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在近代社会中由于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人一度以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观取代了儒家思想，致使儒学只在海外得以零星保存和发展。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学的价值观又得到重新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儒学人文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仁”、“恕”观念与全球伦理中的“金规则”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

。

一、近代儒学所遭遇的挫折

　20世纪下半叶，作为文化中国中具有活力的知识话语――儒学复兴，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现象。它清楚地表明：悠久的传统能够历尽劫难而复兴。

　　鸦片战争（1839年）以降，西方以强势凌驾中国，儒家的历史自此不断遭遇挫折和失败。过去的150年见证了儒家传统复兴的无数次努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轴心文明之一，人们自然期待儒家思想能够卓有成效地应付来自西方的挑战。毕竟，儒家传统因其实用智慧、官僚管理能力、处事技巧及工具理性而享有盛名，它应该能够顺理成章地学好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挡外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儒教中国确实抵挡住了西方列强的侵袭。尽管孙中山痛陈中国已沦入半殖民地的境地，给人的印象要比印度和其他亚非殖民地更糟，但是中国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殖民化。

　当然，也不可否认，从19世纪中期开始，儒家的历史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儒家的官僚没能吸收西方的军事长技，以至于海防失陷。儒家的变法者欲以西方近代的宪政制度改变中国官僚体制的努力也归于流产，致使中国没能转化成为近代化国家。然而，在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演变中还出现了最重要的事情，即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头脑刻意选择了拒斥儒家人文主义，以为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这便是产生于“五四运动”（1919年）那代人中的彻底地反偶像崇拜思想，它的极端性发展遂促成了普遍的反孔风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不遗余力地反“国粹”的运动中，军阀和士大夫倒是携起手来鼓吹儒家，欲图以之为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威意识形态。袁世凯公然宣布要以儒家思想和仪轨恢复帝制，俾自己可以龙袍加身。不意此举更加刺激了变法者和革命者，促使他们对儒家的所有教导皆群起而攻之。

　面对西方列强在军事和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儒教中国（满清王朝）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这使得中国人滋生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在因启蒙而进入现代化的西方面前，中国儒家的生活方式已显得完全落伍了。由于其疆域防务不断被摧毁、其行政管理能力不断被削弱，儒教中国的命运近乎就要寿终正寝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欲图复兴，则不得不寻求一全新的指导思想。回顾当时的情形，中国似乎就要解体，中国人即将沦为世界新秩序中的被奴役民族，这些灼人的恐惧感可能都被夸大了。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特别是在那些感受过北美、西欧、日本工业社会巨大发展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里，中国的落后和衰败都是再明显不过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欲从最基础上做起，彻底改变中国的现状：他们欲图更新那些曾孕育了中国人心灵习性的核心价值观。这种雄心壮志的第一步就是反孔，它的深意更多地是体现在政治而不是文化方面，因为，导致中国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滥用儒家思想以满足他们非法的权力欲望的军阀和士大夫。随着反对偶像崇拜的变法者和革命者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他们终于又认识到军事和制度的变革必依赖于思想意识的根本性改变，即必须使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脱离儒家重权威、重驯服、重等级制、重社会地位及重男轻女的思想窠臼。他们对儒家思维模式进行了全面地批判，其意图在于动用一切可资开掘的文化资源，在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危机中重建中华民族复兴的持久战略。

　　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批评那些矢志“救国”的人，说他们以“救亡”压倒了“启蒙”。 “救国”和吸收启蒙精神不应该成为两种相互对立的精神资源。20世纪初期，许多思想家都认为“救国”与“启蒙”是二者必选其一的难题。这样就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当时那种极为复杂的知识氛围中，仍然有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不矛盾的，而且启蒙对于救亡是必须的。当然，为了急切地解决现实问题，西化人士希望将西方的办法直接引入解决中国的危难局势，为中国寻找到一条最便捷的富强之路，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但这种实用主义的结果则是：那些构成西方近代文明动力的启蒙思想，诸如自由、人权、法律、个人尊严等观念反而被中国思想家忽视了。事实上，“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努力最后便集中到了科学和民主两个方面，以为它们就是拯救中国、促其走向现代化的不二法门。这个结果表明，中国人寻求救国捷径的功利主义动机占了上风。

