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来势凶猛，贫困和气候变化又产生叠加效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这样描述过：“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猝不及防，但又没法逃避……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4月17日——18日，联合国环保机构官员、两院院士、世界500强企业领袖等高层人物齐聚长沙橘子洲，共同探讨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合作话题。本刊特收集整理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办高级顾问杜晖贤的观点。

　　环境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可怕

　　比起当前的金融危机，其实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更值得重视，经济危机最多持续几年，而环境危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金融危机与环境恶化、特别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本次论坛提供了契机，肩负着为早日度过危机，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广开言路、更新战略的责任。

　　有人把当前危机视为松懈环保努力的借口，认为就此可以对气候变化避而不谈。要知道这样做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其实，经济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并使中国跻身主要经济大国，可经济效能相对较低却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能源消耗比美国高出300%，比日本高出700%，这对于中国经济是沉重的负担。从另一方面来说，一旦压力转化为动力，中国可持续发展、创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就会加快，经济效能就会提高，经济发展就会更加迅猛。因此，湖南在探索提高能源利用率、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改善环境状况等方面将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榜样和经验。

　　当前，资源循环再利用、废品处理、交通系统和城市建设发展规划都亟须新战略，没有哪个国家有现成的模式。因此，长株潭构筑“绿色”城市的试验具有世界性意义。如果湖南能够做到，那么全中国、全世界都可以做到。

　　（莫里斯·斯特朗，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首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是重量级的环保人士。他曾8次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在环保领域的杰出贡献。1972年，他成功筹办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将环保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到全球议事日程。随后他参与制定《地球宪章》、创立世界环保日，被尊称为“地球工作者”。2007年底，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引起了联合国高度关注，莫里斯·斯特朗先生当年率团到湖南实地考察，并建议举办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命题的国际合作高端论坛。）

　　危机解决不能忽视穷人

　　（提示）许多国家面临金融海啸，首先想到的是保护金字塔顶端的富人，这种行为会加剧金字塔底端其他三分之二人口在水火中挣扎求生的苦境。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制定危机解决方案的同时，应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危机。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案应当既能帮助穷人脱贫，又能帮助富人转变生活方式，树立资源节约意识。

　　在当今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社会不平等与生态退化的双重挑战进一步加剧。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全球震荡的震中位置，其范围波及全人类，危害贫困人口最甚。现在，大多数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还是依靠加大老旧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无视贫困，只关注扩大消费。还有许多国家面临金融海啸，首先想到的是保护金字塔顶端的富人，这种行为会加剧金字塔底端其他三分之二人口在水火中挣扎求生的苦境。

　　可以充分预见的是，尽管这些措施能够让老旧工业和基础设施延续扩展，但很快，这会加剧对地球的破坏，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供应矛盾加剧。一组数据可说明问题：

　　全世界约有60亿人口，据统计，约有超过8．5亿人口饱受营养不良、几乎或根本无法获得清洁水源、医疗设施和所有最基本能源的折磨。导致每年和饥饿直接相关的死亡人数接近900万；每年死于无可避免的贫困相关因素达180万人。当前的危机对贫困人口的毒害还会加剧，世界银行估计，从危机开始到至少2015年，每年儿童的死亡人数会增加200人到40万人不等。

　　以人为本，节约资源，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企业在考虑投资是否能带来长期盈利的同时，也应考虑是否能为公众创造福祉。比如，能源的获得及其价格是所有客户，尤其是最贫困群体最关心的。中国移动公司正在开展有关项目，即在所有运行阶段开展能源节约，使用绿色能源——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节约成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更是为了帮助最贫困或最偏远地区获得能源。除此之外，移动公司正大量投资研发移动电话新型电力替代技术和电板回收技术。中国移动大约有3亿6千万客户，这3亿6千万块电板如若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巨大的挑战；好好利用，则会转化为惊人的商机。

　　其实，企业与社会相互依存必将产生积极因素。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决策者之一彼德·德鲁克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每个社会问题和全球问题都是隐形的商机。”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许多传统市场将会经历重大变化。有的会被淘汰，有的会在一夜之间饱和甚至过剩，但那些善于分化和节约成本的总能占领一席之地。

　　通过积极加入享誉世界的光彩事业，中国企业家向世人展示了投资最贫困地区的决心，而这实际上是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三赢”。从1994年的10个先行者，发展到今天超过2万名中国企业家，他们投资逾200亿美元用于发展相关产业与基础设施，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岗位，并持续帮助更多人脱贫从而加入到和谐社会的建设队伍中来。于是，在希望、机遇、尊严之花在中华大地盛开的同时，新的市场也在孕育。

　　那些具备胆识、创造力和远见卓识的企业总能另辟蹊径，在所谓的金字塔底端发掘大约40亿人的市场，他们需要获得源源不断的基本必需品，试想一下，有1亿人口缺少清洁水源，20．6亿人口缺乏基本卫生条件、能源、住所、基本医疗条件、教育、通讯设施等。这些数字有多可观，代表挑战就有多严峻；可一旦克服挑战，回报将是巨大的。

　　橘洲论坛观点交锋

　　劳伦斯·布隆（世界经济论坛城市管理全球议程委员会主席）：就在几周前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会议上，科学家们默认现在的环境早已超过了联合国制定的IPCC报告中最糟糕的官方预测情况。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气温上升2-4摄氏度的后果并立即采取防御性措施应对洪水、干旱、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些防御性措施可以通过分配大部分预算用于自然环境的恢复和复原。事实上，环境变化只是可持续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其他问题还包括水、食物，当然还有能源挑战，它们都是这一特殊提议的核心组成部分。

　　周中枢（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国际金融危机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契机。这场危机将粗放式发展的弊端暴露无遗，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经济发展。在将泡沫挤干净之后，也使我们得以较低的成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马丁·科尔（发展中国家组织南方中心主任）：金融危机被误解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阻碍，因为经济挑战被误解为大于环境的挑战。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利用金融危机深化改革，创建环境友好型经济体制。金融危机要求政府加大支出，即“财政刺激”，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当分配到与气候相关的领域中去。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复苏、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

　　翟永平（亚洲开发银行高级能源专家）：针对当前的全球变暖，我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转向低碳发展的道路。这是一种低技术、低费用的道路。关键在于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转变，比如用骑单车代替开车，随手关灯等。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中国需要一个经济—环境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我们把这个能源战略概括为“低碳能源（低能耗、低污染能源）战略”。

　　吕学都（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国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对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节能及废弃能源的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已经批准的１８００多个CDM项目，绝大多数是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废弃能源回收利用项目。

　　霍华德·福特(全球水电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全球水电控股是一个电力生产企业，其能源来自于太空。太空能源被收集并发射回地球，被地面太阳能电池收集并转换为电力。传统的电力工业，在项目竣工前没有收益，但是我们每次发射后即可产生收益，这可以使投资回报尽早到来，并降低财务风险。

　　想象一下，在街上驾驶汽车时，没有引擎的震动噪音，也没有尾气，会是什么样子？开发一种新的洁净的能源是十分必要的，它是建立在永不会耗尽世界资源也不会污染我们星球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