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瑜伽学
　　瑜伽(Yoga)，意译相应。其义甚多，总起来说，不过三种相应，即一、境相应：谓一切境无颠倒性，不相违性，能随顺性，趣究竟性，与正理、教、行、果相应，故名瑜伽。二、行相应：谓一切行更相顺故，合正理故，顺正教故，趣正果故，说名瑜伽。三、果相应：谓一切果更相顺故，合正理故，顺正教故，称正因故，说名瑜伽。(注28)瑜伽是重定慧的，故三种相应中多取“行相应”，亦即多重“止(?amatha)观(vipa?yanā)”观行次第，修此观行次第的人，被称之为“瑜伽师”(Yogin)；瑜伽师依观行所行境界之阶位，名为瑜伽师地。瑜伽学之集大者，当是弥勒菩萨(Maitreya)，关于弥勒其人，瑜伽唯识学系传说是继释尊之后成佛的补处菩萨，(注29)无著在《显扬》造论缘起之“归敬颂”中说：
　　“……稽首次敬大慈尊，将绍种智法王位。无依世间所归趣，宣说瑜伽师地者。昔我无著从彼闻，今当错综地中要。……”(注30)
　　由此看来，无著之师——弥勒，乃是承释尊而后出世之弥勒佛，无著并说是亲自从其听闻《瑜伽师地论》的。关于弥勒其人，到底是未来佛之弥勒？还是印度历史中人物？笔者还是倾向于后者，此处不加辨别，惟待来日。传弥勒有“五论”，然多有误传，其间最可靠者是《瑜伽·本地分》。纵观其学，其思想根源当是“大乘唯心系”佛教，于法相上又旁涉“阿毗达磨佛教”(如心、心所、色、无为等)；但同时又摄取“大乘般若系”佛教之空性(?ūnyatā)思想，以般若波罗蜜多(praj?ā-pāramita)为瑜伽胜行。(注31)以此来组建瑜伽学，从而建构三乘修学之体系，也可以看出瑜伽学在思想上要较中观学宏博。其修行之特色重在止(?amatha)观(vipa?yanā)，亦即定慧，也就是以心一境性之空相应为定，论议抉择为慧，定慧一体是与《阿含》相应的，体现了早期原始佛教的思想特色。故笔者认为：瑜伽学之兴，乃是以“大乘唯心系”佛教为基，而对“阿毗达磨佛教”及“大乘空性系”佛教所作的调适。
　　瑜伽学对“大乘空性系”佛教思想的统一，则是以“大乘唯心系”佛教之“认识论”来说明一切事物的真相，这还是属于“业力说”的范畴。从《瑜伽师地论》(Yogacāra-bhūmi)之《本地分》(Bhūmimaula；Bhūmimula)来看，瑜伽学继承的思想(从原始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主要有三：(一)业力说(异熟阿赖耶识)；(二)种子(bīja)说(习气说)；(三)认识论(以六识论立说，以意识为主导)。以此来说明一切法空无有我，是因为“识”之造作，而有习气(vāsanā)；由此习气而有异熟阿赖耶识(ālaya-vij?āna)感三界染法，从而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心识”之作用，这样便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及初期大乘佛教的思想作了统一，也为后来“唯识学”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瑜伽师地论》被中国佛教学者称之为“一本十支”中的“本”，足见其在整个瑜伽唯识学中所占有的地位。在无著的诸多著作中，即是依此论而编制，如《大乘庄严经论》即是对《菩萨地》的抉择，《显扬圣教论》即是对整部《瑜伽》的通论，《六门教授习定论颂》亦是对《修所成地》等的抉择；其他如世亲的著作《百法明门论》也说是自“《本地分》中略录名数”。由此可见《瑜伽》一论对整个瑜伽唯识学的影响。现将有关“瑜伽学”之文献列之如次：
　　1、《本地分》，凡五十卷，弥勒说，唐·玄奘(600～664 A.D.)译于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646～648 A.D.)。(见《泰录》、《开元录》)即百卷本《瑜伽师地论》之一到五十卷。载《大正藏》册30，NO.1579。
　　2、《摄抉择分》，凡三十卷，无著撰，唐·玄奘译，即《瑜伽》卷五十一到八十之内容。
　　3、《摄释分》，凡二卷，无著撰，唐·玄奘译，即《瑜伽》卷八十一到八十二之内容。
　　4、《摄异门分》，凡二卷，无著撰，唐·玄奘译，即《瑜伽》卷八十三到八十四之内容。
　　5、《摄事分》，凡十六卷，无著撰，唐·玄奘译，即《瑜伽》卷八十五到一百之内容。
