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祖达磨至六祖慧能，禅宗一直是单传；六祖以后，才出现五宗七家的繁荣局面。五宗是指属于南岳系的沩仰宗、临济宗，属于青原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外加临济门下的黄龙、杨歧二派，共成七家。入宋以后，随着佛教的整体运势由盛而衰，宗门里，除了临济门下的圆悟、宗杲等少数人有盛唐之气之外，其他禅门大德的气象已大不如从前。
也许是根性变钝的缘故，众生对法的执着越来越深固。比如，闻说禅非坐卧，便干脆不坐禅、不习定了；闻说禅非关文字，便索性连经也不读、教也不看了；闻说参话头是入禅之妙道，便终日抱着话头，极尽思维之揣度，想找个答案；闻说静坐默照是修禅的捷径，便终日如枯木一般坐在禅堂里，沉溺于百物不思的空境，大吹休去歇去。殊不知坐与非坐、文字与非文字、参话头与观心等等，都是方便之谈，为的是帮助学人解粘去缚，真正地做到无住生心。若心无粘滞，坐禅习定、诵经看教、参公案、观念头，乃至治生产业、颠沛流离，何处不是修禅？何处不能见性？由于错把方便当作实法来会，这样一样，禅门中的一切方便教法，本是为了剿绝修行人的分别执着，现在本身却成了最大的执着对象，以至于禅宗的“原旨精神”渐渐地湮没无闻了。
入宋以后，宗门中确实出现过以大慧宗杲为代表的“看话禅”和以天童正觉为代表的“默照禅”两大流派，给一时找不着入禅之门的禅修者们提供了不少的方便，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渐衰落的禅宗打了一剂强心针，但是，却未能从整体上挽回宗门的颓势。何以故？当年，宗杲、正觉二位禅德，本为了克服修行人在“直指”之下犹不能顿悟见性、犹不肯直下承担的弱点，才提倡“看话禅”和“默照禅”，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期方便、应病与药的考虑，何曾把参话头和默照当作实法来会？自是后代禅人不明禅理，舍本逐末，偏偏把参话头和默照当成了禅本身或者说禅宗的全部。
对话头禅和默照禅这两种用功方法的不到位的理解和执着，加上对“佛法妙理非关文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等祖语的片面追求，致使宋以后禅宗在流布的过程中步入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一是轻视文字经教。禅宗初兴之时，确实标榜过“佛法妙理非关文字”之类的话，但是，主要是针对盛唐时期教界普遍沉迷于对经教的研究、忽视了真修实证这一现象而痛下针砭的。在当时出家人对经教普遍都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提倡打破文字相、专务实修，可以起到纠偏救弊的作用。但是，宋以后，僧团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会昌法难之后，大量经文被毁，出家人当中，受过良好经教训练的人远不如隋唐时那么普遍。此时，借口“不立文字”，拒绝对经教的系统学习，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不少参禅之士，由于缺乏深厚的经教作基础，连禅宗的基本精神都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修禅，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是误把在禅堂里静坐默照、参话头当作了禅宗的全部，从而导致禅宗的“原旨精神”被掩盖了。静坐默照和参话头确实是宋以后禅门用功的两个主要方法，但是，它们并不代表禅宗的全部。禅宗的真正精神是基于自性般若之上的圆解圆行，即立足于般若，对自性的觉悟，以及立足于自性，在日用中起用，其特征就是六祖所说的“三无”（即无相、无念、无住）和一行三昧，也就是即烦恼而证菩提、即生死而证涅槃、即世间而证解脱。所谓圆解，就是不立一法，不废一法，不离中道；所谓圆行，就是打破世出世间、在家出家的分别，以一切处一切时为道场，不避生死，不畏烦恼，随缘自在。宋以后，不少参禅之士由于不明教理，不懂得禅宗的真精神，终日坐在禅堂里，默然观照，或者抱着个话头，极尽思维之能事，以为这个便是真实的做功夫。象这样的参禅，能得受用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逃出“枯木众”之数。需要不断地有人悟道证道是禅宗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最内在的前提和保证。禅宗最重视师资印证和法脉的承传，原因也在于此。一旦修行证果的人少了，禅宗的衰落便是必然之势。宋以后，禅门里虽然不乏龙象之材，但是比起盛唐时的群星灿耀，不可同日而语。这应当说是禅宗衰落的原因之二。
三、当上述两种现象成为禅宗的主流的时候，一度对世俗人士、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产生过强烈吸引力的禅宗，便逐渐失去了昔日那种活泼泼的精神气象，慢慢地被一种死气沈沈的暮霭云天所笼罩，其直接后果就是，禅宗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大众，完全变成了一种仅限于禅堂里的神秘活动。对世俗人而言，禅完全是一种陌生的为少数出家人所独有的东西，其本原的深厚的生活化和大众化的气息已荡然无存。应该说，这是禅宗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三。
轻视文字经教，使禅宗失去了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教理之基；偏离了禅宗的原旨、悟道证果的人减少，使禅宗失去了得以自我繁衍和壮大的内在的生殖能力；脱离了生活和大众，使禅宗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导致禅宗净化人心、和谐社会的社会价值无从实现。这样一来，禅宗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蜕变成了一种无灵魂、无热力的躯壳。在这种情况下，欲使禅宗象宋以前那样风行于天下，又何可得焉？！
我们知道，禅宗兴盛之前经由了从初祖到六祖的六代单传，而后风靡天下。那么，当年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禅宗，从偏隅之地很快传遍于大江南北呢？从这里，也许我们可找到复兴禅宗的一些启示。外在的因缘我们暂且不考虑，因为内因才是最根本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禅宗的内在精神，换言之，我们应当首先恢复或者说回到禅宗的原旨精神上面来。我曾经提出过“要回到六祖那儿去”，其出发点就在于此。
当然，如实地恢复禅宗的原旨精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如通过对禅宗的历史、宗派、人物，乃至著作等等，进行反省和研究，都可以切入到禅宗的原旨精神。但是，我觉得，对普通信众而言，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认真地研读禅宗六代祖师的传灯法本。如果我们把从初祖达磨到六祖慧能这一段时期的禅法比作树干的话，那么六祖以后的五宗七家就好比树枝。树枝再繁茂、树冠再硕大，也是离不开树干的。
基于这种考虑，河北禅学研究所的明尧、明洁二位居士，受我之托，特地花了数月的时间，将禅宗六代祖师的传灯法本，一共十六篇，搜集在一起，并作了精严的校勘和标点，同时，为了方便读者，他们还就法本中的一些比较难懂的字词、典故作了简单明了的注解。我相信，这个法本对广大禅学爱好者，准确地把握禅宗的原旨精神，会带来不小的方便或帮助。这个法本，无论是就资料的收集、文本的校勘还是就注解而言，都是值得广大读者读诵、珍藏的可信赖的版本。
特为此序，以为推介。

2004年8月5日于赵州柏林禅寺


（《禅宗六代祖师传灯法本》一书已由河北禅学研究所推出，河北佛协与柏林禅寺流通处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