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僧职，在教内已形成一整套既严格又分门别类的选拔制度，它是维系藏传佛教寺院及僧团秩序、开展各类宗教活动的重要组织保障。其称谓众多，概括来说，大体上可分为封号性僧职称谓、学位性僧职称谓、戒律性僧职称谓和寺院组织中之僧职称谓。
　　（一）封号性僧职称谓
　　封号性僧职称谓，是由历代中央王朝授封的一种僧职称谓，在藏传佛教诸多僧职称谓中最具声望。这类僧职起始于元朝，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即帝位后，封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洛哲坚赞为国师，授予玉印，领总制院事，统领天下释教；１２６９年，忽必烈又晋封八思巴为帝师，从而促使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正式形成。自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对藏族地区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宝法王，是明朝对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活佛授予的僧职称谓。１４０６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应明朝永乐皇帝之邀抵达南京，受到明成祖的盛情款待，并受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这一封号遂成为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的专用尊号，沿袭至今，如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就是当今在世的“大宝法王”。
　　大慈法王，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１４１３年，作为宗喀巴大师大弟子之一的释迦耶希（又名绛钦曲杰）代宗喀巴进京应诏，受到明廷的盛大欢迎，于１４１５年被明成祖封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１４２９年，释迦耶希再次应邀进京，并在内地留住造寺传法，遂于１４３４年又被明宣宗皇帝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
　　大乘法王，是明朝对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１４１３年，萨迦派高僧贡噶扎西（汉籍中称昆泽思巴）应明朝廷之邀抵达南京，被明成祖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乘法王”。
　　大智法王，是明朝对藏东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明朝永乐初年，朝廷邀请岷州地区的藏族高僧班丹扎西入朝，并让他在内地长期留住；明宣宗时被授予“净觉慈济大国师”；明英宗时晋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明代宗时再晋封为“大智法王”。
　　阐化王，是明朝对藏传佛教帕主噶举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１４０６年，明成祖封当时任帕主噶举派主寺泽当寺第五位寺主扎巴坚赞为“阐化王”。
　　除了以上数位僧职较高的法王外，明朝政府授予的藏传佛教僧职称谓，可谓不胜枚举，诸如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以及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灌顶大国师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清朝时期，清政府继续对藏传佛教高僧，特别对格鲁派大活佛授予至高无上的僧职头衔，比如达赖、班禅、章嘉和哲布尊丹巴等。由于这一时期授封的僧职称谓大都是藏传佛教界具有广泛影响并形成制度化的活佛系统，故准备另文专述。
　　（二）学位性僧职称谓
　　学位性僧职称谓，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因为这一僧职称谓是极少数僧侣经过长期的清苦修学而获得的一种宗教学衔，它能够显示各自在佛学知识领域具有颇高的专业水准和身份。这一宗教学衔在藏语中总称为“格西”（汉文意译为“善知识”）。“格西”中又有不同级别的具体称谓，诸如“拉然巴”、“措然巴”、“林赛巴”、“多然巴”、“阿然巴”、“曼然巴”、“噶然巴”等。
　　拉然巴格西，是藏传佛教格西中级别最高的学衔，也是藏传佛教显宗中最高的学位。每位申请拉然巴格西学位的考僧，必须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期间，通过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高僧提出的佛学疑难问题的答辩，并得到认可才能获取这一宗教学衔。
　　措然巴格西，是仅次于“拉然巴”的一种格西学位。每位考僧只有通过拉萨小昭寺举行的大法会，并在拉萨三大寺众高僧前答辩佛教经律论取胜，才能获得这一宗教学衔。
　　林赛格西，该学衔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后，是某位学僧在拉萨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内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考取的一种格西学位。
　　多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大经堂门前的石阶上举行的法会上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获取的一种格西学位，排在林赛格西之后。凡是具备条件的各大寺院均可授予多然巴格西的宗教学衔。
　　除了上述四种不同级别的格西学位之外，还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格西学位，比如，阿然巴、曼然巴等。