　　实际上，科学与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富强的两个最实用的工具。科学被视为工业化中有用的技术，民主则被认为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工具。可以想见，西化论者通过各种通俗的作品将科学描述成救国的必要条件，科学万能演变成了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民主则为浪漫主义情调的民众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其形式在196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20世纪初期，体现自由与人权的启蒙思想在知识最丰富、思路最清晰的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还等不到10年的时间，这些启蒙思想的词语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人的危机感加剧，其强烈的程度远甚于西方列强过去给中国的刺激。中国与日本地缘接近而且文化遗产相同，日本为什么能够称霸亚洲？这个严酷的事实说明了什么？“救亡”已经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让他们坐立不安。寻求富强之路已成为中国知识界火烧眉毛的议题。

　　在这个背景之下，“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将儒学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文化障碍。对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就是西化；要西化就必须克服禁锢中国人思想、使其不能吸收现代西方高级文明的文化惰性。因此，“救国”就意味着摧毁――尽管不是完全消灭――儒学的遗产。这样的逻辑推论成为了当时好几代接受过最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使他们一直致力于从心灵深处荡涤儒家习性（如重权威、重驯服、重等级、重地位、重男轻女等）。

　　但是，紧接“五四运动”之后，一个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小圈子却站出来了，他们反对当时的主流思潮，主张以复兴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来回应西方的挑战。梁漱溟在反对儒家传统中许多不合时宜的仪轨的前提下，在中国的地方社会尝试着实践儒家的“治国”理想。冯友兰则将美国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与宋明新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相结合以构建新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张君劢在批判权威主义的同时也在儒家思想中发掘着制度性民主的根源。熊十力在改造大乘佛学，特别是在唯识学的基础上，重建了与《易经》精神相契合的形上学。这些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努力使儒家话语在“全盘西化”中别开生面。

二、当代新儒学的复苏

　　1949年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彻底改变了那里知识分子的面貌。尽管人们在某些场合（在历史学、哲学和文献研究方面）仍然能够听到谈论儒家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它的本土化后的毛泽东思想制导下，所有的思想流派又归于一统。相反，儒家思想则在文化中国的其他地方寻求新的滋生地，这些新的滋生地主要是台湾和香港。在香港成立了新亚书院，在台湾则以东海大学为基地，那里的知识分子又开始运作如何弘扬儒家思想的活力。尽管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地欲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接轨，但是儒家价值观的活力却显示出了相对的独立性，它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外形成了新的价值体系，在香港、台湾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这些海外华人社会是指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北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聚居区。如果说儒家话语的复兴见诸于除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所有地方，那或许有些夸大，但是说这个传统的思想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方具有普遍性地复兴前景，却并非不实之词。至少，儒学传统作为界定中国人特性的标准在文化中国的其他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人们普遍地承认，中国人在自我反思中重新发现的儒家人文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实际上，儒家思想在韩国、日本、最近甚至在越南，都被激发出了新的活力。

　　儒家价值复兴中最令人鼓舞的信号是，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展现出了对儒家思想的新鲜感和浓烈兴趣。1985年我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儒家哲学课程，当时听课的大学生很激动；当然，在他们的情绪中主要是疑惑多于嘲笑。当然，像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系的学生是要研读儒家思想的，但那也只是将其视为历史上的一个思想流派来学习，并未将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他们当时是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甚至对于涉及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事实也很无知。当我将儒家思想解释成一个理解中国问题的仍然活着的传统时并以之为理解世界秩序的深厚灵性资源时，学生们都深感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