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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弘一大师经忏观的当代价值(李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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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弘一大师经忏观的当代价值(李尚全)

   弘一大师经忏观的当代价值

  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  李尚全

  作为真实佛法的经忏佛事,在民国以来,受到教界和学术界的猛烈抨击,似乎是经忏佛事害了整个汉传佛教。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历史地看问题,就清朝顺治皇帝废除度牒制度,到戊戌变法运动,确实如此。但历史往前推,问题就不这么简单,经忏佛事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解决了儒家孝道观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难题,这就是慎终追远的祭祀祖先问题。“五四”运动以来,儒家的孝道观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文革”期间又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所以佛教的经忏佛事也受到了牵连,时至今日,佛教徒谈“经忏色变”,寺院做经忏佛事的合法性,受到了现代佛学院出身的出家人的普遍质疑。面对这种汉传佛教信仰现状,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弘一大师的经忏观,在当代经济社会重建汉传佛教信仰的价值所在。

  一、经忏佛事的历史源流

  1、《佛说盂兰盆经》:汉传佛教经忏的渊薮

  西晋时期伟大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翻译的《盂兰盆经》,是一部大乘佛教经典,内容主要记述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即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用天眼通看见自己的母亲堕在饿鬼道,骨瘦如柴,日夜受饥饿煎熬。目犍连看到母亲遭受如此痛苦,赶紧以钵盛饭,供养母亲,但他的母亲吃饭时,饭却化为炭火。于是,目犍连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求解救之法。释迦牟尼佛指示目犍连在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印度雨季期间,僧众结夏安居三个月结束之日),以百味饮食供养三宝,蒙圣僧的无量功德,就能解救七世父母出三恶道。目犍连依教奉行,于当日设斋供僧,果然他的母亲脱离饿鬼道,上生天界。后来,这部经典成为汉传佛教为逝世的父母及其亲人做经忏佛事,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理论源头。

  2、《慈悲道忏法》:汉传佛教经忏的合法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慈悲道忏法》,又名《六道慈忏》,简称《梁皇忏》,有经忏之王之称,是宝志禅师根据梁武帝的御旨制定的,并在天监四年(505)农历二月十五日在镇江金山寺举办“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简称“水陆法会”),由历史上著名的僧祐律师宣读仪文,[①]标志着汉传佛教经忏的合法化、规范化、制度化。

  3、《水陆仪》:汉传佛教经忏的常态化

  在南朝,以梁皇忏为代表的经忏佛事,经过周、隋之际的动乱而逐渐消沉。但在唐宋以来,日趋常态化。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3),长安法海寺的英禅法师,在山北寺重建梁皇水陆法会。宋熙宁中(1068-1077),东川杨锷祖述梁武旧仪,撰成《水陆仪》,盛行于四川。元丰七年(1096),镇江金山寺佛印禅师,大张旗鼓地做经忏佛事,闻名遐迩。元佑八年(1173),苏轼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撰水陆法赞16篇,称之为“眉山水陆”。 绍圣三年(1096),宗赜法师删补详定诸家所集梁皇忏文,完成《水陆仪文》4卷,普劝四众,依法崇修。南宋乾道九年(1173),四明人史浩巡礼镇江金山寺后,羡慕金山寺水陆斋法,回到宁波以后,施田百亩,在四明东湖月波山上建春夏秋冬四时水陆道场,并亲自撰集疏辞仪文。孝宗皇帝听说后,特地敕书“水陆无碍道场”的寺额。月波山附近有尊教寺,师徒道俗3000人,施财置田,遵循月波山四时普度之法,同时礼请志磐续成《水陆新仪》4卷。元代延祐三年(1316),朝廷设水陆大会于镇江金山寺,四

  川华严学者痴庵祖觉住眉州中岩寺,尝修《水陆斋仪》行世。明洪武元年至五年(1368—1372 ),

  相继于南京蒋山设水陆法会,使汉传佛教经忏佛事常态化[②]

  4、《水陆仪轨会本》:晚清民国以来的通用版本

  晚清民国以来,汉传佛教通用的经忏佛事仪轨,是在明末高僧祩宏法师依照志盘法师的“新仪”(南水陆),稍微修改之后的《水陆修斋仪轨》6卷的基础上,由清朝道光时期的高僧仪润法师详述成《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仪轨会本》6卷,成为流传至今的通用版本,称为《水陆仪轨会本》,共4册,成为晚清民国以来的通用版本。其后咫观法师又对祩宏水陆仪轨详细增补论述,集成《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9卷,略称《鸡园水陆通论》,此外又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轮宝忏》10卷,都是目前水陆经忏所采用的重要参考版本。

  二、经忏佛事的历史价值

  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经忏佛事在汉传佛教的传播史上,具有以下两种历史价值:

  1、经忏佛事是修正佛法的无价之宝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根本教义。经忏佛事是这种根本教义的生活化,是对过去所造罪业的淡化,是对现在行为的及时反省,是对将来归宿感的责任,是发愿修行的具体表现,是修习止观的重要法门,是成佛的必由之路。