　　按：关于《瑜伽师地论》之作者，汉藏所传均有不同。汉传认为是弥勒所作，而藏传则认为是无著所撰，近现代海内外学者都多有主张是无著撰这一说法，(注32)印顺法师依宇井伯寿的说法而认为在定中是可以听自己所修“本尊”说法的，故《瑜伽师地论》是可以归属于弥勒所作，但同时又认为《本地分》是弥勒作，其余四分可视为是无著对《本地分》的注释。(注33)据笔者对《瑜伽》一论的考察，认为《本地分》可视为最原始的文献，其余四分是逐渐编辑而成的，“十七地”的次第，似乎在《瑜伽》以前就已存在，《本地分》不过是依之而编录。如《显扬》说：“地义者，略有五地，谓资粮地、方便地、见地、修地、究竟地。又广分别有十七地，谓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注34)除五地、十七地之外，还有所谓的十地，这不过是属五地中“修地”的内容。由此可见，“十七地”之编次，乃是就学修过程而说的，前十二地是大小乘通学的；声闻、独觉、菩萨三地，是依种姓的决定而发心不同所显出的差别相；后二地是三乘所证之果，亦是大小共通的。再通观《瑜伽》全论，发现《本地分》在思想上较其余四分原始，更能符合瑜伽唯识学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演变之事实。然而后四分到底为何人所撰，我们所知道的名字就只有二个，即弥勒和无著，故在典籍归属上一般都是在二者之间徘徊。在未得到十分确切的考证之前，笔者还是主张将前五十卷归于弥勒撰，后五十卷归于无著撰。就是将后五十卷归于无著，这也并不是说就没有了问题，如就“恶取空”一说，《菩萨地》的说法就有针对“般若学”者(指初期大乘中与大乘唯心系并立的学系，并非是指后来的“中观学派”)的意味，(注35)而《摄抉择分》(卷七五)所批判的“恶取空”者却有后来护法(Dharmapāla)批判清辩(Bhavaviveka；Bhavya)的倾向，(注36)其时间差距又是如此之大！再者，属《本地分》之《菩萨地》的最后一品——《发正菩提心品》，在整个《菩萨地》中显得十分孤立，与整地内容并不匹配，况且勘《菩萨地》的两个异译本也没有此《发正菩提心品》，可见是在流传过程中才加入的。由此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见的百卷本《瑜伽》已是经过不断的修订而成，故作者的归属也只能是根据传承而归于弥勒或无著。
　　6、《菩萨地持经》，凡八卷或十卷，北凉·昙无谶译。(见《祐录》)勘同《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之《菩萨地》。(见《开元录》)载《大正藏》册30，NO.1581。
　　7、《菩萨善戒经》，凡九卷，刘宋·求那跋摩(Gun?avarman；367～431A.D.)译，载《大正藏》册30，NO.1582。
　　8、《菩萨善戒经》，凡一卷，刘宋·求那跋摩译，载《大正藏》册30，NO.1583。
　　按：此中8原为7的第一卷，是《优波离问受戒法》，属菩萨受戒法仪轨及四重八轻等戒制，故后来别为单卷流通。(见《开元录》)
　　9、《决定藏论》，凡三卷，梁·真谛(Paramārtha；499～569 A.D.)译，(见《开元录》)初题“失译”，(见《大周录》)今勘乃是唐译百卷《瑜伽师地论·摄决择分》中的前四卷，亦即五十一到五十四卷。载《大正藏》册30，NO.1584。
　　10、《王法正理论》，凡一卷，弥勒造，唐·玄奘译于贞观二十三年(649 A.D.)，(见《泰录》、《开元录》)今勘乃是《瑜伽师地论·摄决择分》中第六十一卷同文。载《大正藏》册31，NO.1615。
　　按：唐·不空于天宝十二年到大历九年间(753～774A.D.)，译出《佛为优填王说王法政论经》一卷，内容与奘译《王法正理论》大同。
　　11、《瑜伽师地论释》，凡一卷，最胜子(Jinaputra)撰，唐·玄奘译于永徽元年(650 A.D.)。(见《泰录》、《开元录》)载《大正藏》册30，NO.1580。
　　12、《百法明门论》(Mahāyāna-?atadharma-prakā?amukha-?āstra)，凡一卷，唐·玄奘译于贞观二十二年(648 A.D.)，后题首有“大乘”二字。(见《泰录》、《开元录》)载《大正藏》册31，NO.1614。
　　13、《大乘庄严经论》(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凡十三卷，无著撰，唐·波罗颇蜜多罗译于贞观四年至七年(630～633A.D.)，又名《大乘庄严论》。(见《泰录》、《开元录》)载《大正藏》册31，NO.1604。
　　14、《显扬圣教论颂》，凡一卷，唐·玄奘译于贞观十九年(645 A.D.)，原题为《显扬论颂本》，依《图记》改。(见《静泰录》、《开元录》)载《大正藏》册31，NO.1603。
　　15、《显扬圣教论》(Prakaran?āryavācā-?āstra)，凡二十卷，无著撰，唐玄奘译于贞观十九年至二十年(645～646 A.D.)。(见《静泰录》、《开元录》)载《大正藏》册31，NO.1602。
