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山禅对禅宗时弊的矫正

　　[案]此文虽是旧作，然读来仍觉意犹未尽。以古观今，感慨良多。元贤大师之语仍有其现实意义。

　　明代以来佛教各大宗派都有依附权要的风气，他们的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来源和显赫的世俗地位，也有的忙于赴忏、做法事，把佛教的修行完全的世俗化、职业化，有感于时代风气之不正，“鼓山禅”自创始人元贤以来就继承寿昌之风，力行朴实禅风。

　　首先，“鼓山禅”僧力行耕作，“为僧直要骨如钢”[1]，注重僧人操履，反对依附官吏，有百丈、寿昌遗风。

　　元贤曾“移居建安东溪荷山凡八载，火种刀耕栈绝人世，至五十六岁因谒闻谷大师于宝善，一见契投力劝出世。”[2]元贤的家风深受老师慧经影响。[3] 元贤认为，禅人应先具正法眼，门庭施设不是最重要的：“有一居士，劝师营精舍。师曰：‘日食一升，夜眠七尺，过劳信施何为？’士曰：‘建置精蓝，先佛遗制；接引来机，菩萨悲愿，何必过为高尚，而成自利之局哉？’曰：‘古人道充德立，方堪垂手。愚钝如贤，而急于接人，有自点耳。况今天下所少者，非精蓝也。为名之囮，为利之罥，润后学之贪，夷前修之化，莫此为甚。吾所以疾驰而不敢一顾者，非违前佛之制，废百丈之规，盖欲以不接接之也。”[4]

　　除此之外，元贤认为，作为“人天师范”的僧人，必须注重自己的操履，不可以贪图禄位，不可以贡高我慢：“有等禅人，言在飞龙之前，行在跛鳖之后，却谓我宗门下，只重见地，不重操履。不知青原下谓之功勋，如臣事君、如子事父，岂敢违背。” “贡高我慢者，总犹我执情深，故横起斯病，为大道之重障。今日学者专尚此习，谓之硬竫，谓之孤峻，及至遇著一点利害，则柔如绕指，全无主宰，此孔子所谓色厉内荏，乃穿窬之小人也。不知古人全不如此。”[5] 元贤抚今思昔，对僧德的每况益下深感忧虑，并把僧人地位的下降归因于僧人自身品格的下滑。[6]

　　其次，与讲究真参之精神相应，元贤明确反对执溺于“闭关”、“拜忏作疏”等法事活动。

　　时人多有闭关陋习，莲池大师也多次曾谈到闭关的事例：“吴泗洲寺僧性空，弃应院，闭关尧封山。尝寄予所发誓愿，及禀告十方等语。予嘉叹希有，俄而魔著，遂癫狂以死，予甚悼焉。揆其由，盖由乍起信心，有信无慧故也。古人心地未通，不远千里，参师访道，出一丛林，入一保社，乃至穷游遍历，曾不休息。得意之后，方于水边林下，长养圣胎耳，何得才离火宅，便入死关，有过不知，有疑莫辨，求升而反堕，又奚怪其然哉。颇有初心学人，结茅深山，孤孑独居，自谓高致，虽未必魔癫，而亦顿失利益不少，明者试一思之。”[7]

　　元贤反对闭关，极力要求弟子多外出访学参道，在山水跋涉、人世艰辛中悟得真理。[8]他叙述古时祖师的作风说：“余闻，古之学道者，博参远访，陆沉贱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百苦无不备尝，并未有晏坐一室，闭关守寂，以为学道者也。”他认为，入明以来才有所谓闭关学道的事[9]，这样的闭关，有很多弊端，他认为，倘若真要借助闭关来悟道，那么就应该“具真实心，发决定志”，不可以流于形式。[10]元贤、道霈皆是遍参诸方。道霈曾经遍参江浙名师，对其影响较大者有临济密云圆悟诸师。道霈一再称扬“遍参诸师”的重要性。[11]