  历代高僧,都重视经忏修法,把忏悔罪过作为修正佛法的基石,如果基石不牢固,只是埋头钻研教理,就会堕落到迷教的泥潭不能自拔,成为空头理论家。为了摆脱纯理论式的学术佛教,据《唐高僧传·兴福篇》的记载,早在刘宋时代,就有“药师行事”的经忏佛事流行,萧齐竟陵王萧子良撰《净住子净行法门》,梁代有《大通方广忏》、《六根大忏》、《六道慈忏》(即《梁皇忏》)。又据《广弘明集》记载,在梁陈之际,经忏佛事勃兴,流行的忏法有《涅槃忏》、《六根忏》、《般

  若忏》、《金刚忏》、《法华忏》、《金光明忏》,等等。尤其是陈隋之际的的天台宗智者大师,把经

  忏佛事作为修习止观的重要方法,使从印度、中亚传播来的相似佛法,[③] 变成了活生生的真实佛

  法,诸如《请观音忏法》、《金光明忏法》、《方等三昧行法》、《法华三昧忏仪》、《金光明三昧行法》等修止观方法,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唐朝的荆溪湛然法师,把智者大师通过做经忏佛事而修止观的方法,在《补助仪》里进一步程序化、系统化,既是:①严净道场;②净身;③)三业(身、口、意)供养;④奉请三宝;⑤赞叹三宝;⑥礼拜;⑦忏海;⑧行道旋绕;⑨诵经;⑩坐禅正观实相。

  宋朝以来的天台宗宗师,更加注重通过做经忏佛事来修止观的方法。在湛然法师制定的做经忏佛事的程序上,又衍生出了多种经忏法门,如宋朝遵式撰写的《往生净土忏愿仪》、《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宋朝知礼撰写的《大悲忏法》;明朝智旭撰写的《地藏忏》等;清朝所撰写的各种忏法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天台宗制定忏仪的主要目的,是藉礼敬、赞叹、忏悔以安定

  心思,然后从诵经、坐禅两方面正观实相,如是周而复始的修行,以达到证悟。但是后世只注重

  礼拜、忏悔,而废止了诵经与坐禅,是舍本而逐未,完全丧失了天台宗止观的要旨”[④]。

  2、经忏佛事是佛教中国化的金子桥梁

  钱穆和梁漱溟都坚持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孝的文化”[⑤]。孝的观念,彭林认为,

  发轫于虞、夏、殷商时期,到了西周时期,“孝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行为,而是人人必须具备

  的美德”[⑥]。孔子在春秋时期,把孝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作《孝经》。汉代的太学,把《孝

  经》和《论语》作为公共课的教科书,提倡以孝治国,以后的历朝历代皇帝,都大力提倡孝道,使孝道成为中国人做人的根本,是全社会最为高尚的美德。

  佛教在汉魏西晋崇尚孝道的社会背景下传入中国,必然要和儒家的孝道结为联盟,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安世高在后汉翻译出了《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竺法护在西晋翻译出了《佛说盂兰盆经》,促使佛教孝道观在汉晋社会发轫。据赵军华的研究,儒家孝道观是一种亲情回报的理论,其基本内涵是子女对父母的①孝养、孝敬;②孝顺、孝谏;③孝思、孝继;④孝丧、孝祭。[⑦]其中的④与佛教孝道观最为密切,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根据,笔者称之为“黄金桥梁”。换句话说,竺法护翻译的《佛说盂兰盆经》,是沟通中亚大乘佛教和中国儒家的“黄金桥梁”。

  在《论语》里,记载了孔子和学生樊迟的一段思想交流,如下: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生,事之以礼”,孔子有详尽的论述,是其仁学的主轴。但孔子是一位人本主义学者,对“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论述,就相对薄弱一些,再加上春秋以来,战乱不断,礼坏乐崩,儒家对父母死后,如何“慎终追远”的问题,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但随着佛教的传入,尤其是竺法护把《盂兰盆经》的译出,对父母乃至亲人的丧祭之礼,诸如“梁皇忏法会”、“三时系念法事”、“放焰口”、“放蒙山”等佛教丧葬之礼,就越来越完备,越来越发达,满足了汉传佛教信徒的孝心理需求,把儒家孝道与佛教经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年(2010)8月24日,是农历七月十五,是佛教结束结夏安居的“佛欢喜日”,也是目犍连通过经忏佛事法会救母的日子;这一天,笔者正在兰州度暑假,晚上8点多种到街上散步,只见马路两边,到处是祭祀祖先的烧纸钱火堆、火灰,这虽然完全偏离了佛教“盂兰盆法会”仪轨,也没有佛教信仰味道,纯粹是民间祭祀祖先活动,称之为“鬼日”,但其来源是竺法护在西晋译出的《盂兰盆经》,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佛教信仰的草根化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说明佛教的经忏佛事法会,并没有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人们生活的世俗化而过时,恰恰相反,人们对“慎终追远”的祭祀祖先的经忏佛事的需求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生活越好,人们思念祖先的心愿越难以满足,只能通过经忏佛事来满足传统的孝道观,从而搭起寺院与社会沟通的黄金桥梁。

