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的“灭其史”，也就是灭掉它的文化。你釜底抽薪地把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改掉了，它自己的人民连自己国家的文字都不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不知道，还会认同它吗？而一个不认同本国文化、本国文字和本国历史的人，你让他爱国，他爱得起来吗？

我们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心里面，一天到晚想的都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文化，你说一定要让他爱国，有的时候是很难为他的，他没有认同感啊！所以爱国的基础是建立在对于本国文化的认同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讲是对本国历史的认同，对于历史的认同也就是对于文化的认同。

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吧，不是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要保卫汉语的纯洁性吗？当然，我觉得我们汉语虽然有问题，但还不至于到土耳其那样的状况，也不至于像韩国。韩国，还有朝鲜，它们自己的民族情绪很高，所以就废除汉字，不让用汉字，害得现在韩国和朝鲜的年轻人读不了古代的文献，这不就是割断历史吗？所以九十年代的时候，韩国发生了一次包括朝野各界的激烈讨论，就是讨论汉字的问题。汉字是不是应该保留？是不是应该在小学、中学里教孩子们认汉字？其实，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

土耳其一心要挤入欧洲，成功了吗？没有。实际上，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没有把土耳其看成一个西方国家。土耳其大概是在1952年成为了北约的一个成员，后来它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能够挤进去。而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许多欧洲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原来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就被欧盟吸收了。可土耳其努力了几十年，人家还是没有接纳它。

实际上，土耳其成了一个“人格”撕裂的国家。它形式上要走向西方，内心却又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人格”的撕裂。

这种情况在中国有没有呢？其实也有。我常常讲，中国近代许多人的人格是双重性的。刚才我提到的吴虞，他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他批判传统的文化、儒家思想，是批判得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个人的性格有两重性，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的日记（已经出版了），从他的日记里就能看到，他实际上一方面要反叛，要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内心又觉得很空虚，打倒孔家店以后怎么办？要找到东西来填补啊。完全用西方的文化来填补，他又觉得接受不了。怎么办呢？信佛吧。所以他在书斋里面布置了一个小佛堂。这当然还只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矛盾，虽然批判传统文化，但他自己还要讨小老婆；虽然批判国家的专制、家长的专制，但他的女儿要自由恋爱，要结婚，不行！必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矛盾啊！

再拿鲁迅来讲吧，他是近代的一面旗帜，是对传统批判得最激烈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内心也一样啊，中国传统的孝道，他还是非常遵守的。所以他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出资刻了《百喻经》。

又比如，胡适先生可以说是先进的吧，但他就娶了一个小脚女人做他的老婆！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违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人实际上都有两面性。

土耳其实际上也是这样，表面上是彻底西化，内心其实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底蕴，所以不行啊。但当它想回到亚洲时，亚洲这边的人也害怕啊。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土耳其要回来，却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集体谴责。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把它看成是亵渎了神的国家，坚决拒绝它。所以把它弄得里外不是人，很可怜。这就像《庄子》里“邯郸学步”的寓言说的那样，学了半年回来，那边的没学好，自己原来走路的方法也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