　　元贤曾立规约：涌泉寺僧众中，如有“出外赴经忏者，出院（赶出寺院）”。[12]当然，对于拜忏、祈雨等法事活动，元贤也不是说一概否定。他自己就是祈雨的高僧。[13]元贤曾说：“予昔在众日每任是职，苦于无旧可因，故率多杜撰应酬，积之既久不觉成帙。”他所说的“职”，就是担当法事活动的主持者，后来他还把为做各种法事而写的疏文之类编成《禅林疏语》一书，内立五门：一、 典门；二、修因门；三、弥灾门；四、酬恩门；五、荐悼门。其自序云：“禅林之有疏语，非佛制也，亦非祖制也，但此土有僧以来，引群生以归佛海，其间表事陈情则必有藉于疏，故疏之为用其来已久。”[14]看来，他只是把这些都看做是“引群生以归佛海”的一种“方便”，因为忏可以集中体现佛教的“重礼”、“鬼神（因果报应）”、“孝道”、“国家”等观念。[1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道霈时期对于忏法更加的借重，失去了矫正时风的风格[16]（这也与道霈对天台学的重视有关，道霈自称智者大师的私淑弟子[17]）。他对于民间流行的善书与感应之类言说也十分推崇，曾作《重刻金刚经感应记序》、《太上感应篇引经注图序》等，对《太上感应篇》称赞倍至。[18] 道霈的积极融入民间社会，自有其利弊。福建自古以来就是“好巫尚鬼”之地，福建民间信仰繁盛，对佛教的世俗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鼓山佛教的世俗化是为拓展其生存空间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世俗化无疑使得佛教信仰能够有机会深入到广阔的的民间社会之中，争取更广大的民间信众。但一味的迎合，也降低了鼓山佛教自身的品格，使之成为荐亡求福的“鬼神之教”，离佛陀教法越来越远。

　　最后是慎选法嗣，绝不轻易“付法” 。

　　藕益大师在《灵峰宗论》卷五《法派称呼辩》里曾提到明代禅门中乱付法，急于求嗣，甚至以名利相诱的虚伪作风：“惟其道无足传，法无足授，不知戒律之当尊，不知绍继之正务，为师者，但贪眷属；为徒者，专附势利，遂以虚名相羁系，师资实义扫地矣，岂不痛哉！”[19]

　　倘就参学弟子而言，元贤可谓桃李满天下，但得其付法者，惟道霈一人而已，晚年方定其为法嗣，其付法谒中云“曾在寿昌桥上过，岂随流俗漫生枝。一发欲存千圣脉，此心能有几人知。”表达的就是不随流俗，为圣教培养真正的继承者的意愿。元贤此种家风，与慧经、无异一脉相承。[20]

　　道霈则积极维护宗门传法的一致性。维持法脉传承的纯一，可以说是一种“孝道观”在禅门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体现了弟子对师门应尽的责任，所以付法者应当慎重，而承法者也要自知，师徒都不可以贪于名利：“今之禅和子，稍伶俐者，少年便为无眼长老鼓惑，付以衣拂，彼亦自以为得意，又转以惑人，如此之辈，遍于闾巷。”[21]道霈还举了因为嗣法不原所自而遭报应的死心颀禅师为例。[22]

　　元贤所处的时代，禅宗乃至佛教都已经衰微，元贤“救禅补儒”，在禅风与理论方面的积极贡献，于曹洞一宗可谓功勋卓著，“盖知当今之世，少林一线之脉，不至坠地者，惟老人（元贤）是赖耳！”[23]基于元贤的巨大贡献，后人尊他为“中兴曹洞宗宗匠”，鼓山涌泉寺也因其重新成为东南一大法窟，再现辉煌气象。尽管其继承者道霈之禅学谈不上什么突出的创造，很多只是对以往禅宗理论再强调或辩正而已，但如论者所言，相对于时人，其禅学尚足称“上乘”，他也为曹洞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继元贤之后复兴曹洞的又一功臣，而鼓山涌泉寺也于此时达到了其最兴盛之局面，真可谓：“‘慧元’道大兴，法界一鼎新”，深深影响着后代禅师。

　　马海燕《鼓山禅研究》（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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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永觉和尚广录"示契宗上人》。

　　[2]道霈：《（元贤）塔志》，《为霖道霈禅师秉拂语录》。

　　[3]他记恩师的作为时感慨道：“先师粗衣粝食，躬秉耒耜，年至七十，未尝暂辍。时岁大饥，磨麦为羹，率众开田，其田今呼为吗麦羹丘。盖百丈之后，一人而已。今吾辈直草不踏，横草不拈，安坐享用。每思及此，便觉藏身无地，况敢恣意放逸，陷铁围百刑之痛哉。”（元贤：《续寱言》）。

　　[4]元贤：《续寱言》。

　　[5]元贤：《续寱言》。

　　[6]“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道。至宋绝无此事，然犹有上殿赐坐，入宫升座等事。至近代并此亦无之，僧得见天子者绝少，惟洪武间尚有数人，然止于奉和圣制，及差使外国，且有强畜发而官之者，且有和诗，用一殊字，而被杀者，待僧之礼，果安在乎？盖以僧德历代而递衰，故待僧之礼，亦历代而递降，此势之不得不然也，自此以往，愈趋愈下，法门消灭，跬步可待，岂胜痛哉。”（元贤：《续寱言》）。