  三、弘一大师经忏观的当代价值

  弘一大师,出家前,即现代中国著名艺术家李叔同(1880-1942),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河东,祖籍山西洪洞,因生母为浙江平湖人,所以自称浙江平湖人,以纪念其先母。精通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出家后,成为中兴南山律宗的一代宗师,曾在温州修行过12个年头。徐祖光在《弘一大师在温州二三事》一文里说:

  温州城内,有些贫苦的老婆婆,每日穿街走巷,挨家挨户做“针对头发”的小生意,以极低微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有一天,就是这样一位贫苦老婆婆,她带着多年积蓄起来的两个银元,来到庆福寺为她过世的父母做“功德”以表达她一片孝顺之心,追思之意。弘一大师在关房中得悉后,为她的虔诚深为感动。在大师看来,贫苦老婆婆的两个银元,其心意与价值是远远超过达官显贵的两百个银元,因此,这回他打破贯例,上殿参加法事,并亲自敲提钟、鼓为这位婆婆超荐

  祈福,据说鼓声敲得锵锵有力,非常动听。此是弘一大师对待贫民的另一番态度,当时在白鹿城

  佛教界一时传为佳话。[⑧]

  弘一大师的这种为贫民超荐祈福的随缘经忏佛事观,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当代价值:

  1、树立大乘佛教慈悲为怀的形象,抵制汉传佛教的世俗化

  自从清朝顺治皇帝废除度牒制度以后,汉传佛教僧尼数量一天天地暴涨起来,据王广西的研

  究,汉传佛教在清初为118907人,而到清朝灭亡时激增到80万人,比清初大约增加了4.7倍[⑨]。

  由于僧尼人口的增长,为了解决寺院的吃饭问题,经忏佛事就不得不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差点断送了汉传佛教的前程,在此关键时刻,太虚大师振臂高呼人间佛教,弘一大师亲自为贫民老婆婆做经忏佛事,殊途同归,都在抵制汉传佛教的世俗化倾向,维护大乘佛教慈悲为怀的形象。

  2、把经忏佛事导入修正佛法的轨道,抵制汉传佛教经典诠释的学术化

  弘一大师出家以后,除了书法以外,放弃所有世俗学问,以就教言教的信仰规范,钻研南山律宗典籍,认为温州城里的老婆婆用唯一能拿出的2块银元来做经忏佛事,符合大乘佛教慈悲为怀的教义,所以亲自走出关房,成就老婆婆祭祀祖先的孝道。弘一大师的这种以法为师的经忏佛事观,是对当前以赚钱为目的经忏佛事观的最好矫正,是把做经忏佛事与诵经修行合二为一的典范,从而使当代学僧走出学术化的“信仰泡沫”,步入通过经忏佛事的方法而深入经藏的正确轨道。

  3、高举以戒为师的旗帜,抵制汉传佛教经忏佛事的“妖魔化”

  今天人们谈经忏佛事色变的主要原因,是民国以来出身佛学院的新僧伽,采取过激的护教言论和行动,把经忏佛事“妖魔化”了,以严重损伤僧尼基本功的巨大代价,换取社会新潮流好感的微薄代价,再加上当代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冲击,大陆汉传佛教僧尼朝着“弃本”(不做经忏佛事)、“逐末”(追求名利)的歧途发展。弘一大师以一代律宗宗师的身份,亲自为一位贫民老婆婆做经忏佛事,就昭示我们,做经忏佛事要在高举以戒为师的旗帜下,才能做得如法如律,才能获得自利利他的双赢。

  四、结语

  弘一大师的随缘经忏佛事观,是建立在以戒为师和以法为师的佛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是对汉传佛教经忏佛事的历史价值的传承,是对中国传统孝道的张扬广大,是抵制汉传佛教世俗化、被妖魔化的利器,是寺院道风建设的具体内容,理应大力提倡,重塑当代汉传佛教的大乘佛教形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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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夏金华:《中国佛教的制度与仪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93—94页。

  [②] 请参阅夏金华:《中国佛教的制度与仪轨》第94—97页;紫竹林中:《重要法会》,http://zizhulinzhong. blog.tianya.cn;无名氏:《详解水陆法会》,http://www.zynews.com/news/2010-08/09/content_743053_6.htm

  [③] 本文所说的相似佛法,指的是各种大小、性相、显密经典。

  [④] 醍醐灌顶:《佛教常识》,http://www.null/home/_39372178

  [⑤] 王岳川:《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肖群忠、王才、肖波主编:《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64页。

  [⑥] 彭林:《中国孝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肖群忠、王才、肖波主编:《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第97页。

  [⑦] 赵军华:《论中国传统孝德及现代继承》,肖群忠、王才、肖波主编:《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第114—116页。

  [⑧] 戈悟觉主编:《弘一大师温州踪迹》,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97页。

  [⑨] 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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