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孔子的中庸思想及其处世原则 |
 
中庸亦被称为中行、中道,它源自于上古的尚中思想,经孔子成为儒家思想重要思想概念,至《中庸》已经形成一套精细完备的思想体系。中庸思想要求人们以礼和义为原则,在待人处事等方面时时处处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但真正能做到中庸之道的人少之又少,在得不到中行者相交时,我们也绝对不能像乡愿之流那样无原则的生活,至少要如狂者和狷者那样有原则的处世。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何把握过与不及的尺度,孔子并没有明说。他只是告诉我们中庸是至德,能达到的人很少。他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中庸到底具有怎样的涵义? 一、中庸本义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第二十九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这里,孔子视中庸为最高的道德,并感叹这一至德在人群中已久久不见了。孔子揭示了中庸的至德性,但是对什么是中庸存而不论,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说文》:“中,正也;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正是指恰当、妥当、合乎的意思;庸即更事,就是指经历事物。据此,可以说中庸即正确妥当的处理事情。程颐说:“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朱熹则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均见《中庸章句》)按程朱的解释,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叫做“中”;始终如一,保持经常叫做“庸”。 二、中庸的本质特征 孔子的中庸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和《中庸》这两本书中。在《论语》中中庸一词仅出现过一次,孔子对中庸思想论述得也不是很全面。战国时期,子思作《中庸》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中庸》直接提出了中庸的本质即时中。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这里的意思是:孔子说:“君子言行常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小人的言行则背离中庸之道。君子守中庸,随时能实现中庸之道,做到恰到好处;而小人违反中庸,无所畏惧而胡作非为。”孔子所说的“时中”意思是处理事情要审时度势,随时势的变化而处中,努力做到无时不中。所以朱熹在此申述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事实上,孔子处世也是以此为原则,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并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孔子本人掌握的就是时中的行为标准。“时中”是中庸的本质特征,要求人们能根据时间、空间、条件等的变化,采取相应正确合理的行为,灵活处理事情。中庸虽然讲究灵活变通性,但这种时中的灵活性是有原则的,“随时变易以从道”。如果无原则的随意变更,就会使人在行动上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这样也就成了孔子所言“小人”。如若不能把握住中庸的原则,就容易演化为小人无所顾忌的变通。因此,要把握中庸就必须弄清楚中庸的原则是什么。 三、中庸的原则 孔子中庸的原则是礼和义。孔子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而且“和”必须“以礼节之”,否则也是不行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意思是说:礼的作用,凡事都要做到恰到好处,才是可贵的。过去圣明君主治理国家,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大事小事都做到恰当。孔子还说“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就是说君子对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么干,也没规定不要怎么干,合于义的就去做。他还用礼义制约诸德。“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役。”孔子并没有明确讲中庸以礼义为原则,但荀子作了说明:“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曷为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 四、中庸之道之难行的原因 子以礼义为原则,提倡以中庸之道处世,但他自己也在《论语》中指出“民鲜能久矣。”只有尧舜和颜回被孔子赞赏过能行中庸之道也。中庸之道是很难做到的,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章)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傣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为什么中庸之道难以做到呢?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这就是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我知道了: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就像人们每天都要饮水进食,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那么舜为什么能做到中庸之道呢?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第六章)孔子说:“舜可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欢向人请教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他度量人们认识上“过”与“不及”两个极端的偏向,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五、中庸之道的运用 虽然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是难以做到,仅有尧舜和颜回达到了要求,但是他对自己、对学生都要求不断追求中庸以求实现它。