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嘉陵：做个喜悦的人-念处今论  七、以“苦谛”为核心的原始佛教（4）

　　　　过去的修行人，修行的目的是“渡忧悲苦恼海”，也就是苦恼的止息。这个修行的是很实在的。小的苦恼有小的苦恼的止息，大的苦恼有大的苦恼的止息。无论大小，修行人只要有一个直心，至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至今日，修行的目的已是五花八门，又是“成佛”，又是“证果”的。令人兴奋不已。但今日学佛的人又有几个人证果了呢？更不要说成佛了。如此的现象，无疑地说明了佛教是衰落了。但在衰落的同时，佛法的研究者与修行人，是不是该检讨自己的见解与态度，看看有没有基本上的缺失与偏差呢？还是只是附和传统。人云亦云地作学究式地感叹，说这一切只是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呢？

　　我敢肯定地说，凡是抱着这一种把一切佛教衰落现象都归于“末法时代”见解的人，就是没有“正见”，未如实了解所谓缘起法则的真义！佛说末法时代，并不意味着真有一个“时代”叫末法时代：一旦到了那一个时代，就“鸡也不生蛋了”似地，修地忽然变得比登天还难了。是因为一个时代的修行人普遍地在修行见解上有偏差，修行方法上有错误，所以才把这一个时代叫作“末法时代”。并不是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故修行人才有偏差！以为真有“末法时代”，故修行人不当也不敢在佛法上有所证悟者，真是说佛为佛迷，说生死为生死迷，说末法时代为末法时代迷的大痴人！还在此“兢兢业业”地以为自己是老实的修行人，护持如来家业！我敢说就是因为有这种人，我们的时代才被称作“末法时代”！对不对？

　　修行者不求成佛，不求证果，但求自己及众生苦恼的止息。若苦恼尚未止息，则当自我反省，看看是不是见解上或方法上有所偏差而改进之。不知改进而仅是一味地怪“时代”不好，以为自己“生不逢辰”，这种人是毁法者而不是护法者，更不要说什么菩萨道或负荷如来家业了。

　　我本章主要是在指出目前学佛人修行态度上的一个通病——离开问题谈解脱。中国人谈玄说理的本事，举世无匹。始于魏晋南北朝，至宋明而达到颠峰。说是说得高妙，谈是谈得圆满，但一旦离开人生现实的问题而自成一体系或一学派，就成了纯为思想而思想的“玄学”了。以佛法观之，此是“执著”，不是解脱；虽然“谈的”是解脱。我以为整个中国文化近代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知识分子受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把思想及文化抽离于现实人生而单独存在了。其结果是文化丧失了“自省力”，也失去了“自我调节力”去适应内外环境的变迁，结果中国人近百年来所经历过的痛苦是不可言喻的……我以为站在佛法四圣谛的观点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唯有在痛定思痛之余，诚实地作文化反思的努力，找出那些是“病因”，进而用方法去改正之，化解之。否则这个文化仍然有病，过去的苦痛仍有可能再来。

　　我今天讨论的重点是佛法，而不是中国文化近代思想史，故我们没有必要用太多篇幅来谈中国文化的问题。但我要请读者诸君留意的，是“文化”同样是缘起的，是和其他人类活动互依而互动的。所谓佛教文化，是无法自外于其他人类文化而单独存在的。中国文化已和佛教文化相结合而共同发展了一千多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人及中国人的思想，而中国人更是佛教文化近千年来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故如果近代中国文化中有什么“质”上的问题，它也一样必定会影响到中国的佛教文化。而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能找到的一些“通病”，也很有可能可在近代中国的佛法修行人身上，找到类似的痕迹。平心而论，我以为离开人间的苦痛而谈解脱、开悟，乃至“到另一个地方去”，就是这一个整个近代中国文化之病，在其佛教文化面上的表现。清末民初的儒家能诗能文，高谈心性，但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故被人讥为“腐儒”。作为一个现代的佛法修行人及佛教文化的传承者，我们如果仍没有自我检讨及反省的能力，看出近代佛教文化中已有的缺失及基本态度上的偏差而改正之，我们将只是佛教史上的笑柄罢了！再谈什么“菩萨道”，只是使来者笑得更厉害罢了！菩萨不为佛缚，不为法缚，不为僧缚，智慧深广如海，一定有充分的文化意识而能见到当时的文化之病，一定有慈悲心及方便善巧力，而能向修行人指出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执著”，什么是个人的“执著”，而令修行人智慧增长，帮助自己或他人解决人生中的问题。历代的大菩萨皆是如此，圣龙树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他的论述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及震撼力的，其目的是“破邪见”，指出当时佛法修行人普遍在思想及见解上的谬误。指出他人的谬误并不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但历代的菩萨皆如此，本着直心，宁威不假。这种能看穿时代弊病的智慧及愿为时代眼目之慈悲，又岂是为时代所缚，为传统所缚的苦恼众生所能臆测的。