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第十二章 北宋的佛教 第二节 宋代的译经事业

　　宋高太宗于太平兴国元年(西元九七六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翌年，使改东京的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立开先殿，以奉太祖的御容，作为先帝香火的大寺。这座开封龙兴寺，本在后周世宗废佛之际，已改为政府的仓库，至此又被复兴起来。

　　当时，西陲的陕西及甘肃，已归宋朝的版图，和西域之间的交通，也打开了。因此，于阗及高昌的沙门，到了宋地。又有沧州沙门道圆，远适印度，往返历十八年，回国时，向皇帝进献了带归的佛舍利，以及贝叶梵经。于是，为了向天竺求法的事业，皇帝下诏，募集了沙门行勤等百五十七人，各赐盘缠后，派遣出国。又致书西域诸国，请求协助求法事业的顺利完成。趁此机会，即有西印度的沙门，可智、法见、真理等三人来到中国；接着又有西印度沙门，弥罗等十四人来朝；中印度的法天三藏，译出了《圣无量寿经七佛赞》，由河中府的梵学沙门法进，执笔缀文，王龟从为之润文。根据王龟从之上表，宋太宗晓得了这件译事，法天进宫，太宗赐了他紫衣方袍。法进向太宗进言，请法天三藏进行佛典的翻译事业，也受到了许可。在此之际，另有天息灾及施护两位三藏来华，着手译经事业。

　　因此，太宗诏令中使郑守均，在东京太平兴国寺之西，建立译经院，院之中央为译经堂，东厢为润文堂，西厢为证义堂。太平兴国七年六月，译经院落成，诏外国沙门天息灾等诸三藏居之，命其各自译出带来的梵本经典一部。此时，由精通梵学的法进、常谨、清治等，负责笔受与缀文，另由参加译场的俗官，担任润文及监护之职。当时的天息灾，说出了「译经仪式」，翻译事业定为国家的公费。这种由国家主持的译经事业，自从唐德宗以来，已被中绝了二百年，至此始形恢复。

　　在这作为宋代国家事业来经营的译经院中，所译出的梵典，有天息灾的《圣佛母经》、法天的《吉祥持世经》、施护的《如来庄严经》各一卷，均编入《大藏经》中，开版流通。此后，在禁中渐次译出的梵本经典，则于每年的圣节，将这些新译的佛典，进献皇帝，一律编入《大藏经》，予以流通。

　　宋代的译经事业，自太宗与真宗时代，继续到仁宗之世。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西元一○一五年)，杨亿及惟净等，作了《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一卷，即是新译经典的目录，共续编则有惟净等于宋仁宗景佑四年(西元一○三七年)提出的《景佑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和这相前后的，又有《天竺字源》、《新译经音义》十七卷等辞书的完成。宋仁宗天圣五年(西元一○二七年)的《天圣释教总录》三卷，则为包含了唐《开元录》、《贞元录》以及宋代新译大藏经典的钦定《大藏经》总目录。

　　宋代译经院的翻经事业，极具规模，从印度或西域带着梵本来华的僧人八十位；去印度求取梵本者百三十八人；在译经道场参与笔受及润文工作的梵学僧人，达七十九位；新译出的经典，凡六百卷之多。在此以国库公费支持下所办的组织完备的译业，其梵文原本，大多是密教的经典，也就是印度佛教接近终局之世的东西；有的则为以前已有译本的重译、拾遗及补足，故对革新中国佛教而言，几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