在《论语·先进》篇中,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里,孔子针对子路和冉有的性格特点,对于他们提出的同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因为冉求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要给他打气,鼓励他勇敢的去做事。仲由却一个人有两个人的胆量,所以孔子要给他泼点冷水。这一例子是孔子中庸之道的具体应用,体现了孔子对中庸之道的奉行。不论孔子的回答是怎么样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获得中立不倚的人格,将中庸之道作为做人的最高标准。孔子以中庸之道教育学生,但他认为即使人们选择了此道也并没有真正掌握住,人们难以长时间的坚持此道。子曰:“人皆日:‘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阶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第七章)孔子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落入危机四伏的罗网或陷阶之中去却不知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后却连一个月时间也不能坚持。”在孔子的心目中,众弟子中只有颜回能坚守中庸之道。子曰:“回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第八章)孔子说:“颜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选择了中庸之道,得到了它的好处,就牢牢地把它放在心上,衷心信服而不再让它失去。” 中庸之道虽然难求,但人们还是应该去积极追求。中庸作为一种行为的方式,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论语·子罕》篇中,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在这段话中,孔子认为自己也没什么知识,而只是通过发现事物矛盾所在,仔细推敲矛盾的两端,再结合自己适宜的立场而解决问题。在做人方面,孔子也恪守中庸之道。他反对过与不及,而主张“执两端而用其中”,要求凡事一定要适度,要恰到好处。在《论语·先进》篇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这里,孔子评价了商与师。孔子认为师往往做事过了头,而商做事过于小心谨慎。虽然这两种表现截然相反,但都不能做到恰到好处,都不符合中庸的原则。只有将强烈的进取心和谨慎的处事风格结合,走一条中间道路,才能无往不胜。 六、中庸的处世之道 具有怎样的品格才算是真正有中庸之至德呢?在《中庸》中,通过子路问强得到了回答。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孔子认为,南方之强一味柔弱无为,以德报怨,太过宽柔,不及中庸之德。北方之强一味赴汤蹈火,死不还踵,太过刚硬,过于中庸之德。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君子所取的应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和之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时刚时柔,刚柔结合。 孔子认为能具备这种中和之强的品格的人很少,中行者难求,狂者或狷者都有不完美的一面,不合中道。孔子在得不到中行之人打交道时,只得求其次,交往狂者和狷者。因为狂者虽然“志大而言侉”,但毕竟不失为有志者,可以有所作为。如果得不到狂者,孔子就愿和狷者打交道,他们虽然无济事之志,亦无损于人。孔子最痛恨的是蝇营狗苟,无所操守的乡愿人格。子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因为乡愿的观点是生在这世上,为这世界做事,只要过得去就行。(“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孔子对这样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乡愿善于自保,你要指责他,又举不出什么大错误,要责骂却也无可责骂,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似乎忠诚老实,行为好象方正清廉,博得大家的喜欢,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但是与尧舜之道完全违背,所以说他是贼害道德的人。孔子欣赏的是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宁死不改变志向和操守的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强。在这里,孔子把中庸与乡愿作了严格的区分,中庸讲究原则,操守;而乡愿却无原则,无操守,貌似中道,而有本质的区别。乡愿圆滑处世,不肯承担责任,自然是“没有肋骨”的。他们都很听话,但是不要希求他们有任何的成绩,因为他在这世上处世只求过得来,混世而已。这种人自己处世没有原则,人云亦云,做事不求进取开拓,还要对狂者狷者品头论足,嘲笑他们不和群。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有所恶,能恶人,并且要立场坚定,爱憎鲜明,当仁不让,绝对不能人云亦云,曲意逢迎,处世必须有原则。子曰:“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君子应厌恶传播别人短处的人,厌恶身居下位而诽谤上位的人,厌恶勇敢而无礼的人,厌恶果敢而固执不通事理的人。狂者狷者虽然没有尧舜那样善执两端,但比乡愿有品格、有思想,这二者都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和执拗性。像乡愿者那样浑浑噩噩的处世行为是应被人所唾弃的,人应不断地追求以中庸之道处世,即使追求不到中庸之道,那也要像狂者狷者那样有原则的生活,而不应无原则的庸碌一生。 中庸为至德,在人群中已久久不见了。人总是处于过与不及之中,很少能做到中庸的。孔子要求的中庸之德必须具备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时刚时柔,刚柔结合的品质。人应该有原则的灵活变通,绝不能无原则的肆意妄为,更不能成为无原则无操守的乡愿之流。中庸之德虽然难求,但人们还是不应放弃对它的追求,即使求不到中庸之德,也要像狂者狷者那样有原则的生活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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