　　阿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的密宗学院中通过对密宗理论的研习以及实践修炼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一般而言，进入密宗学院修学的条件比较严格，其学僧必须先经过在闻思学院研读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的阶段，并在此获得毕业后才有可能升入密宗学院深造；最好是取得上述格西学位中的任何一项后，被选派或推荐到密宗学院研修，最后取得阿然巴格西的学衔。阿然巴格西的学衔也有等级差别，如在拉萨上、下密宗学院中取得的阿然巴格西学位，是至高无上、最为权威的密宗格西的头衔。
　　曼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医学院长期研习藏医药学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或藏医学位。由于医学院所学理论知识极为广泛深入，而且还要经常进行在野外采药等实践，故其研习时间相对较长。
　　另外，藏传佛教寺院中还有“噶然巴”、“然绛巴”等级别较低的宗教学衔，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戒律性称谓
　　戒律性称谓，藏传佛教同其它佛教流派基本相一致。比如，藏传佛教中的戒律性称谓，大体上可分为七类：即格聂、格聂玛、格策、格策玛、格隆、格隆玛和格罗玛。
　　格聂，即居士，又名“近事男”，是受皈并守护居士五戒而可居留俗家的男性，也就是指在家行持佛法的佛教徒。其梵文音译为优婆塞或邬婆索迦。居士中又可分为六种：即归依居士、一戒居士、数戒居士、多戒居士、圆戒居士和梵行居士。
　　格聂玛，即女居士，又名“近事女”，是受皈并守护居士五戒而可居留俗家的女子，也就是指在家行持佛法的女佛教徒。其梵文音译为优婆夷或邬婆斯迦。
　　格策，即沙弥，又名“勤策男”、“劳策”、“求寂”等，是出家并守护沙弥十戒（又说为三十六戒）的僧侣。其梵文音译为室罗摩尼罗。
　　格策玛，即沙弥尼，又名“勤策女”、“求寂女”，是出家并守护沙弥十戒的出家女性或尼僧。
　　格隆，即比丘，又名“净乞食”、“乞士”，是受持《毗奈耶经》中所述二百五十三条戒律的僧侣。其梵文音译为比丘或苾刍。比丘僧在广大藏传佛教信徒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格隆玛，即比丘尼，又名“女乞善”、“乞净食女”，是具足受持三百六十四条戒律的出家女性或尼僧。她们在藏传佛教界也具有较高的威信。
　　格罗玛，即正学女或正学尼僧，是专为出家尼僧受持的介于沙弥尼戒与比丘尼戒之间的一种戒律。一般受持此戒二年后就有资格受持比丘尼戒。其梵文音译为“式叉摩那”。
　　（四）寺院中的僧职称谓
　　寺院中的僧职称谓，也就是在藏传佛教寺院组织机构中任职的各类僧官的称谓。由于藏传佛教拥有众多不同的宗派支系，各个派别都有自己的一整套僧职体制，而且各派内部又有细微差别，限于篇幅，在此就不详述了。但值得说明的是，格鲁派作为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大、影响面最广的宗派，它在寺院中建立起来的健全而完善的机构体制和僧职制度，对其它宗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且各个宗派纷纷参照推行格鲁派的寺院制度，从而使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僧职设置在大体上趋于一致。为此，在这里主要以格鲁派为例介绍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僧职称谓。
　　格鲁派大型寺院中的僧职主要有“赤巴”、“措钦夏奥”、“措钦翁则”、“措钦吉瓦”、“堪布”、“格贵”、“翁则”、“郭聂”等。
　　赤巴，即“法台”或“总法台”，其宝座设在各大寺院的大经堂内。大经堂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大宗教活动就在大经堂举行。“赤巴”，就是掌管全寺一切宗教活动或事务的负责人，在全寺主要扎仓（学院）堪布中推荐具有渊博佛学知识、德高望重的高僧来担任。如著名的“甘丹赤巴”就是继席格鲁派祖寺甘丹寺宗喀巴大师法统宝座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僧职称谓，它是藏传佛教第一赤巴。“赤巴”这一职位的任期依各个寺院的情况而各异。值得提出的是，在历史上不少寺院的赤巴由寺主活佛来兼任。比如，第一世至第五世达赖喇嘛曾任哲蚌寺赤巴；历代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常任该寺赤巴，如此等等。
　　措钦夏奥，这一僧职在各大寺院中扮演司法官的角色，负责全寺僧纪纠察工作，也就是执行寺院里规定的各项清规戒律的高级僧官。
　　措钦翁则，这一僧职可以说是寺院里的教务长，主要负责管理各大寺院大经堂内举行的各类宗教活动。比如，从经常性的诵经等宗教活动到举办大型宗教仪轨，均由“措钦翁则”来领导。由于措钦翁则时常在大经堂内领诵经文，故又俗称“领诵师”、“举腔师”等。
　　措钦吉瓦，任这一僧职的僧侣在各大寺院内充当大管家的角色，主要负责管理全寺的财物或后勤工作，堪称寺院中的后勤部长。
　　堪布，又名师傅、大师、亲教师等，梵文音译为“邬波驮那”。担任这一僧职的高僧是藏传佛教各个寺院或大型寺院中各个扎仓（学院）的权威主持人，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由于担任堪布这一僧职应具备渊博的佛学知识，因而必须是寺院或扎仓中最有学问的德高望重的高僧，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担任堪布这一僧职的僧人大都是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大德。
　　格贵，主要掌管各个寺院或扎仓僧众的名册和纪律。所以又名为纠察僧官、掌堂师。实际上，格贵是负责维持僧团清规戒律的寺院执事，历史上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的纠察僧官巡视僧纪时，常随身携带铁杖，故有“铁棒喇嘛”之俗称。格贵的职责与上述“措钦夏奥”基本相同。
　　翁则，是掌管寺院大经堂或扎仓经堂内的诵经功课和宗教仪轨的僧官称谓。由于翁则常要在法会上指导僧众诵经或亲自领诵经文，一般由熟悉各类经文且声音宏亮的僧人来担任这一僧官。翁则的职责也与上述“措钦翁则”相一致。
　　郭聂，是掌管各个寺院或扎仓中一切财物的僧官称谓。因而又被称为寺院管理员、扎仓管家。郭聂的工作性质类同于上述“措钦吉瓦”。
　　总之，藏传佛教的僧职称谓真可谓五花八门、丰富多采。了解这类称谓，对于正确认识藏传佛教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健全的组织制度，以及这些僧职在藏传佛教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便利各界人士与藏传佛教界的交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