盍闲携。”虽非大雅之作，亦可聊备一格。

　　以文为戏。在苏轼诗中尚有多例，可以说是他经常使用的创作技法。如《戏子由》中的幽默诙谐：“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26]《闻辩才法师复归上天竺，以诗戏问》的亦庄亦谐：“寄声问道人：‘借禅以为诙，何所闻而去，何所见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无来。此语竟非是，且食白杨梅。”[27]<赠虔州慈云寺鉴老》的噱而不，。c：“居士无尘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扬。窗间但见蝇钻纸，门外唯闻佛放光。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却须重说圆通偈，千眼熏笼是法王。”《洗儿戏作》的玩世疾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戏书》中的见性通达：“五言七言正儿戏，三行两行亦偶尔。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四十年来同幻事，老去何须别愚智。古人不住亦不灭，我今不作亦不止。”(戏答佛印》的以文滑稽：“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29]苏轼曾评价黄庭坚的书法：“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以真实相出游戏法”，苏轼自己的诗文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凡此种种，乃至“以诗为词”、“以文为诗”之“破体”，皆符“反常合道”之理。宋李清照不解其词：“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31]又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

　　(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秋词)；“落日绣帘卷，庭下水澄空”(快哉亭词)；“乳燕飞华屋，悄~L／k，，桐阴转午”(初夏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夜登燕子楼词)；“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咏笛词)；“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咏梅词)；“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宴流杯亭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夏夜词)；“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别参寥词)；“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秋夜词)；“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九日词)。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耳!

　　宋胡寅<斐然集》卷十九：“(词)唐人为之最工。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都道出了苏词在词史上的创新意义。

　　其“以文为诗”，则如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五所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今试平心读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亦足以成一大家。

　　既然青青翠竹，郁郁黄花，山河大地，无非是禅，则无施不可，而无物不可入诗矣。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人诗者，有不可以人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人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明焦豌(东坡二妙集)卷首：“盖公天才飙发，学海渊泓，而机锋游戏，得之禅悦，凡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一人坡手。无不跃然。以故模山范水，随物肖形；据案占辞，百封各意。凝云结藻于清真，口思结韵于婉转；嬉笑怒骂，无非文章；巷语街谈，尽成风雅矣。”明袁宏道《袁宏道集》卷二十一《答梅客生开府》：“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唯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故大能化而不能神。苏公之诗，出世人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恍惚变怪，无非情实。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遒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气运使然，非才力之过也。”而于文章亦然。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三：

　　谢叠山曰：“东坡自庄子觉悟来。”袁申郎曰：“坡评道子画，如灯取影，横见侧出，逆来顺往，各相乘除。余谓公文亦然：舞女走竿，市儿弄丸，横心所出，腕无不受。其至者如晴空鸟迹，水面风痕，有天地来，一人而已。”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论“对句法”：

　　对句法，人不过以事、以意、出处备具谓之妙。荆公曰：“平昔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曰：“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不若东坡奇特。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辛酸。”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以“鲸”为“虱”对，“龙骧”为“渔舟”对，大小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可没。 亦可谓游戏神通，出入自由矣。 又此后江西诗派所高倡之诸种诗法，如“活法”、如“诗眼”，在东坡诗中，皆已有先声。如著《江西宗派图》的吕本中曾云：“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16]苏诗则亦云“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32]。又如倡“一祖三宗”之元方回，《瀛奎律體》论诗多好讲诗眼，而惠洪(冷斋夜话》卷五则早已指出：“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语韵终不胜。”

　　要之，东坡、山谷在作诗技法方面，因同受佛禅影响，故多有不约而同之处。后出之江西诗派诸作诗技法，不仅在东坡，甚至在荆公的诗歌创作中，即多有使用。苏轼虽是黄庭坚的老师，而在作诗方面，彼此亦确实处于相互竞赛的境地。后人对苏黄的评价，有放在一起持批评态度的。如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 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16]南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3]这种论调，甚至一直到了明清仍有回响。如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33]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东坡五古，有禅理者甚佳，用禅语者甚劣。”[34]这些对于苏黄的批评，其实也是对宋诗流弊的批评，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并不全面，没有完全认识到苏、黄诗歌的价值，无损于苏、黄诗在宋代诗坛、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崇高地位。

　　而于东坡、山谷之间，轩轾也正自不少。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若瞠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金代诗坛，亦是崇苏抑黄，如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

　　东坡，文申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文!而渠所谓法者，果安出哉!老苏论扬雄，以为使有孟轲之书，必不作《太玄》。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哉!向使无坡压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过海为魯直不幸，由明者现之，其不幸也旧矣。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或谓“论文者尊东坡，言诗者右山谷。”此门生亲党之偏说。(同上)

　　而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亦谓“坡诗不以炼句为工，然亦有研炼之极，而人不觉其炼者。如‘年来万事足，所欠惟一死’，‘饥来据空案，一字不堪煮’，‘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剑米有危炊，毡针无稳坐’，‘舌音渐獠变，面汗尝辟羞’，‘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此等句在他人虽千锤万杵，尚不能如此爽劲，而坡以挥洒出之，全不见用力之迹，所谓天才也。”《瓯北诗话》卷十一又谓：

　　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鼓相当，然其间亦自有优劣。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才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书汤西楼诗后》云：

　　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

　　视荆公、东坡、山谷为宋诗“三宗”。其实苏轼对于诗律也非不重视，如“敢将诗律斗深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均可见其于规矩法度之重视。盖苏、黄诗法固然因同受佛禅影响而有联系，而最大之歧异则在于东坡因同时受到《庄子》影响，而更加自然洒脱，不落痕迹也，不似山谷更多斧凿之痕，更斤斤于句法。中国古典诗学，历来重“言志”、“言情”，而宋诗尤其江西诗派，多讲诗法，其实于作诗大旨本不废也。实欲在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后出转精，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后代学者，无苏、黄之才情，学之而流为“点鬼簿”、“獭祭鱼”，空洞说理，驰骤叫嚣，唯作诗技法是讲，是岂苏、黄之过哉?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从此在中国生根发芽，开始了其中国化历程。而其中净土与禅宗，卒成为中国佛教势力最盛之两支，流传至今。中国向来号称诗的国度，《诗经》与《楚辞》堪称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流。自佛教传人中国之后，第一流诗人之中，多有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影响者，遂为古诗开一新境界。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佛教的传人，禅宗之兴盛，对于唐代诗人影响最著者可数王维。而王维诗歌最为人所盛称者，则不仅是其中的佛教名词与禅宗思想，而更多是其诗画合一、妙不可言之意境。可以说，意境在诗歌创作与批评上的运用与成熟，是魏晋至唐代诗坛上的第一大事，而这些与佛教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进入宋代以后，面对着唐诗无法逾越的高度。诗人们更多是从作诗技法等方面下功夫；因为若仅是学唐，不可能找到出路，所以宋初诗歌沿袭晚唐遗风，还不能彰显真正的宋诗特色。从梅尧臣到王安石，宋调渐开；发展至元祐，随着苏轼、黄庭坚这些优秀诗人登上诗坛，唐宋诗之分野才真正形成。而其中江西诗派所推崇的各种作诗技法。其实都与禅宗有着密切联系。从这点上来说，佛教之沾溉中国文学，可谓多且勤矣。

　　出自: 《中国比较文学 》 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