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ION）作为一种思潮，兴起于法国而盛行于美国。这种思潮是在结构主义思潮发展过程中繁衍出来的。德里达是公认的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德里达攻击的目标就是结构主义和西方形而上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由于“逻各斯”一词有既表示“语言”，又表示“思想”的含义，因此，自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思想与语言是一致的。德里达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语言与思想不一致。他提出“解构”这一重要术语。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有解开、分析、瓦解、消失等意思。通过解构，破坏结构主义的自足圆满结构，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世界。简言之，后结构主义认为“语义永远无法和它自身相一致，它是一个区分或衔接过程的结果，亦即符号之所以代表其自身只因为它们不是其他符号。它还是某种悬空的、受阻而未出现的东西。”符号总是重复和再生的，不直接指向客观世界，那么，这种思潮与中国禅宗美学有哪些相似点呢？

一、去分化与无分别心——超越自我

　　“去分化”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去分化”，就是反对现代主义和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分立。英国社会学家拉什在《后现代社会学》中指出，“如果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的话，那么，后现代化则是一个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过程。”后结构主义认为“物质／精神，主体／客体，能指／所指，面纱／真理，肉体／灵魂，本文／意义，内部／外部，描写／出场，现象／本质等等”之间不存在对立与分化。德里达把瓦解这些对立双方的词语称为BRISUEES，即“铰合字”。铰合字的作用，就是打破形而上学传统和现代主义思维中的二元分化思维。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的“去分化”，实际上是超越自我的一种途径。所谓自我，是指形而上学传统和日常生活中，把“我”从世界中分离出来。如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胡塞尔说：“我思所思”；萨特说：“我在故我思”；海德格尔说：“诗意的栖居”。这些哲学家都拈出一个存在的实体，即自我。这种自我概念有三个特点：一是实体性，把自我作为独立自存的与客体一样的东西；二是二元性，把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并且将二者对立起来；三是超验性，即认为世界存在一个超越现象的本体，如柏拉图的“理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尼采的“超人”等等。“自我”观念的形成，是二元分立思维的结果，要超越自我，必须超越二元分立思维，即要“去分化”。

　　禅宗美学是佛教文化中国化之后的美学体系。禅宗美学是生命美学，它以自己独特的美学范畴以及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宝库。例如慧能的“道由心悟”，就是禅宗美学的精髓。突出了“禅”的主体地位。所谓“禅”，是众生之本性，是众生成佛的基因。禅宗之“禅”又称为本地风光、本来面目、自见本心等等。这个“禅”不是传统禅学中的“静心思虑”之意。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指出：“本来面目乃是一个最深的内在或自我的或本来生命”，可见，禅即生命，禅宗美学即生命美学。禅宗美学作为生命美学，它的逻辑是什么呢？无分别心，就是禅宗以及禅宗美学的内在逻辑，也是与后结构主义“去分化”逻辑相似的地方。并通过无分别的逻辑超越自我，寻求本心。南禅美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慧能的“道由心悟”；第二阶段是南方禅宗提出“即心即佛”，第三阶段是马祖道一在晚年提出的“非心非佛”。这三个阶段，就是按无分别逻辑不断推进的。“即心即佛”阶段，还未完全摆脱人性与佛性、污染心与清净心的二元分别。“非心非佛”阶段，人性与佛性，污染心与清净之间就不存在区别了。所谓无分别心，就是对一切事物不加分别。禅宗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烦恼，是由于分别心在作崇。慧能提出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思想。“无念”、“无相”、“无住”则是无分别思维的结果。也是摆脱烦恼的必由之路。无分别思维，是针对世俗理性思维而言的，就像后结构主义反对二元理性思维一样，无分别思维也抵抗世俗理性思维的干扰。