　　[7]莲池：《竹窗随笔》，“僧性空”条。

　　[8]莲池大师就是力行行脚的榜样，他曾言：“予单丁行脚时，忍饥渴，冲寒暑，备历诸苦。今幸得把茆盖头，虽不识修行，而识惭愧。云水乍到，供事唯勤，己身受用，不敢过分。盖谓曾为浪子偏怜客，穷汉起家惜土如金也。今乍入缁门，便住现成庵院，事事如意，喻似富家儿不谙民间疾苦，纵才智兼人，无赖参访，而闭门自大，习成我慢，增长无明，亦所失多矣。” （《竹窗随笔·行脚》）

　　[9]当时禅林盛行闭关之风。所谓的闭关也称“掩关”，指在一定时期内，守于一室，专事坐禅习定。如临济密云圆悟在受戒次年就遵从其师幻有正传的教导，“掩关本山，以千日为期。”参见吴立民等，《禅宗宗派源流》第528页。

　　[10]“夫闭关学道，其最初一念，乃是厌动趋寂者也，只此一念，便为入道之障，况关中既不受知识钳锤，又无师友策励，痴痴守著一句话头，如抱枯桩相似，日久月深，志渐靡力渐疲，话头无味，疑情不起，忽然转生第二念了也。甚至身坐一室，百念纷飞者有之，又何贵于关哉？”（《永觉和尚广录"法语上"示某上人闭关》）。

　　[11]“汾阳历参七十余员知识，尽得诸宗家法，故一一颂出，使知曹溪之后，生机一路，日出日新，必英灵出格之士，始能一以贯之，若夫小根劣器，步步区区，各师其师，各宗其宗者，可得同日而语哉。”（道霈：《圣箭堂述古"汾阳昭禅师》）；他评论云门匡真禅师说：“云门平生，气宇如王，说法如云如雨，而垂死辞世之言，乃特叙其参访履历之功，曰忘餐侍问，立雪求知，困风霜于十七年间，涉南北于数千里外，始见心猿罢跳、意马休驰。呜呼！今日学者，未具一知半解，而辄自谓千了万当，堕增上慢者，亦可以思矣。”（道霈：《圣箭堂述古"云门匡真禅师》）

　　[12]《丛林祝白清规科仪》第65页。

　　[13]据说崇祯十六年（1643）夏，元贤在南平宝善寺的时候，值大旱三月，草木如焚，人心惶惧，有司遍叩灵祠俱不应。有当地官员孙某派人到宝善求其祈雨。元贤上堂说法，下座，即时雨若盆倾。这样的传说在元贤传记中常可以见到。

　　[14]《禅林疏语》

　　[15]参见圣凯：《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9月，第386-406页。

　　[16]但必须指出的是，道霈时期还是遵循元贤的寺规。见《丛林祝白清规科仪》第65页。

　　[17]道霈：《法华文句纂要》，台湾影印本，福建省佛教协会视听图书馆藏。

　　[18]“感应篇开章云：‘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后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二语皆如来金口亲宣也者，惑者讳涉浮图不敢道及，不知太上早已辨之为一篇纲领，世出世间诫劝之理，宁复外是。宜乎太上用之不疑，而天下古今传诵之不衰也。”（道霈：《旅泊庵稿》）

　　[19]转引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81页。

　　[20]“博山来禅师，谓余集生曰：‘宗门中事，贵在心髓相符，不在门庭相绍。若实得其人，则见知闻知，先后一揆，绝而非绝；若不得其人，则乳添水而味薄，乌三写而成马，存岂真存？故我意宁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嗣虽绝而道真，自无伤于大法。授非器者，嗣虽存而道伪，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当知所择，愚按博山之言若此，可谓真实为大法者也。今其嗣虽少，而世犹仰之，如麟如凤。视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元贤：《续寱言》）

　　[21]道霈：《为霖禅师云山法会录》

　　[22]“死心颀禅师，秦之龙城人，初得法于天圣秦和尚，晚依黄龙南禅师。南见其所得谛当，甚厚遇之，令住全之兴国开堂，遂为南之嗣。至夜梦神告曰：‘师遇恶疾，即是缘尽。’言毕而隐，阅十三白，果患大风。……颀一日谓慈曰：‘吾之所得，实在天圣和尚。晚见黄龙，道行兼重，心所敬慕，故为嗣之。岂谓半生感此恶疾，今幸偿足。……’（道霈）评曰：嗣法不原所自，而得不美之报者，宋世多矣，未见现招恶疾若颀，如此其烈者。”（道霈：《圣箭堂述古"死心颀禅师》）

　　[23]道霈：《最后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