　　16、《三无性论》(Try-asvabhāva-prakaran?a)，凡一卷或二卷，失撰者名，陈·真谛译。(见《法经录》)载《大正藏》册31，NO.1617。
　　17、《辩中边论颂》(Madhyānta-vibhāga-kārikā)，凡一卷，弥勒撰，唐·玄奘译，(见《内典录》)载《大正藏》册31，NO.1601。
　　18、《中边分别论》，凡三卷，天亲(Vasubandhu)撰，陈·真谛译。(见《法经录》)载《大正藏》册31，NO.1599。
　　19、《辩中边论》(Madhyānta-vibhāga-t?īkā)，凡三卷，世亲(Vasubandhu)撰，唐·玄奘译于龙朔元年(661 A.D.)，勘同真谛译《中边分别论》。(见《静泰录》、《开元录》)载《大正藏》册31，NO.1600。
　　20、《十八空论》(As?t?āda?a-?ūnyatā-?āstra)，凡一卷，失撰者名，旧题龙树撰，误，陈·真谛译。(见《仁寿录》)载《大正藏》册31，NO.1616。
　　注:
　　(注28)参见唐·释道伦《瑜伽师地论记》卷一，纸4右到7左，(南京)金陵刻经处，1922年刻本
　　(注29)参见《大唐西域记》(校点本)卷七说：“昔者如来在王舍城(Rājagr?ha)鹫峰山告诸苾刍：‘当来之世，此赡部洲土地平正，人寿八万岁，有婆罗门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当舍出家，成正觉，广为众生三会说法。其济度者，皆我遗法植福众生也。其于三宝说法之中，度我遗法之徒，然后乃化同缘善友。’是时慈氏菩萨闻佛此说，从座起，白佛言：‘愿我作彼慈氏世尊。’如来告曰：‘如汝所言，当证此果。如上所说，皆汝教化之仪也。’”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册13，页705，(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年10月初版)近现代学术界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作了种种解说。(参见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页110—117，(台北)正闻出版社，1993年4月5版)
　　(注30)《显扬圣教论》卷一，《大正藏》册31，页408中
　　(注31)《显扬圣教论》卷一七，如说：“依止三摩钵底发起般若波罗蜜多，瑜伽胜行，即此正慧，能到彼岸，是大菩提最胜方便。”《大正藏》册31，页563中
　　(注32)详细可参见裤谷宪昭《瑜伽行派的文献》，李世杰译，蓝吉富主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67”，《唯识思想》第二章，页75—87，(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8月初版
　　(注33)参见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页241—247，(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2月修订1版
　　(注34)《显扬圣教论》卷一二，《大正藏》册31，页536下
　　(注35)参见《瑜伽师地论》卷三六，《大正藏》册30，页488中—489上
　　(注36)如《摄决择分》说：“复次，于大乘中或有一类恶取空故，作如是言：‘由世俗故，一切皆有；由胜义故，一切皆无。’应告彼言：‘长老！何者世俗？何者胜义？’如是问已，彼若答言：‘若一切法，皆无自性，是名胜义；若于诸法，无自性中，自性可得，是名世俗。何以故？无所有中建立世俗，假设名言而起说故。’应告彼曰：‘汝何所欲名言世俗为从因有自性可得？为唯名言世俗说有？若名言世俗从因有者，名言世俗从因而生而非是有，不应道理。若唯名言世俗说有，名言世俗无事而有，不应道理。’又应告言：‘长老！何缘诸可得者此无自性如是？’问已，彼若答言：‘颠倒事故。’复应告言：‘汝何所欲此颠倒事为有为无？若言有者，说一切法由胜义故皆无自性，不应道理。若言无者，颠倒事故，诸可得者此无自性，不应道理。’”(《瑜伽师地论》卷七五，《大正藏》册30，页713中)此实是清辩与护法就三自性中“依他起自性”之有无所起的诤论，关于清辩的观点，可参阅台湾曹志成先生《清辨对瑜伽行派的三性思想之批判的探讨——试以〈般若灯论〉第二十五章有关唯识学的附录部分为解释线索》文的介绍。(载《东方宗教研究》新3期，页59—76，1993年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