　　因此，后结构主义与禅宗美学在超越自我方面具有相似点：一个通过“去分化”，一个通过无分别心超越形而上学或世俗理性中的自我，把人带到自由的空间。

二、不确定与模糊语言——超越语言

　　后结构主义代表作家德里达在《弗洛伊德与书写的意味》中指出：“本文没有确定性……一切都始于再生产，一切都已经存在：本文储藏着一个永不露面的意义，对它的确定总是被延搁下来，被后来补充上来的替代物所重构。”由此可见，后结构主义对待“本文”的态度是：“本文”是不确定的。本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同一关系。意义永远不出场，任何执着著于语言与本文的确定性的人，都将彻底失望。“本文”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海德格尔的神话，那么，“本文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则是德里达的信条。正因为本文不指向现实世界，也不包含任何外在意义，所以，本文是一个自我关联的符号运动过程。禅宗美学大师不像后结构主义那样进行长篇大论的分析，但他们照样也具有存破除语言障的主张。同样一句话，在禅师口里念出是对的，而学徒重复这句话却又变成错误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牵涉到心性本体与语言的关系问题。禅宗认为，心性本体是脱离语言的。“说似一物即不中”、“开口即错”都表明这个意思。仰山慧寂禅师悟道前，去见沩山灵佑，问他：“如何西来意”，沩山回答：“大好灯笼”。仰山说：“莫只这个便是么？”沩山说：“这个是么？”仰山回答：“这个是大好灯笼。”沩山说：“果然不识。”沩山训斥仰山不识本体，断定他没有开悟，就是因为他执着于语言上。沩山的语言“大好灯笼”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语言可以表达心性本体，所以，许多禅师给学徒讲经布道，开头一句便是“莫记吾言”……因为他的话不确定。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用禅师活法美学思想来印证。活法美学思想是指心对“言”的超越与心对“法”的突破。“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破除语言障，“非法非非法”，破除法障。显然，活法美学思想是关于心与法、心与言的审美关系的思想，活法即心法。临济义玄说：“法者是心法，心法无形。”黄龙死心道：“尔诸人要参禅么？”，“禅不在册子上。”他担心学徒被“确定性”所欺骗，于是强调禅不在语言本身。有人问保福殊禅师，“如何是禅？”禅师答曰：“秋风临古渡，落日不堪闻”。以“蝉”代“禅”，人不知，又说“不问这个蝉”，而问“祖师禅”，禅师又说：“南华塔外松荫里，饮露吟风又更多。”仍是禅、蝉不分。目的在于启发发问者不要执泥于语言障，要实现心对“言”的超越。

三、诗的误读与诗的“悟”读——超越权威

　　后结构主义把阅读活动看成是游戏活动。德里达在《人文科学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中指出：“另一种由于再也不转向起源，它确立游戏，试图超越人和人文主义。”美国后结构主义大师哈罗德·布鲁姆也认为，任何一个本文都是由其他本文拼写成的，这种文学的“互本文性”决定了文学阅读就是误读的过程。布鲁姆把误读分为三种：一是后来的诗人对前辈诗人的误读；二是批评家对诗歌本文的误释；三是诗人对自己诗作的误解。另一位后结构主义大师德曼却从修辞角度剖析“诗的误读”。他把修辞性列为语言的根本属性，认为一切文学本文都不可避免地依靠修辞性语言，而修辞性语言则是一个本文描述另一个本文，阅读活动就是误读活动，根本不存在作者的本意。过去把小说或诗歌看成一个封闭的实体，具有明确的意义，批评家的任务是去破译它，而现在，则把诗歌及小说看成具有多元的意义，是能指词之间无穷尽的变换花样，永不可能最终固定在一个中心，一种本质的意义上，罗兰巴乐特认为，本文更美似一个没有尽头的“构成”过程。文学批评也在进行这种构成，即诗的误读过程。总之，对于后结构主义来说，阅读是本文的误读，是一场文字游戏。因为“没有终极就为表意活动的游戏开辟了无限境地。”即解构权威，进入游戏状态。禅师对待话头的态度也类似于后结构主义的游戏。他们可以蔑视佛祖，如德山大师骂达唐是老臊胡，释伽是干屎橛，文殊是担屎汉。僧问：“如何是佛？”师曰：“贼是人做。”叫你丈二摸不着边。禅师喜欢用离奇古怪的语言表达佛性，如“张公饮酒李公醉”，“面南看北斗”，“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桥从人上过，桥流水不流”等等。正如日本禅师铃木大拙指出的：“禅者不但喜用粗鄙的言句，往往十分亵渎，且在似乎没有绝对必要的时候，诉诸不属陈规老套或‘最最卑俗的语言’，禅宗不承认权威，不迷信经书与佛祖，以游戏去参话头，以游戏看人生，即将人生审美化。这使我想起席勒的一句名言：人只在游戏中才充分是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活法美学，也就是心对“言”的游戏。

四、平面化与平常心——超越玄想

　　“平面化”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实也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特征。我认为，结构主义及形而上学的深度模式，是由二元分立思维造成的。所谓深度，就是确信一切现象之后还有一个本体：原始的“神仙”，中世纪的“上帝”，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萨特的“存在”，尼采的“超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荣格的“原型”……所谓平面，就是看一个现象，不去追究它的本体，而是寻找现象的关系，深度模式是封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模式，平面模式则是开放的解构主义的模式。因此，平面不是真正的平面，而是相对深度的平面，是多种关系呈现的平面。深度也不是真正的深度，而是虚假的深度，玄想的深度，因为它被人为地从多元世界中抽象出来。例如，艺术与生活本来混合在一起，而超功利的审美观念却把艺术与生活的多种密切联系割裂开来。

　　后结构主义认为，世界无绝对起点与预先目标，宇宙常变不可知，多样可能，无等级差别，是一个多元呈现的世界，结构主义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则相反：世界有绝对起点与预先目标，宇宙按理性设计过去与未来，作有序的圆周运动，全知全能，但有一种必然性。通过比较，后结构主义所依据的宇宙观是没有深度的平面，没有理性分割，合乎事物本来面目。还有的学者指出，现代主义是时间深度模式，后结构主义是空间平面模式，我认为，深度模式与平面模式的差异，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差异，而且是抽象解释与直观体验的差异，美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有段论述：“后现代主义作品恰恰是不可以解释的，例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虽然也是很广阔的画面，也像《尤利西斯》一样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但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毋宁说是一种经验，你并不需要解释它，而应该去体验。”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写过一本书叫《反对解释》，她主张我们不需要解释文学，而是去体验文学。

　　禅宗美学作为生命美学，似乎是很高深莫测的美学体系。其实禅宗美学简单得很，只要你具备一颗平常心，就能把握“禅”的真谛与美的本质。禅宗洪州宗代表人物马祖道一关于“平常心是道”的命题，不仅发挥了六祖慧能的“道由心悟”的思想，而且突出表现了禅宗任性自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重视从日常生活中参禅悟道，获得解脱，这是禅宗与传统佛教及其他宗教的主要区别。马祖道一到底是怎样阐述“平常心”的呢？他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于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可见，马祖道一所说的“平常心”，是无分别、无对立的绝对直观体验，这一体验与日常生活具有共生性，是日常生活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玄想与深度。相对二元分立思维的深度模式，禅宗的“平常心”，其实是对深度模式的消解，对日常生活进行体验的平面模式。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种不求功利的平常心就是审美态度；“平常心是道”中的“道”，即是所谓的“禅”，而“禅”本质上是一种审美体验和生命体验，是生命意义的当下感悟，它与抽象玄想无缘。

　　综上所述，后结构主义与禅宗美学在超越自我、超越语言、超越权威、超越玄想等四个方面存在相似点。这相似点的形成，是必然的还是巧合的呢？笔者认为是必然的。首先，两者都是非理性的，反对二元对立的；其次，世界本来是多元的、无序的；再次，人类生活与思维具有相通点。那么，两者有没有不同点呢？回答是肯定的。限于篇幅，笔者此处略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